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媵婚是春秋时期诸侯婚姻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相关记载屡见于《春秋》经传。其中《公羊传》庄公十九年的记载最为详细具体：“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姪娣从。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诸侯一聘九女，诸侯不再娶。”《左传》成公八年谓，“凡诸侯之嫁女，同姓媵之，异姓则否。”即诸侯国中，甲国娶于乙国时，乙国需以所嫁女子之侄女或妹妹陪嫁，同时与乙国同姓的两个诸侯国需遣女及该女之侄、妹陪嫁，如此，诸侯一次娶九人，而后不再婚娶。由于《公羊传》在汉代位列诸经之首，这种说法遂成为春秋时期诸侯媵婚制度的主流观点，并广为流布。事实上，通过对传世文献相关记载及出土青铜器铭文的考证就会发现，《春秋》经传中上述记载的真实性值得怀疑。 “异姓不媵”缺乏有力佐证 从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来看，“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同姓媵之，异姓则否”在春秋时期未必被严格遵守。《春秋》经传涉及诸侯娶妻而别国来媵的记载共计三事：其一，《左传》庄公十九年，“（鲁）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据考证，此乃陈侯娶卫女为夫人，这次婚娶仅鲁国一国来媵。其二，《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晋将嫁女于吴，齐侯使析归父媵之”，该记载中唯有齐国一国媵之。其三，成公九年，伯姬出嫁宋共公，卫、晋、齐三国先后遣女往媵。 以上三则记载中，媵者或一国，或三国，皆不符合“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的说法。而鲁、卫、晋皆为姬姓，齐为姜姓，“晋嫁女”、“鲁伯姬嫁宋”皆有异姓诸侯国齐国来媵，亦与“诸侯嫁女，同姓媵之，异姓则否”的要求相悖。对此，有人以“《春秋》经传有常事不书的传统，或因此三事均不合媵婚礼制，故记之，合礼之事概皆略过”进行疏解，但这种解释难以彻底释疑，因为即便传世文献的记载不能令人完全信服，但出土青铜器中专为媵婚而铸造的媵器，其铭文体现的信息也与《春秋》经传相关记载不甚相符。 据统计，目前已发现的媵器中， 一器铭一女者多见， 一器铭多女者尚未发现，铭二女之器有少许出土。但兼铭两女的铭文记载及学者的相关解读却并不支持《公羊传》的说法。如“许子妆簠”是许国为纪念许楚联姻而铸造的陪嫁铜器，其上铭文：“许子妆择其吉金用铸其簠，用媵孟姜、秦嬴。”郭沫若认为，“殆许与秦同时嫁女，或许嫡秦为媵，或秦嫡许为媵，故铸器以分媵之”。即许国之女孟姜与嬴秦之女同嫁于楚国，可能是许女为正妻，秦女为媵妾，也可能是秦女为正妻，许女为媵妾。换言之，这里的两女乃一妻一媵，与《公羊传》一妻两媵共三人的记载出入较大。“同姓媵之，异姓则否”的说法也与出土资料有所出入。“樊君鬲”铭曰：“樊君作叔嬴嬭（芈）媵器宝鬲。”即樊女叔嬴与芈姓之女二者共嫁一夫，樊君为庆祝联姻的实现而制作了这件宝鬲作为陪嫁之物。李学勤认为叔嬴嬭（芈）并非一人，而是两位女子，一为叔嬴，一为嬭，后者即芈，兼媵两女并非同姓。 “诸侯不再娶”与史实不符 “诸侯一聘九女，诸侯不再娶”的说法也缺乏普遍性证据。春秋诸侯配偶确有达九女者，《左传》僖公十七年谓：“齐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内嬖如夫人者六人。”但据此认定春秋时期诸侯“一聘九女”是普遍现象则未免失之武断，因为这与当时通行的婚姻制度和男女性别比例存在矛盾。 春秋时期诸侯通行等级内婚制，已成学界共识，考之史实亦然。据《春秋会要》统计，鲁桓、庄、僖、文、宣、成六君分别娶文、哀、声、出、穆、齐六姜，故有“齐鲁世姻”之说。这种婚制在《诗经》中亦有体现，如《陈风·衡门》云：“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取妻，必齐之姜？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取妻，必宋之子？”可见当时等级内婚的观念已根深蒂固，即便借“食鱼”来颂诗讽喻，也未必能改变这一客观事实。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诸侯阶层内适婚女性数量是否能够满足“一聘九女”，是值得深究的。男女性别比例就其自然规律而言，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从一个较大的地理范围与较长的时间段观察，新生婴儿男女性别比约等于105∶100，在自然状态下男性略多于女性应是人口性别比例的常态。加之先秦时期重男轻女的性别观和生育观日甚一日，西周、春秋时期生男生女已有“床地”、“裳裼”、“璋瓦”之别，进入战国时期，乃至出现“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韩非子·六反》）的极端事例。这种生育文化很可能进一步加大总人口性别比例的失衡。因此，春秋诸侯虽然可能有一聘九女的礼制要求，但在具体的婚姻实践上，受制于等级内婚制度与男女性别比例的客观规律，很难普遍执行。 诸侯“不得再娶”的规定也与史实出入较大。汉儒何休认为，之所以要求诸侯“一聘九女”，其原因正在于有“不得再娶”的规定。《白虎通·嫁娶》则从道德角度将其阐释为“人君之道”：“必一娶何？