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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赫鲁晓夫与毛泽东有着同样的心态。一方面，11月11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对周恩来说，他接到国内指示，让他通知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苏中两党之间对重大问题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任何原则性的分歧。至于一些个别问题，经过双方讨论和充分交换意见，也不存在了。因而，苏共主席团决定，把上次在北京举行的会谈记录烧毁。(107)另一方面，12月18日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苏斯洛夫就苏联党政代表团之行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写了一个报告，对中苏分歧的状况做了充分的说明以后，报告指出，"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共领导近来出现了对自己的成绩和能力估计过高，夸大中国社会主义关系成熟程度的倾向"，尤其是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之后，中国被目前取得的成绩"冲昏了头脑"，"表现出骄傲和自大"。报告认为，"上述中共在内外政策方面的错误和缺点是由于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状况造成的。形式上中共中央内部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但实际上最重要的决定是由个人做出的，因此不少是主观主义的，在不少情况下根本是没有经过慎重考虑的。"报告最后强调，"我们同中国共产党人的友谊，同中国人民的友谊，不仅对我们两党两国来说重要，它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也是必需的。为了这一崇高的目的，我们必须做出一切努力，在坚持我们原则的条件下克服我们相互关系中出现的困难。"(108)  兄弟两个谁都不愿分家，可谁都要在这个家做主，那么就看谁的主张更符合这个家庭所崇尚的理念，并且得到家庭其他成员的认可了。所以说，中苏之间一场是非之争的论战迟早是要到来的。自1959年10月的争吵以后，中苏双方都开始宣传各自方针、政策在理论上的正确性。在苏联出版的《苏中友好》杂志上开始转载《真理报》、《消息报》和苏联其他报纸上的一些社论和文章，而其中阐述的观点明显地是与中共立场相矛盾的。中国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1960年2月初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的言论及其随后对印度的访问，使中共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正在追求与西方达成妥协，并将以反对中国来讨好西方。因此中共中央决定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对赫鲁晓夫的反华也要准备必要的反击。(109)问题只是爆发这场论战的导火索将如何点燃。 如前所述，导致毛泽东决心向莫斯科公开宣战的原因，是苏联领导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怀疑、蔑视和批评，但毛泽东放出的第一炮却集中在一些纯粹的理论问题上。1960年4月，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中共中央组织发表了三篇文章，即《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的列宁的道路前进》和中宣部长陆定一在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这三篇文章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对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战争与和平、帝国主义本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看法，表面上是批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实际矛头直指苏共中央。(110)5月下旬，毛泽东又分别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和丹麦共产党主席耶斯佩森谈话，正式表明中共不赞成和平共处、和平过渡，指责苏联和东欧各党放弃了阶级观点，甚至点名批评赫鲁晓夫，批评"戴维营精神"，还表示"将来要算算帐"。(111)紧接着，中共领导人又在世界工联会议期间公开提出并宣传，在一些基本理论观点上与苏共有重大分歧。(112) 为什么毛泽东没有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个中共自认为是发展了马列主义并为社会主义阵营作出榜样的问题上向莫斯科发动进攻呢?这大概是出于策略的考虑。在1959年1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就中苏关系问题讲话时指出：我们在处理中苏关系问题时，要严肃、慎重地对待，一定要有原则上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113)首先，中共不宜在受到苏共指责的问题上展开论战，因为那将是一次为自己辩解的防御战而不是进攻战。其次，无论人民公社还是"大跃进"，都是苏联曾经尝试过的做法，(114)在这方面挑起争论，中国没有优势。最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毕竟还没有在中国大地上取得成功，更没有得到社会主义阵营大多数同盟国的认可。但是，一方面，毛泽东需要社会主义阵营，更需要领导这个阵营，而没有苏联，也就无从谈起社会主义阵营。另一方面，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旗帜鲜明，因为只有掌握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人才有资格领导社会主义阵营。所以，毛泽东决定在关于革命与战争这些理论问题上与苏共论战，并坚信可以说服之，或者战胜之。 毛泽东心中的目标是要为世界社会主义各国树立一面赶超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旗子，是要中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表率和榜样。然而，在莫斯科看来，北京发动的这次理论攻势是向苏共领导并得到中共承认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挑战。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事后报告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我们不是今天才看到的。但由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属中国内政，所以我们做得很有分寸，有礼貌，认为不能在我们的报刊上公开批评这些错误。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这些问题是中共内部的事，我们不打算干预它的国内政策。中共领导人实际是想让我们在自己的报刊上宣扬他们的错误观点，以便把他们未经生活检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强加给其他国家。我们当然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转载类似的材料会造成混乱，把我们的人民搞胡涂。我们没有与中国同志在这些问题上展开论战。但是，当问题涉及到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时，当我们处在中共领导以其观点公开对抗我们整个运动的事实面前时，苏共中央认为必须就这些问题同各兄弟党交换意见。"(115)于是，出现了苏共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组织围攻中共代表团的场面。(116)在理论上压服中共失败后，赫鲁晓夫决定在经济上继续向中共施以颜色，7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外交部，限期撤退全部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从而撕毁了与中国合作的几乎所有经济合同。(117) 就这样，中苏两党的内部分歧演变为公开论争，党际关系的矛盾演变为国家关系的恶化，中苏同盟终于走上了破裂的道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