|
岭南治理中的南阳色彩 南越国的灭亡和郡县制的推行,打破了中原与岭南之间的政治壁垒,使两地在政治上连为一体。邻近岭南或位于通往岭南交通路线节点的中原各地,与岭南的政治文化交流尤为密切,两者之间相互影响,形成极为特殊的地域联系。其中,河南南阳地区最为典型。据统计,两汉时期岭南各郡县官吏,以南阳出身者居多,约占总任职人数的五分之一,他们为两汉时期的岭南治理和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任延,南阳宛人,曾辗转长安求学,历任陇西、会稽,后转任岭南九真郡太守。当时“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种姓,夫妇之道”。任延到任后,“教其耕嫁、制为冠履,初设媒聘,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因此被誉为岭南华风之始。任延等人的努力极大改善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文化风貌,促使越人汉化和文教水平迅速提高,不少越人因文才出众而步入仕途。如李进“代贾琮为交趾刺史,奏请依中州例贡士。其后阮琴以茂才,仕至司隶校尉,交趾人材,得与中州同选,寔自进始”(《粤大记·献征类·李进》)。 这种现象与南阳地区特殊的历史和地理因素有关。首先,两汉时期中原与岭南的交通以水路为主,而南阳正是中原通往岭南水路路线的起点。南阳北通洛阳,西经武关道可达长安,处于两汉都城与岭南之间的枢纽位置。从南阳出发,一路溯沔水南下,顺湘水、耒水逾骑田岭,走洭水或秦水可至岭南经济政治中心番禺;另一路逾越城岭经漓水,可抵岭南西部重镇苍梧,再沿西江向东行至番禺。两条路线一东一西,贯穿岭南全境,位于两端的南阳郡和番禺成为当时南北呼应的“一都会”。 其次,汉武帝攻灭南越后,将侯国制度与内徙民族安置政策结合,对部分南越降人实施封爵内徙,南阳及其周边的襄阳等地正是汉武帝大规模安置南越降人的区域。据史料记载,汉武帝先后将安道侯揭阳定、随桃侯赵光、湘城侯监居翁和涉都侯喜等人安置在南阳及附近地区。其后裔繁衍生息达数百年,家族逐渐壮大,直到东汉三国时期依然有大量越人聚集于此。如北迁骆越人后裔梅敷兄弟三人,部曲万余家,成为盘踞南阳一带的强力豪族(《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地理交通上的便利位置和大量北迁越人在此聚居,使得南阳与岭南的关系极为密切。可以想见,在长时间的交往过程中,南阳官民逐渐熟知南越文化及风俗习惯,并积累了一定的统治和交往经验。因此,南阳出身的士人任职和治理岭南具有较大优势。另一方面,越人举族内徙,深入汉文化腹地,在保留了一定原生文化习惯的同时,接受汉文化的长期熏染,形成了融汉越一体的文化背景,因此他们的后人成为治理岭南的合适人选。如湘城侯监居翁,原为南越桂林监,公元前111年谕使瓯骆民四十万归降。监居翁一族居南阳五十余载,公元前54年,其后人益昌被汉政府任命为九真太守。值得注意的是,益昌返回岭南后,将大量岭南越人贩往中原为奴,这似乎从侧面反映了北迁南阳越人与岭南越人之间的微妙关系。 南越国“和集百越”的统治政策使岭南形成了较为稳定成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促使汉武帝攻灭南越后,虽然在形式上恢复了中央对岭南地区的统治,但仍然允许越人在其部族内部实行自治。这使得岭南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呈现出越汉分明的地域特征。经过长时间的民族融合与交流,“汉越分治”的统治策略逐渐废止,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岭南的汉化趋于成熟;而中原南阳地区因其特殊的历史地理因素,在两汉对岭南的开发治理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