防淫佚也，为其弃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无再娶之义也。”即规定诸侯不可再娶，是为了避免国君过分追求色欲而丧失道德。但从文献记载来看，春秋时期许多诸侯在没有子嗣或子嗣不旺的情况下，以广继子嗣的名义再行婚娶。相关记载中，确有反映诸侯为完成宗法制传宗接代任务而再娶的例证，如《左传》隐公三年，因美貌而享“硕人”之名的齐东宫得臣之妹庄姜嫁于卫庄公，庄姜无子，因而庄公又娶陈国厉妫，厉妫所生之子孝伯早夭，作为媵妾的厉妫之娣戴妫生公子完，公子完即卫桓公。然而，为满足色欲或政治目的而再娶者亦不鲜见。如《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晋献公娶于贾，无子，烝于齐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在已有子嗣的情况下，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在至少育有三子的前提下，献公又娶骊戎美女骊姬姐妹而生公子奚齐。由此可见，无论是为了广生子嗣还是满足个人欲望或政治需要，所谓“诸侯不再娶”似乎从未得广泛遵守。 姪娣从嫁成为媵婚常态 如前所述，春秋诸侯媵婚中“二国往媵”、“同姓媵之”与“一聘九女”的要求与史事记载出入较大，但“姪娣从嫁”却是春秋诸侯媵婚的常态。据学者刘兴均对《左传》中相关记载的统计，娣从媵凡四十见，姪从媵凡三见， 这不仅说明春秋时期姪娣从嫁为媵较为普遍，也反映出当时媵婚活动十分活跃。姪娣从嫁为媵通常被认为是原始氏族社会血缘群婚与班辈婚的遗俗。如《仪礼》“士昏礼”注：“古者嫁女，必娣姪从之，谓之媵。” 进入以血缘宗法为社会政治制度基础的周代，姪娣从嫁的盛行除受传统婚俗影响外，更与现实政治利益息息相关。姪娣与夫人同嫁夫家的群体出嫁行为，可以有效巩固嫁娶双方的政治联盟，最大限度地保障双方姻亲和血缘关系的连续性。即多名同姓女子嫁于一人，一方面可以提高婚育概率及增强子女间的血缘关系；另一方面，在夫人去世时，其姪娣可以继室形式入主后宫。如《左传》隐公元年，“（鲁）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声子即孟子之娣。若夫人无生育，或无育子成年，姪娣也能有效弥补这一缺憾。这既能避免诸侯无后，也能保证君位继承人拥有嫁女国的血统。如《左传》襄公十九年，“齐侯娶于鲁，曰颜懿姬，无子，其姪鬷声姬生光，以为太子”。由此可见，姪娣从嫁为媵对加强和延续嫁娶双方政治联盟关系起到极大作用。正因如此，为自身利益考虑的嫁女国只要条件允许，一般都会主动提供姪娣从嫁，无须娶妻诸侯提出要求。春秋时期，周王室衰落，霸主迭出，各国为了获取政治利益，相互之间纷纷“申之以盟誓，约之以婚姻”，发起或参与结盟，政治联姻成为列国重要的外交手段，小国借此以图存，大国凭之以争霸。 除姪娣从嫁之外，“媵”还存在另外一种形式，即陪嫁奴婢或物品。这种形式更接近“媵”字的本义。据考证，出土媵器铭文中“媵”、“滕”、“朕”等字均为“媵”字。《尔雅·释言》谓：“《方言》云‘寄物为媵。’媵，寄也。又云：‘媵，托也。’托、寄亦送致之意。”由此可见，在婚姻活动中，“媵”应有赠送财物表达祝贺之意。因此，《春秋》经传中的媵字既指作为陪嫁的嫁妆，也指致送嫁妆的行为过程。至于馈赠的礼物，则既有奴婢亦有实物。如《左传》僖公五年，“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执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遭遇晋国“假途灭虢”之计而被俘的虞国君臣，在晋献公将其女伯姬嫁于秦穆公时，又被当作伯姬的妆奁送往秦国。意味深长的是，据《史记·秦本纪》，这位被当作嫁妆送往秦国的“大夫井伯”正是大名鼎鼎的穆公名臣百里奚。 通过梳理《春秋》经传及其他相关文献记载可以发现，春秋诸侯媵婚既是原始遗俗，又与当时社会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其内容规定与执行情况有较大差别：其一，一国嫁女而两个女方同姓诸侯国遣女从嫁，仅有少数个案，非普遍现象；其二，诸侯嫁女时以姪娣从嫁，并致送财物奴仆作为妆奁是通行之俗；其三，诸侯嫁女时他国致送妆奁等表示祝贺。虽然“诸侯一聘九女”、“诸侯不再娶”、“同姓媵之，异姓则否”等让人费解而又缺乏佐证，但不能就此认定是纯系后人杜撰。在“礼废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某些西周时代的金科玉律，早已失去了普遍约束力。如据《史记·晋世家》记载，晋成公之母乃周宗室之女，周晋同姓，这说明其父晋文公并未遵守曾被奉为圭臬的“同姓不婚”原则。但是，亦无法排除这些规定是后人尤其是战国至秦汉的儒学者为美化“周礼”及证明其思想学说的合法性而刻意建构出的“先王之礼”。正如《白虎通》对“一聘九女”的道德性解读，与晋献公不断再娶而造成内乱的史事之间构成了完美的“思想（理论）—行为（例证）”逻辑关系。因此，使用《春秋》经传展开史学研究，必须配合对相关内容的史料批判，严密细致地辨析其中的“虚”与“实”。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周秦两汉婚姻家庭伦理嬗变与影响研究”（16BZX09）、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周秦两汉婚姻问题研究”（12542195）及黑龙江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项目“周秦两汉婚姻形态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