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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间,属于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在中国主要表现为春秋战国时期孔子、老子等思想家的出现及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我们现在发现,要研究中华文化根脉与儒学本源,除了重视“轴心时代”人类精神的超越突破,还应追溯探究漫长积累的“前轴心时代”——文、武、周公时期。 文、武、周公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唐代大家韩愈在《原道》中提出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关于儒家道的传授系统,亦即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道统说”。文、武、周公作为其中重要环节,不但承上,而且启下。陈来指出:“没有周公和西周文化养育的文化气质,孔子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是论甚谛。 近年清华大学收藏的 “清华简”,多为儒家《诗》、《书》经史类文献及其相关内容,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以极高的历史和文献价值受到海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并成为国际“显学”。目前清华大学公布的四辑整理报告,涉及周初历史尤其文王、武王、周公的篇章格外引人注目。这些篇章有的可与今本比读,有的属于千年佚失而今又复见,有的则于传世文献中前所未见。韩愈提出儒家道统中之“文、武、周公”对中华文明形塑的贡献和影响甚伟,这已成为学界共识。在儒学长期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历史背景下,系统研究文、武、周公,有助于探寻中华传统文化根脉的形成和特质。而基于清华简有关历史内容及其思想文化内涵对文、武、周公受命、称王、诗作、占梦等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有助于揭示中华民族文化机理及其文明进程。 文王、武王重要史事考索 文王受命、称王及所受为何命,是历代学者聚讼不已的历史难题。“清华简”中涉及文王史事的主要篇目有《保训》和《程寤》。前者是文王告诫太子发的遗训,简文载文王纪年 “惟王五十年”、“用受大命”,而 《尚书·无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这与文王是否受命称王的问题关系密切。后者也记载了文王告诫太子发的内容,简文载 “惟王元祀正月既生魄”、“受商命于皇上帝”,也与文王受命称王问题有关。《保训》、《程寤》载有不同的文王纪年,在论定文王生前称王问题上增添新证。文王受命与称王,似具有不同的含义,需在不同文本语境中具体辨析。 武王在位时间较短,其间有无受命、称王,前人探究不多。“清华简”之《金縢》、《保训》、《程寤》、《耆夜》诸篇在武王克商、武王崩年、武王戡黎、文武受命、武王纪年、武王作诗等方面提供了不少新史料。《耆夜》记载“武王八年”戡黎,可是传世文献都说是文王、西伯戡黎。究竟是“文王戡黎”还是“武王戡黎”,西伯是专称抑或泛称,值得探究。《耆夜》又记载了武王致毕公 《乐乐旨酒》、致周公《輶乘》两首诗,为武王的诗作研究提供了新材料。这些诗作究竟是武王所作还是后人史事比附、托古拟作?我们认为,古人赋诗虽有托古拟作、史事比附的情况,但不排除“清华简”书手或史官实录的可能。“清华简”中的诗作可视为战国楚地史官或儒士抄录下来的关于武王、周公、成王的珍贵逸诗。由于时地变迁、人为抄改,有的流传下来,如《唐风·蟋蟀》;有些没有流传下来,如武王、成王的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