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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郭孔延《史通评释》初刻本的编纂 郭孔延字延年，贵州巡抚郭子章(1543-1618)次子，《四库全书总目》卷89《史通评释》说他“始末未详”，大概是基于《明史》没有他们父子二人的传记。但万斯同(1638-1702)《明史稿》卷333有《郭子章传》，可知郭子章字相奎，泰和(今属江西)人，明穆宗隆庆五年(1571)进士，能文章，尤精吏治，曾在浙江、山西、福建等地任职。神宗万历二十六年(1598)擢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兼督理湖北军务。后致仕归家，卒后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 郭子章于书无所不读，著述亦几于汗牛，治学以王阳明“良知学”为根底。当时，少于他六岁的李维桢虽对王门弟子多有批评，但仍“信服王阳明学说”，而其“最推崇的王门学者，即是其友郭子章”，在李维桢眼中，“有明一代理学大儒有武功者，以王阳明为第一人，郭子章则为第二人”，“视郭子章为王阳明再传”[7]98-119。 万历三十年(1602)十月，江西按察使张鼎思刊刻自己校勘的《史通》，随后将其一部奉呈给自己“良知学”的授业恩师郭子章[7]107-108。郭子章在贵州收到张鼎思赠书后，碍于当时条件无法校勘，遂将书转寄给在京师国子监读书的郭孔延，命其撰写《史通评释》。一年多以后，郭孔延相继完成《史通评释》的初刻本及在李维桢帮助下的修订本，并于“万历甲辰夏五日”即万历三十二年(1604)夏，将修订本刊刻行世。郭孔延自撰的《史通评释序》详细记述了此书的编纂缘起及相关情况，除最后一层为署明再刻本刊刻时间、作者项外，兹将其馀内容分四层引述并详作分析[8]1-2。 张睿父(张鼎思)先生再刻陆太史(陆深)校定刘子玄(刘知幾)《史通》于豫章竣，寄家君黔中。张先生手校，为增七百三十馀字，去六十馀字，而《曲笔》《因习》二篇，增补缺略，已成全书。家君读而喜，以新刻寄延曰：“张先生为观察，而手不释书犹诸生也，尔曹为诸生，乃不诸生也，予甚有其葸。黔中亡籍，予家有《史通》蜀本、吴本，再校之。刻中如‘干宝’之‘于’、‘扬雄’之‘杨’、‘王劭’之‘邵’、‘常璩’之‘據’、‘苻坚’之‘符’，当是写误。可发旧本，细为校定。” 此序可谓开章明义，一开口即讲《史通评释》的编纂缘起。其中说张鼎思刻本《史通》“《曲笔》《因习》二篇，增补缺略，已成全书”，属于一时“立言失检，殊滋疑误”，因为张鼎思所增补为《曲笔》《鉴识》两篇，《补注》《因习》之缺文“固未尝增订”[5]。郭子章家中本就藏有多种版本的《史通》，平日论学也对《史通》的论述多有赞同[7]98-118，因而得到张鼎思赠书后很是高兴，但在翻阅中发现此本仍有一些文字讹误，苦于政务繁忙，又无书可以核校，遂命郭孔延以其家藏本“细为校定”。如此，“郭孔延注释《史通》实有家学渊源可寻，此为父子间的学术传承”[7]109。显然，郭孔延写作此书，并非如《四库全书总目》及现当代学者们所一致认同的，是为李维桢评论《史通》的著作“续为评释”，他们所谓郭孔延“续”“补”“继”李等说法都是错误的；郭孔延是自己独立撰写其书，其编纂缘起与李维桢并无任何关系。 延自长安归，循环校阅，再加芟正。篇中史官姓名，如左氏(左丘明)、 (司马)迁、(班)固，古今共推者，可以无释，自孔衍、荀悦以下，俱为著其爵里，间以己意为之评论，虽未必合作者之意，只承严命，终陆(深)、张(鼎思)二先生功耳。 郭孔延接受父命，自京师归家后，即开始“循环校阅，再加芟正”。除文字校勘外，对《史通》中提到的史官等人物姓名，大家熟知、古今共推者，不予注释，其他俱著其爵里、详其事迹。对《史通》中的议论、观点，郭孔延也“间以己意为之评论”，他坦承：虽然他的评论未必符合《史通》原意，但“只承严命，终陆、张二先生功耳”。由此可知，他父亲不只是让他校勘文字，更重要的是让他进行评释，以补陆深、张鼎思二人所没有做过的工作。 郭子章与极为推崇他的李维桢“关系深厚，彼此有通家之好”，郭子章有丧亲之痛时，李维桢写诗悼念，郭子章夫妇年过古稀时，李维桢又“赠送祝寿诗文”[7]112-113，其他诗文互赠、书信往来也都很多。