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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初的中国”概念的提出 “最初的中国”在“古史辨”派出现之前本不是问题，在以文献构建的古史系统中被追溯到了黄帝时代。《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征伐四方，其疆域“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俨然已缔造了最初的中国。20世纪初蓬勃兴起的“古史辨”派动摇了整个古史系统，现代中国的源头到底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成了问题。史学界将重建古史的希望寄托在了新生的考古学身上。顾颉刚在《古史辨·自序》中就明确指出：“我知道要建设真正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④。 第一代中国考古学家的目标主要是寻找“中国文化的原始”，论证中国文化的本土起源⑤，在史前文化整体格局构建方面，接受了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梳理古史记载得出的“夷夏东西”框架⑥，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中提炼出彩陶和黑陶两大标志性文化特征，将当时主要的史前考古发现均纳入这两大文化系统中，并以东西二元对立解释二者的关系。此模式明显意图将考古资料纳入古史系统，建立史前时代中国与历史时期中国的联系，但没有学者明确提出“夷夏东西”格局的形成标志着中国雏形的出现。 1949年以后，“黄河流域中心”模式或称“中原中心”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强调黄河流域的核心作用和强大影响力。安志敏提出：“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与世界上其他大河流域的古代文明相同，它的发生和发展也推动和影响了邻近地区的古代文化”⑦。石兴邦也指出：“黄河流域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中心地区，历史上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以这一地区为核心的”⑧。此模式之主旨正是为历史时期的中国确立史前基础，证明在史前时代，黄河流域已经以其核心作用和影响力将各地区维系为一个整体，形成了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雏形，但也未明确提出“最初的中国”的概念。 1981年，苏秉琦提出“区系类型”模式⑨，否定中原地区的领先地位，强调各区系的独立性，指出它们“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区之间“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此模式纠正了“中原中心论”对黄河流域核心作用的片面强调，但并未充分讨论失去了黄河流域的强大维系力，各区系何以成为一体。  图一 中国史前文化的“重瓣花朵”结构(采自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图一，《文物》1987年第3期) Ⅰ.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 Ⅱ.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 Ⅲ.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 严文明在1987年提出“重瓣花朵”模式⑩，提出史前文化格局中，“最著名的是中原文化区”，周围有甘青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长江中游区和江浙文化区，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图一)。此模式还非常明确地将各文化区系与文献记载的华夏、戎羌、东夷等联系起来，提出重瓣花朵格局的形成“奠定了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石”。此“基石”与我们讨论的“最初的中国”的内涵几乎相同。 几乎在“重瓣花朵”模式提出的同时，张光直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模式(11)。他指出，在公元前5000年以前，中国各地史前文化互相分立，“我们实在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把这几处文化放在一起来讨论”。公元前5000左右，新的文化出现，旧的文化扩张。“到了约公元前4000年，我们就看见了一个会持续一千多年的有力的程序的开始，那就是这些文化彼此密切联系起来，而且它们有了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这些成分把它们带入了一个大的文化网，网内的文化相似性在质量上说比网外的为大。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便了解了为什么这些文化要在一起来叙述：不但它们的位置在今天的中国的境界之内，而且因为它们便是最初的中国”(图二)。“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了历史期间的中国的地理核心，而且在这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帝国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这是“最初的中国”的概念首次被提出并清晰表述。 近年来，韩建业认为由于庙底沟文化的强力扩张影响，使得中国大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交融联系形成相对的文化共同体。“这一共同体无论是在地理还是文化上，都为夏商乃至于秦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因此可以称为‘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中国’，简称‘早期中国’”(12)。这是对“重瓣花朵”、“中国相互作用圈”和“最初的中国”的呼应。在古史研究界，李学勤则提出考古学认定的“龙山时代”意味着“从北方到南方很广大范围里，多种文化都有其共同点，这种情况，也可比喻为形成了一个文化的‘场’”，“这个文化的‘场’正是后来夏、商、周三代时期统一国家的基础”(13)。这个“场”与“最初的中国”概念非常接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