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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现历程与工作方法 良渚遗址和良渚古城系统规模宏大，今天我们对它的认识，是几代考古人成果的积累和综合，也是几十年来考古理念、思路和方法不断进步而取得的硕果。 自1936年施行更先生在良渚镇的调查发掘开始，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至今正好是80年。在这80年的历程中，可根据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将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分成3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6—1985年）：施昕更先生在1936年进行了良渚遗址的首次调查和发掘。现在看来，那些地点都是良渚古城外围的基层小聚落，未能发掘出玉器等高等级器物。而传世和出土的大量良渚玉器当时都被认为是周汉时代的遗物。因此，对良渚文化的认识，是根据黑陶等线索与山东龙山文化进行联系，认为良渚是龙山文化南渐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后，在良渚地区的发掘也比较零星，增加了一些新的遗址点，至1982年初，共发现遗址20余处。这个阶段可以称为“遗址点”的阶段，对良渚遗址的认识刚刚起步，考古工作关注单个遗址本身，区域性的总体认识还无从谈起。 第二阶段（1986—2005年）：1986年反山的发掘是一个关键节点。紧接着的瑶山、莫角山、汇观山等极高规模的墓葬、体量巨大的公共建筑和祭坛的发现和认识，使浙江的考古学者意识到良渚遗址的在整个文化区中的特殊高度和中心地位。结合汇观山、莫角山、塘山（土垣）遗址的性状的解读，对良渚遗址的认识有了本质提高。考古学家开始在较大范围内对这些特殊遗迹进行性质和功能的讨论，提出莫角山台城的看法。对良渚遗址的整体认识开始逐渐形成，“良渚遗址群”概念的提出，标志着良渚的考古工作已经超越了“遗址点”的认识水平，具有了朦胧的大遗址考古的意味。 1994年提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计划，被列为预备名单。1996年国务院批准良渚遗址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期间划定了42 k㎡的良渚遗址保护区，通过了良渚遗址保护条例。考古工作则仍以被动性的配合基本建设为主，主动性的工作是对遗址群开展大规模的主动性调查，发现的遗址数量达到135处。 第三阶段（2006—至今）：2006—2007年良渚古城的发现，标志着良渚遗址的考古认识由 “遗址群”时期进入到都邑考古的新阶段。是对良渚遗址和良渚文化认识的一次大跨越。相应地，考古工作的模式由以遗址点调查和被动性发现为主向全面主动性工作转化。 良渚城墙这一具有极强功能指向性的遗迹的发现，使我们能在边界模糊的“遗址群”范围内将观察点聚焦到莫角山、反山这个区域，对遗址群各遗址点的功能定位更为准确，研究重点也转到功能区的寻找和解读层面。因此，良渚遗址群的考古由前期的守株待兔、盲人摸象，进入到顺藤摸瓜，按图索骥的阶段。顺着莫角山宫殿区和城墙，向外寻找外部结构，于2010年发现确认了外郭城。 2015年良渚外围水利系统的发现，标志着我们对良渚遗址的观察视野进一步扩大。良渚古城及外郭结构的发现，使我们充分意识到古城并非一个能自给自足的聚落，其周边稻作农业调查表明，古城周边附近都没有稻田分布，有越来越多的线索显示：城内居民的身份不是直接生产稻米的农民，而很可能是各类工匠。而莫角山宫殿区巨量的碳化米的发现，使我们充分意识到：良渚古城绝不是一个能自己自足的封闭聚落，而是一个由都城和广大的郊野组成的城市系统。这就是个“王国”的概念。虽然现在无法获知这个国的精确边界，但起码可以按照自然地理的界限，将杭州西北面的整个C形区域上千平方公里的良渚遗址进行统一观察。 观念和视角急剧扩大，意味着传统考古勘探工作手段已经无法满足考古工作的要求。因此在这一阶段的考古工作中，更多地采取了地理信息系统（GIS） 和遥感（RS）等新的技术手段，为近年的发现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如古城外郭就是首先在高精度的数字高程模型上发现线索，再通过考古勘探验证而确认的。而水利系统的发现，则与遥感手段的应用直接相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