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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关于郭孔延、李维桢、《史通》三者之间的关系，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的说法错误较多，不足信据。郭孔延在依据张鼎思刻本《史通》写作《史通评释》初刻本后，通过李维桢的帮助，得到张之象校刻的足本《史通》，遂据之修订其书。他与李维桢是各自撰写评论《史通》的著作的，并没有相约为书，不存在年轻的郭孔延为年长的李维桢续作评释的情况，相反倒是郭孔延写作在前，李维桢反在其后。郭书内容相当丰富，其《凡例》对注释、评语、校勘等情况都有说明，是了解其书体例、内容和全书结构的第一手资料。 关 键 词：郭孔延/《史通评释》/李维桢/张之象 作者简介：王嘉川，扬州大学淮扬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基金项目：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4BZS001) 《史通》是唐代著名史家刘知幾(661-721)撰写的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自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成书后，直到八九百年后的明代后期，才出现对其全书注释与评论兼备的研究著作，这就是郭孔延(1575-?)的《史通评释》。作为郭孔延父亲的好友，李维桢(1547-1626)也写作了一部评论《史通》的著作。由于二人中李维桢为长辈，因而自清代以来，一直认为李维桢著述在先，郭孔延只是“续”之而作，但实际上这个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此外对郭孔延修订其书所依据的《史通》版本等问题，也至今存在着错误认识，不能不予以辨析。 一、清代以来学者的误判 对于郭孔延、李维桢、《史通》三者之间的关系，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卷89《史通评释》评论到： 《史通》旧刻，传世者稀。故《永乐大典》网罗繁富，而独遗是书。其后有蜀本、吴本，文句脱略，互有异同。万历中复有张氏刻本，增七百三十馀字，删六十馀字，复于《曲笔》《因习》二篇补其残缺，遂为完书。不知其所增益果据何本。然自是以后，皆以张本为祖矣。维桢因张氏之本，略为评论。孔延因续为评释，杂引诸书以证之。凡每篇之末标“评曰”字者，皆维桢语；标“附评”字者，则孔延所补也。 首先说，“《永乐大典》网罗繁富，而独遗”《史通》的说法是错误的，当代学者已经从严重残缺不全的今存《永乐大典》卷10135“史”字韵下，发现了所引《史通·称谓》中的文字，证明《永乐大典》曾经收录《史通》一书[1]，但至今仍有学者沿袭《总目》的这一错误说法[2]。其次，所谓“万历中复有张氏刻本”，从其具体所述文字增删和补充缺篇看来，是指万历三十年(1602)张鼎思(1543-1603)校刻的《史通》，但其《因习》篇有缺误，并未能“补其残缺”，这是《总目》沿袭了郭孔延《史通评释序》中的错误说法，而未核之以张鼎思本人的《续校史通序》[3]。第三，《总目》称郭孔延是继李维祯评论《史通》之后，“续为评释”，“凡每篇之末标‘评曰’字者，皆维桢语；标‘附评’字者，则孔延所补”，可知《总目》看到的是李维祯评、郭孔延评释的合刊本《史通》，而非二者的单独刻本。但实际上，郭孔延是自己独立写作《史通评释》的，并不是《总目》所说以及近现代学者一直相沿不改的“续”“补”李维祯之作，而且其写作时间也在李维桢之前(详见下文)，并有家刻单行本。所谓“附评”的名称，只是后来合刊李、郭二书的第三者加上的，单独刻本的郭孔延《史通评释》中只有“评曰”的条目名称。第四，《总目》说李维桢“因”张鼎思刻本评论《史通》，但并没有举出任何证据；虽然郭孔延确实是依据张鼎思刻本完成其著作初刻本的，但他与李维桢并没有相约著书，因此并不能由他而证明李维桢也是依据张鼎思刻本来写作其书的。第五，《总目》说李维桢的工作是“评论”、郭孔延是“评释”，这个一字之别是正确的。《史通评释》乃是郭孔延著作的名称，内中有评有释。但李维桢的著作无单独刻本传世，而在李维桢评、郭孔延评释合刊在一起的明刻本《史通》中，李维桢只有评论而无注释，因此，李维桢这部评论《史通》的著作的准确名称，可说是至今无人知悉，然迄今学者不明此理，往往径称之为“《史通评释》”，实则并不符合其有评无释的事实[4]。 总之，对郭孔延、李维桢、《史通》三者之间的关系，《四库全书总目》的考察解说多有错误，不足信据。其中特别是第三个方面，近代以来更是得到了学者们的一致认同，如现代著名史家蒙文通等人在1942年发表文章，称“郭氏继李为书”[5]；傅振伦在1963年出版《刘知幾年谱》，仍然沿袭《总目》的说法，认为“郭孔延又因李氏之书，杂因载籍以证之，而作附评”[6]129；直到2008年，还有学者发表文章，继续持郭孔延“续写李维祯《史通评释》”的说法[2]，而从未有人怀疑过这一观点的真实性。其实，只要我们明晰了郭孔延《史通评释》的编纂过程，就可知道这些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臆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