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多元”和“一体” 需要强调的是，此“最初的中国”具有“多元一体”的结构，兼具多样性和统一性。 在“多元”方面，不仅是以陶器为代表的文化面貌的多元，而且包含以下要点。 首先，各地区相对独立发展，开启了自己的文明化进程，没有证据表明某一个地区在“最初的中国”初步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引领其他地区的核心作用。 自“区系类型”模式提出后，“中原中心”模式对黄河流域在中国史前文化发展中的领导地位的过分强调已经被扭转，但在讨论公元前第四千纪的中国史前社会的普遍发展时，仍然有学者坚持庙底沟文化发挥了特殊作用的观点。庙底沟类型彩陶的广泛传播是公元前第四千纪发生的重要文化现象，久已引起学者的关注和热烈讨论。严文明指出：“庙底沟期是一个相当繁盛的时期，这一方面表现在它内部各地方类型融合和一体化趋势加强，另一方面表现在对外部文化影响的加强”(29)。王仁湘也指出：“庙底沟文化彩陶播散到这样大的一个区域，意味着什么呢？这样的一个范围很值得注意，这可是后来中国历史演进的最核心的区域。仅此一点，就足以让我们对庙底沟文化的彩陶好好思考一番了”(30)。韩建业则明确提出，庙底沟彩陶的强力传播催生了“庙底沟时代”，而该时代的到来标志着“早期中国文化圈”或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形成(31)。这一可以被称为“彩陶中国”的观念颇可商榷。正如笔者讨论过的，彩陶是当时被广泛交流的各种文化元素之一而非全部。彩陶的广泛传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易于被模仿，可以被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的特性，似乎并不完全归功于庙底沟类型的超强实力和核心地位(32)。 其次，正如有学者已经注意到的，各地新涌现出的社会上层表达等级、展示权力和维持统治的策略各不相同(33)。凌家滩和红山社会均大量使用具有特殊内涵的玉器，宗教气息浓郁，但红山社会有以牛河梁遗址群为代表的与世俗隔绝的仪式活动中心。大汶口文化社会高等级墓葬随葬品奢华，但以表达世俗身份、威望、地位和财富的精美陶器、饰品和猪下颌骨等为主，缺乏特殊玉器等宗教仪式用品；崧泽文化与之相似。大溪文化社会的大型墓葬随葬品数量大，但以明器化的日用陶器为主。庙底沟文化社会中，大型墓葬规格庞大，但随葬品数量很少，同时存在大型聚落和大型公共建筑。很明显，各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不尽相同，所选择的社会复杂化道路各具特色。 第三，各地区的社会上层在交流中采取的是各取所需、而非全盘接受的态度，充分考虑到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例如，处于存在特殊交流关系的凌家滩和红山文化之间的大汶口文化与南北两个邻居均有交流，其墓葬中随葬的连环式璧和龟的抽象形式筒形器即是交流的明证。但大汶口社会上层并未接受各种蕴涵宇宙观的玉器，而是坚持使用表达世俗身份、威望、地位和财富的物品随葬，明显选择了更适合于本地传统的更加世俗化的社会发展道路。因此，虽然密切交流形成了很多传播广泛的“时代风尚”，但各地区在文化面貌和社会发展道路上仍然保持着各自的特色。 在“一体”方面，也不仅限于在密切的交流中，各地区出现了相似的陶器，形成了以彩陶的广泛传播为代表的“时代风尚”，还包括两个要点。 首先，各地区逐渐开始共享相似的文化精髓。就目前的资料看，这些精髓可能包括龟的抽象表现形式筒形器等器物反映的相似的宇宙观、天文历法、沟通天地的手段和各种礼仪，玉钺等器物反映的相似的表达权力的形式，大口缸等器物反映的相似的丧葬礼仪等。放眼东亚大地，这些相互作用的文化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个区别于周边地区的进入到更高发展阶段的文化共同体。 其次，踊跃参与着区域间交流的各地区社会精英们很可能已经认识到了此文化共同体的存在。根据西方学者的相关民族学和考古学研究(34)，在巴拿马前殖民时期的酋邦中，社会上层经常采取亲身旅行这种直接的交流方式。原因有二：一是交流的内容包括最高级、最神秘的知识，需要面传身授；二是对于社会上层来说，游学旅行本身就是值得夸耀的、也是必须具备的英雄经历，是提高自己威望的最佳方式。在中国的史前时代很可能也发生过类似的各地区社会上层间的直接交流，红山文化和凌家滩遗存玉器的高度相似性就是这种交流的最有力证据(35)。参与交流的社会上层们很可能积累了被纳入交流地区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丰富知识，并产生了对相应的地理范围和文化心理范围的某种认同。 苏秉琦曾对广义的“中国”的形成过程进行了视野宏阔的总结，认为其经历了“从共识的‘中国’(即相当于龙山时代或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广大黄河、长江流域文化的交流、各大文化区系间的彼此认同)，到理想的‘中国’(三代的政治文化上的重组)，到现实的中国——秦汉帝国”三个阶段(36)。“最初的中国”出现的时期，也正是共识的“中国”形成的时期。 张光直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中指出：“谈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第一步是决定‘文明’该如何界说，下一步便要决定什么是‘中国’文明”(37)。强调在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中不仅要探讨什么是“文明”，也要关注什么是“中国”。努力对“最初的中国”进行考古学认定将为“中国文明”的定义和形成标准的探索提供重要的视角。以此视角反思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相关讨论(38)，我们会深切认识到，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并不仅仅是要为已经建立的经典社会发展框架增添一个新的证明，更是要确立我们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史前基础，寻找中国文明的独特基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