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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20世纪70年代初，新乐遗址的发现揭开了下辽河流域新石器时期文化面貌，填补了下辽河流域史前文化的空白，推动了辽河文明起源的研究。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下辽河流域新石器至早期青铜时代的考古工作取得重大成果，主要的考古学文化有新乐下层文化，偏堡子文化，高台山文化，新乐上层文化。这一地区在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受到地理条件、气候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业、畜牧、采集、渔猎并存的经济形态。 关键词：下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青铜时代；经济形态 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9-0021-04 下辽河流域位于辽宁省中部，地理坐标为北纬40°-43°，东经120°-124°，包括沈阳、辽阳、锦州、抚顺、阜新、鞍山等城市。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十分优越，西侧有医巫闾山，东有千山山地，西侧有柳河、秀水河，东侧有浑河。流经区域东西两侧为丘陵地带，中部为开阔平原，雨量充沛，冬季寒冷干燥，夏季暖热多雨，四季分明，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下辽河流域的中心区域是下辽河平原，早在20世纪30年代，梁思永先生对这一地区做过考古调查，由于缺乏系统的发掘资料，只是将沈阳地区作为东北地区考古文化南北分界线，认为此地区之南为农耕文化区，其北为游牧文化区[1]。1956年，东北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根据陈元普先生提供的线索，对沈阳市新民县偏堡子沙岗遗址进行实地调查，首次发现了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后被定名为“偏堡子文化”[2]。1973年6月，沈阳市文管办根据孟方平提供线索，在新乐宿舍地区进行了一次考古调查，发现五处文化堆积地点，同年10月，进行了首次试掘，确立了这一地区存在两种不同文化类型叠压关系，暂名为新乐下层（第一期）文化，新乐上层（第二期）文化，根据房址与细石器共存的事实，提出“原来认为凡是出细石器的遗址便统称为草原游牧民族文化，看来是不妥当的”[3]。1973年7月，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配合城市基本建设对位于沈阳市新民县高台山遗址进行发掘，清理墓葬7座，1974年-1980年又先后对高台山进行了四次发掘，从而揭示了一个新的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后被命名为“高台山文化”[4]。1981年-1982年，沈阳市文管办对因基建施工破坏的新乐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确立了新乐遗址上、中、下三层原始文化的地层关系[5]，为沈阳地区史前文化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地层根据。进入20世纪之后，为了配合城市基本基建，下辽河地区考古工作顺利开展并取得重要成果，发现了众多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期文化遗址，为这一区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提供了新了材料。 自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这一地区考古工作的深入，下辽河流域新石器至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与谱系的逐渐完善，围绕着不同考古学文化发展阶段的经济结构、生业方式等问题的研究逐步展开，成果颇为丰富。本文以新乐下层文化、偏堡子文化、新乐上层文化、高台山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其经济形态进行综合分析。 一、新乐下层文化经济形态 新乐下层文化，是下辽河流域首次明确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以房址为代表的史前大型聚落遗存，为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树立了一个标尺，将该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从原来的5000年追溯到7000年前，目前明确的属于这一文化的遗址仅有新乐遗址一处，碳十四测年数据并结合有关研究成果，年代跨度在公元前5500年至公元前4000年[6]，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 新乐下层文化经济类型主要包括原始农业、渔猎、采集三种，至于哪种形式占主导地位，目前学术界还存在意见分歧。以郭大顺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发掘报告以细石器与房址共存，是原始农业定居生活的反应，出土的细石器数量较多，还发现了榛壳、橡子仁、山里红籽等炭化果核，多见石磨棒和石墨盘，由此推定，东北地区传统的采集渔猎经济，在下辽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中仍占主导地位。”[7]周阳生先生[8]也持相似观点；以黎家芳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通过对出土石器的分析，新乐遗址出土的砍伐工具较多，既有一定数量的石斧，又有大量的砍砸器，说明当时是火耕农业，黍与石墨盘、石磨棒共存的事实也是新乐人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一种反应，出土的动物遗骸看只有羊、鹿、猪三种，且出土数量很少，新乐人的狩猎活动远不如农业生产发达，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也不如农业生产重要。”[9]以刘凤芹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新乐遗址出土的石、骨、角质生产工具与兴隆洼不同，出有较多的细石器，磨盘、魔棒与石铲的出土很少，且形制不规整，从镞、尖状器和网坠的大量出土看，当时的人们主要经营者渔猎业。”[10]郝立泉也持有相似的观点[11]；以朱永刚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学界对于新乐下层文化的认识主要依据新乐遗址的发掘所得，该遗址前后经历六次考古发掘，出土有陶器、石器、骨器、煤精制品、木器等丰富的物质遗存，从碳化的黍谷物颗粒、榛子及浆果的果核发现，反映出新乐下层文化除渔猎采集生产方式外，已有诸如烧荒点种等食物生产的经验，这种食物生产应该是早期农业形态。”[12]常乐[13]、彭博[14]、张树范[15]学者也持有相似的观点。 判定新乐下层文化的经济类型，农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是这一问题的关键，目前尚无有关标本测定数据，仅能通过发掘出土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来分析当时的经济形态。近年来伴随浮选法在植物考古学的运用，社科院考古所已经在兴隆洼遗址进行系统的采样浮选工作，出土了丰富了炭化植物遗存，赵志军先生根据浮选结果分析认为，兴隆洼文化处在“似农非农”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即以采集、狩猎为主，农业生产为辅的农业经济形成过程的早期阶段[16]，新乐下层文化年代略晚于兴隆洼文化，这一研究结果也可供参照，而且在新乐下层F2房址中出土了炭化谷物，堆积较厚，数量可观，经辽宁省农科院作物育种所鉴定为黍[17]，以待可以利用植物考古学的方法对新乐下层文化进行更深入的探讨研究和论证。 二、偏堡子文化经济形态 偏堡子文化，是下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因最早发现于沈阳新民县偏堡子沙岗而得名，距今4500年-5000年，典型的遗址有沈阳肇工街遗址[18]、新乐遗址[19]、新民高台山遗址[20]，偏堡子文化对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近年来，学术界对偏堡子文化比较关注，但关于偏堡子文化经济形态的探讨，限于资料匮乏，学术界讨论较少。汤卓炜从人地关系发展角度探讨，认为“偏堡子文化的主要特征表现为陶器所反映的文化面貌与新乐文化及小珠山文化有明显差异，石器以磨制为主，少量打制石器和细石器，偏堡子文化当时采用的是低强度采集、渔猎经济土地利用方式，生业模式的继承性则与中全新世相对稳定而优越的大暖期气候条件有关，尚无农业经济存在的确凿证据，但是渔猎、采集经济生业模式的存在却是比较肯定的。”[2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