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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苏方有时不愿增加定货或推迟交货，确有许多技术原因，而非出于政治的考虑。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书面发言，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经常随意改变项目计划和合同而给苏方造成的困难。李强说："过去二、三年内我们国家曾经有过跃进、下马和现在的大跃进，我们的跃进、下马都波及了苏联和东欧各兄弟国家，要求他们也跟随着我们跃进、下马。例如，1955年冬季，为了提前完成建设和新的建厂要求，先后向苏联提了两个备忘录，之后，在1956年4月7日中苏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55个项目的新协定，1956年5月31日苏联提出了备忘录，同意满足我国部分企业的设计和设备提前交付的要求。后因下马，有若干项目坚决要撤消、推迟或缩小规模，到了1957年12月14日才签订了新的议定书，其中规定：苏联援助我国的全部项目211个，撤消45个，推迟98个，即占全部项目的2/3强，苏联同志在签字时说：'希望墨水干了以后再变动吧!'不出所料，签字后第三天国内就发电报要求变动。在同一时间，东欧各兄弟国家帮助我国建设的150个项目中，我们一次就撤消了8项。现在我们正在大跃进，有些部门又直接要求苏联和东欧各兄弟国家跟着我们跃进;过去已撤消的现在又要求重新订货;原来确定推迟的，现在又要求提前一年到二年交货。"(57)因此，一些苏方经济部门拒绝中方的要求，是有正常理由的。照此看来，有些学者提出的下列情况也是真实的：中国当时建设速度如此之快，以至苏方有时无法按时实现中国的全部愿望和要求。(58)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至于苏联对人民公社的态度，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苏联社会当时的反应主要是对这一新生事物感到新奇，虽然也支持中国人民的创造性，但更多的是希望增加对公社具体内容的了解。关于北戴河会议提出人民公社的问题见诸报刊后，1958年8月22日，苏联驻华使馆立即向国内建议，"组织苏中之间交换双方在农村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报道和看法"。(59)据北京团市委报告，莫斯科市青年代表团代表们于9月访问北京时，就对人民公社问题甚感兴趣。(60)苏中友协积极份子专业旅行组参观上海郊区塘湾公社后，也提出了涉及从生活到生产的许多问题，如公社是否办学校，是否有集市贸易，每个农民有多少自留地，公社管理委员会是如何产生的，公社干部是否脱产，公社有无自己的报纸，等等。(61) 1958年9月20日新华社报道，中国建立人民公社的措施在苏联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和注意。苏联科学院中国问题研究所曾专门就人民公社进行了讨论，非常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有人甚至认为，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超过了集体农庄。由于苏联报纸对人民公社的介绍还不多，所以很多人都询问人民公社是什么样的组织。《真理报》11日刊登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全文后，许多苏联读者希望更多地介绍中国人民公社的具体情况。有人问，人民公社是否就是共产主义，人民公社是否比集体农庄优越等问题。(62) 苏联民航总局驻北京办事处主任诺索夫于1958年11月19日奉调回国。在临行前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参观期间，他对陪同前往的专家工作室副主任李树藩谈了一些他个人对人民公社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看法。诺索夫说，1922-1923年苏联曾有过人民公社，公社中农民的生活水平很高，基本上完全实行了供给制，但后来事实证明公社的形式搞得过早了。目前苏联的同志认为，在社会生产还未达到可以实行"各取所需"的时候，应该实行"按劳取酬"的制度。"按劳取酬"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比较合理的分配方式。他承认对中国的情况不熟悉，但相信，中国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积极拥护的基础上提出实行人民公社制，当然是正确的。不过诺索夫也指出，在苏联目前的情况下，搞公社还太早，向共产主义过渡还要创造许多条件。他强调只有在物质非常丰富，可以满足人民需要情况下，才能改变"按劳取酬"的制度。(63)《真理报》驻华记者杜慕嘉1958年11-12月在广西采访时，也对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机构设置、分配原则等提出了许多问题。(64)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的两位副领事柯华列和董卡诺夫对公社化问题议论很多，也有一些疑问。如实行供给制是不是男女都穿一样的衣服?生活集体化以后是不是取消家庭?(65)1959年6月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扎夏迪科访问上海郊区马桥人民公社的情形也表明，很多苏联人都急于了解人民公社究竟是怎样组织生产和生活的。(66) 或许就是因为对人民公社缺乏具体的了解，苏联报刊最初很少报道这方面的情况，这引起了苏共中央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的注意。1958年9月6日，副部长尤里·安德罗波夫专门就中国正在开展的人民公社运动给苏共中央写了报告。安德罗波夫首先报告说，"在中国报刊上"，把建立人民公社运动"看作是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阶段"，而"人民公社则被视为中国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佳形式"。报告特别指出，虽然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规模已经很大，但中国报刊强调，不应急于"把所有地方的集体所有制都变成全民所有制"，运动本身"也不意味着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已经完成"。讲到苏联应对人民公社问题作何反应时，报告强调："中共非常重视人民公社这个组织。从今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以及中国报刊上登载的大量材料中，便可以看出这一点。为了给这个群众运动奠定理论基础，北京出版了《论共产主义公社》文集，其中收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论公社的著作。而在最近一个时期，我国报刊上和电台广播里几乎没有阐述过这个重要问题，这可能引起中国同志们的怀疑。"为此，安德罗波夫提出，"考虑到中共对人民公社非常重视，我们应该从中苏友好的精神出发，首先利用中国各方面的材料和提法，在我们的报刊上介绍这个问题。"但是，鉴于"中国报刊上一些关于公社的提法，给人造成了这样一种的印象，似乎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阶段，所有国家都有建立公社的经验"，报告认为，"同时还应该组织深入地、全面地对中国的人民公社问题进行研究"。报告还建议采取三项具体措施：一、"指示中央的报纸，首先是《真理报》、《消息报》，系统阐述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首先公布中国报刊上的评论文章和材料。"二、"委托经济所和中国学所搜集中国报刊上发表的人民公社的消息和材料，待4-5个月后向中央提交这个问题的材料。"三、鉴于苏联使馆8月22日的建议"可能会遭到中国同志的曲解，看成是我们怀疑中共建立人民公社方针的正确性"，因此"最好委托苏联外交部正确指导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在这个问题上的行动，委托大使馆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同时应对中国朋友们掌握这样一种分寸，不让他们产生我们特别关心这一问题的错觉"。(6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