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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创建的第一座博物馆是私人博物馆，那就是鼎鼎大名、成立于1905 年的南通博物苑。同年，中国人创办的第一所私立大学，即复旦大学，诞生于黄浦江畔。这类私人兴办的博物馆和高校，此后在中国经历了四十余年的曲折发展，接着在进入上世纪五十年代后，逐步消失了踪迹。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的博物馆和高校，几乎都归属国家所有。非国有的博物馆、高校的再次出现，是新时期改革开放逐步深化的伴生物，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得到进一步推进的重要成果，它们也构成了反观社会形态的一种“指标”。 重温这段百年历史，有助于当下讨论如何激发非国有博物馆的活力。此种活力， 当然来自博物馆，但不妨更确切地说，是来自于滋养这类博物馆的社会环境。有适宜的社会环境，非国有博物馆就能破土而出，拓展前行；缺失了适宜的社会环境， 非国有博物馆就难以为继、无以为生。还有一个现象尚待深入研究：即使民国时期，无论高校还是博物馆，在发展的规模、体量或者达到的高度方面， 私立的（不包括外国人或者教会兴办的） 远远不如公立的，这与很多国外尤其是美国的情况大异其趣。一些国人兴办的私立大学还往往被人讥笑为“野鸡大学”。今昔对照，这里面定有原因，耐人寻思！所以，2015 年国家文物局出台《博物馆条例》，明言“ 公平对待国有和非国有博物馆”，最近又颁发《关于进一步推动非国有博物馆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不仅展现了魄力和决心，还显示出通过改进、提升整体社会环境以实现目标的开阔视野。这又是跟中央强调的改革步入深水区，必须坚持“五个文明建设” 协调并进的战略部署高度贴合。 非国有博物馆已在今日中国得到长足发展，一些佼佼者率先在业内确立了相应的地位，收获成功。像本人数次造访过的上海玻璃博物馆，十六年的努力与担当，已赢来一片赞誉和事业的风生水起。但是，从总体上看，非国有博物馆的前路仍困难重重！接续前面对百年历史的分析，传统中国在“国家-社会” 结构上的独有特点，和由此框限了社会力量的聚合及其在公益性事业上的作为，就需要在深化的改革中持续加以改变。从博物馆自身的逻辑来讲，国人有一个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因为以“公益信托” 为基本特点的博物馆的信念与行为，是在植入中国的实践中逐步生长、培育出来的。无论是政府管理方，还是作为博物馆主体的被管理方，都要经过摸索才能逐步进入纯熟运用的佳境。迟至今日，一些私人博物馆仍视自家的藏品和资源为个人私产，并因此会带出更负面的行为，自然不足为训，却也不足为奇。重要的是政府部门要将博物馆的逻辑，贯穿、延伸到相应的政策、法律中去，该扶持的扶持，该杜绝的杜绝，营造良好的外部氛围特别是制度环境，以引导博物馆健康发展。也因此，从《博物馆条例》到《意见》，都呈现一种实践的品格，脚踏实地，重视规范性和操作性的统一，力求精准施策。其最难能可贵的精神，当是以信念中的逻辑力量，来强化、加持历史中欠缺的那份逻辑，努力型塑新的历史及逻辑。 前述上海玻璃博物馆的成功，制度建设的创新被视为主因之一，又特别在于“先进的理事会、独立的策展人和执行委员会三方独立负责制”（见该馆资料）。这滴水珠所映射的阳光是：逻辑清晰、富有活力，取之于社会又能回馈社会的非国有博物馆，正在书写新的篇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