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
     似乎无须论证，关于1950-60年代的中苏关系，无论是在国际政治学，还是在历史学领域，都是最受各国学者重视的研究课题之一。早在1960年代中期，即中苏同盟最终瓦解之前，西方的政治学家已经对此著书立说了。(1)在此后的20年间，历史学家如滚雪球般加入了中苏关系的研究行列。(2)19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和俄国档案的解密并作为史料摆上历史学家的案头，中苏关系史再次成为国际史学界研究的热点。特别是经过1996年1月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与香港大学举办的"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会议，1997年10月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当代中国研究所和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联合举办的"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会议，各国学者之间的充分交流，学者与中苏双方当事人的直接对话，双边乃至多边档案的综合利用--所有这些新的形式和内容，把中苏关系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潮，一批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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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苏关系史研究中，关于中苏分裂的过程及原因，特别受到学者的关注，有关的讨论和分析层出不穷。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深层原因，学者们从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意识形态，乃至领袖个性，进行了探讨。(4)另一个是中苏关系破裂的具体过程，即由于哪些因素、情况、事件的接替或同时出现，并形成一连串的因果关系，终于使中苏分裂成为不可挽回的事实。(5)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人们关心较多的事件，如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第二次台海危机、苏联拒绝提供原子弹样品、中印边界冲突、古巴导弹危机等，基本上都属于中苏在对外方针和政策方面的分歧，或涉及双方的主权和利益冲突。而讨论中苏各自的国内政策，并由此影响双边关系的论著，尚不多见。
     本文将着重分析苏联对1950年代后期中国国内经济建设方针--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为代表--的态度，以及因此而引发的中苏关系迅速恶化的过程。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在中苏关系演变中所起的作用，许多国际关系史论著都有提及，如祖伯克和普列沙科夫提到，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的最初反应是困惑和反省(6);艾伦·惠廷认为，"大跃进"使得中国对苏联的需求日益增长，而苏联官员对此极为不满，因而加剧了中苏同盟的摩擦(7);张曙光也强调，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寄予很大期望，但莫斯科担心和提防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没有满足中国的要求，从而导致双方结怨(8);陈兼则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作为毛泽东自鸣得意的"继续革命"思想的具体表现，并注意到赫鲁晓夫对此采取的沉默和反对态度使毛泽东颇为不满(9)。不过，大多语焉不详。中国史研究者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本身的历史早已经进行了深入探讨，(10)但把这两者与中苏分裂联系起来考察的人很少，至多是在讨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形成的原因时，论述了毛泽东如何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的过程。(11)
     总之，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上，究竟中苏之间有什么分歧?苏联对此是否持反对态度?是怎样反对的?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作何反应?这种反应与中苏走向分裂又有什么直接关系?对于这些问题，目前还缺乏比较详细和深入的研究。本文利用目前能见到的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以及当时的报道材料，试图重现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并说明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上分歧的实质究竟在哪里，这一分歧又是怎样成为中苏走向公开冲突的一根导火索的。
     竞赛的目标：超英赶美还是赶美超苏
     到1950年代中期，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中国成为亚洲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为中国奠定了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工业基础，而波匈事件的"圆满解决"则有赖于中共领导人的出面相助。所有这一切，都大大提高了中共和毛泽东本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以毛泽东此时的心态来看待和处理与苏联的关系，自然是斯大林时代不可同日而语的--他已经开始从领导者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阵营的问题了。因此，尽管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并认为赫鲁晓夫"捅了娄子"，但中苏关系并未像许多研究者估计的那样受到影响。特别是到1957年夏秋，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做出的谴责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赫鲁晓夫则立即同意全面向中国提供核武器的技术援助，中苏关系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莫斯科会议之前，毛泽东与苏联大使尤金的一次谈话充分反应了这种状态。对于赫鲁晓夫事前把苏共为莫斯科会议准备的声明草案送交中共征求意见，毛泽东显然感到满意，他坦率地就和平过渡、社会党人和马林科夫反党集团的提法或写法提出了建议。接着，毛泽东谈到了中苏两党的关系："在许多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日趋接近。我们对于你们解决斯大林问题的做法有过不同意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分歧变得很小了。""对于其他问题的不同意见，也已经或者消除了，或者观点接近了"。毛泽东还对赫鲁晓夫的功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应当承认，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国共产党的形势，其中也包括我们党在内。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好像是为我们党揭去了这个盖子。是谁让我们大家更容易、更正确地认识了个人崇拜?是赫鲁晓夫同志，为此我们十分感谢他。"(12)正是在这样的心情下，毛泽东第二次来到莫斯科。
     与1950年访问苏联的情形完全不同，这一次，毛泽东在莫斯科出尽了风头：在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大会上，只有当毛泽东讲话时，全场才起立鼓掌表示敬意。(13)在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期间，所有发言者都是站在讲台上按照本党中央通过的讲稿作报告，只有毛泽东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即席发表讲话。(14)在会下，毛泽东俨然莫斯科半个主人，游说于东欧各党领导人之间，努力化解他们与苏共的矛盾，并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以苏联为首"。(15)如果说过去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不可替代的当然领导者，那么在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的言谈举止充分反映出一个客观事实--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共已经可以同苏共平起平坐了，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将联手领导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前进。(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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