但郭子章在给郭孔延的信中，并没有提到李维桢评论《史通》的著作，而只是以张鼎思在为官时仍“手不释书犹诸生”为例，激励儿子奋发上进，做出前人从没有做过的创新工作。这说明，李维桢尚未着手评论《史通》的写作，否则以郭、李二人的交情，郭子章让儿子评《史通》，“终陆、张二先生功”，又怎能不提李维桢先期开始的著作呢？ 约而言之，考究精核，义例严整，文词简古，议论慨慷，《史通》之长也。薄尧、禹而贷(曹)操、丕，惑《春秋》而信《汲冢》，诃(司)马迁而没其长，爱王劭而忘其佞，高自标榜，前无贤哲，《史通》之短也。然则徐坚所云“当置座右”者，以义例言，良非虚誉；而宋祁所云“工诃古人”者，以夸诩言，亦非诬善矣。 这是郭孔延对《史通》全书的整体认识与评价。认为其长处有四个方面，在内容和立论方面“考究精核”，体例方面“义例严整”，遣词造句方面“文词简古”，语言风格方面“议论慨慷”，因而认为徐坚“当置座右”的评价“良非虚誉”。至于《史通》的短处，他讲了三点：一是从维护儒家正统观念方面，批评《史通》对自古相传的尧、禹等圣王多有批评，但对后世以篡夺相仍的曹操、曹丕等人却有所宽贷；对圣人孔子编纂的《春秋》多有抨击指责，但对西晋时出土的汲冢诸书却相信不疑。二是从对具体史家的评价方面，指责《史通》对司马迁批评过多，对其长处论述不多，但对王劭却多有爱护之词，以致“忘其佞”。三是从《史通》的立论方式方面，批评它“高自标榜，前无贤哲”，也就是刘知幾自己在《史通》卷10《自叙》中说的“多讥往哲，喜述前非”，因此郭孔延认为，宋祁在《新唐书》刘知幾本传中批评他“工诃古人”，“亦非诬善”。总的来看，郭孔延从所长、所短两个方面对《史通》进行的评议，是比较符合《史通》的实际情况的。也正因此，当代《史通》研究专家许凌云认为，郭孔延的这一评论和后来清代黄叔琳《史通训故补·序》的评论，“比较实事求是，比较全面，可代表历代的评论”[9]303。 延又因之有感焉。子玄自叙《史通》方诸《太玄》，《太玄》数百年后为张衡、陆绩所重，第《史通》“后来张、陆，则未之知”。不谓今千年后，首刻于陆太史，再校于张观察，子玄之平子(张衡)、公纪(陆绩)也。二姓俱同，事岂偶然？亦可谓子玄忠臣矣。 郭孔延的这段“有感”，有几个立言不谨之处。一是写作《太玄》的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生活在两汉之际，张衡(78-139)生活在东汉中前期，陆绩(187-219)生活在东汉末，因此称“《太玄》数百年后为张衡、陆绩所重”，在时间跨度上未免夸张。二是称《史通》“不谓今千年后，首刻于陆太史，再校于张观察”一句，显然是既忽略了明初蜀藩司刻本，而陆深正是以这个蜀藩司刻本为基础，校刻成新蜀本的[10]551;[11]，又误把张鼎思当成了继陆深之后校刻《史通》的第二人。其实，在陆深之后、张鼎思之前，张之象(1496-1577)也曾重新校刻《史通》，仅称陆深和张鼎思是“子玄忠臣”，而不提张之象，未免抹煞了张之象的功绩，就是郭孔延自己，后来不也是在得到张之象刻本后，才据之修订自己著作的吗？不过，从下引郭氏文字可知，他最初写这段序言时，并不知道张之象校刻《史通》一事，因此他的这个失误还是可以原谅的。 以上就是现今传世的、郭孔延自家刊刻的《史通评释》修订本卷首郭氏自序的情况，从序言的角度来说，对其书编纂情况的介绍还是比较全面的。但我们却不能不说，仅看这个序言，并不能完整了解郭书的全部编纂情况。因为在完成初刻本后，郭孔延又对其书进行了修订，可是上述序言只是“为‘初刻’所作”[7]92，反映的只是初刻本编纂情况，换句话说，郭孔延在刊印修订本时，除了把刊刻时间署为修订再刻时的万历三十二年(1604)夏之外，竟直接沿用了初刻本序言，而没有重新改写，也就未能透露任何有关进一步修订的信息，这些信息只存在于郭孔延在书内写下的按语性文字中。 郭书修订本问世后，由第三者把郭孔延和李维桢各自著作编辑在一起而形成的合刊本《史通》，以“《史通序》”为题，原文照录了郭孔延的这个序言，但删掉了文末所署时间，而且其中个别文字也有错误，好在无关宏旨，可以不论。不过不无遗憾的是，这个合刊本删掉了郭孔延修订其书的有关按语性文字，而明清以来的很多著名学者，只看到了这个合刊本，而没有看到郭家自行刊刻的《史通评释》修订本，因此他们也就未能清晰把握郭书的修订情况，并由此导致一些判断失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