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域考古发现的“汉文化”遗存非常多。文字是人类文化的“核心文化基因”。考古发现，汉字是汉代西域时代最早的文字之一，是西域两千年来一直使用的官方正式文字。20世纪70年代末罗布泊地区清理出土了汉文简牍文书63件；且末县扎滚鲁克墓地三期文化遗存(汉晋时期)的墓葬之中出土了汉文纸文书；尼雅遗址发现8件王室木札，以汉隶写成。新疆地区考古发现的汉字材料及其书写制度，深受中原影响。这套制度传入西域应与屯守边疆的戍卒有关。汉佉二体钱的不断发现更是西域使用汉文的重要证据。 新疆地区考古还发现很多例织锦上的汉字。如1995-1997年尼雅遗址墓地发现的汉晋时期织锦上有“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长乐大明光”“恩泽下岁大孰长葆二亲子孙息兄弟茂盛寿无极”“安乐如意长寿无极”“万世如意”“世毋极锦”“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大明光受右承福”等文字。又如罗布泊地区20世纪70年代末孤台墓地发现织锦残片上的文字“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长乐明光”“续世”“广山”“登高望”“望四海贵富寿为国庆”等。这些有文字的丝绸是汉王朝“官式”文化在西域地区存在的反映，它们可能是“朝贡”历史的物化遗存。西域地方首领对汉王朝的服饰十分重视与羡慕，(23)丝绸是汉王朝馈赠他们的重要“礼品”。他们生前享用，死后随葬。这些馈赠丝绸一般都出自当地高等级墓葬中。 新疆发现的高等级墓葬的棺椁也反映出华夏传统文化的影响。1998年在若羌县楼兰古城以北出土的贵族墓葬的木棺，木棺头挡板的圆圈内绘着一只金乌，足挡板的圆圈内绘着一只蟾蜍，分别代表日、月。用金乌和蟾蜍象征日、月天象，是华夏文化的传统。中原帝王与贵族的墓葬中有很多这方面的内容，如濮阳西水坡新石器时代墓葬中的龙虎北斗图与龙虎鸟麟四象图、(24)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漆箱盖上星象图、(25)秦始皇陵地宫“上具天文，下具地理”、(26)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天象图、(27)洛阳西汉卜千秋壁画墓、(28)洛阳浅井头西汉壁画墓、(29)洛阳西汉墓中的星象图、(30)洛阳金谷园新莽时期壁画墓、(31)山东肥城县孝堂山石刻的日、月、星象图，(32)等等。在新疆发现的这件两千多年前的棺椁，上面的彩绘图案显然是移植了华夏文化。 印鉴更具汉“官文化”特色。新疆出土的“汉归义羌长”铜印，印正方形，卧羊钮，阴刻篆文“汉归义羌长”。该印是古羌族人归属汉朝后，汉朝中央政府颁发给首领的官印。西域羌族散居在塔里木盆地各绿洲和帕米尔西河谷中，主要从事畜牧和狩猎，亦兼农业。 在新疆地区的汉唐遗址与墓葬中，还出土了一些汉文典籍。如：罗布泊西汉烽燧遗址中出土的《论语?公冶长》篇简，罗布泊海头遗址发现的东汉末年的《战国策》残卷和算术《九九术》残简，1993年尼雅遗址发现的《苍颉篇》残文等。此外还出土有《毛诗》《郑玄注论语》《伪孔传尚书》《孝经》《急就篇》《千字文》、薛道衡《典言》、佚名《晋史》《唐律疏义》《针经》和《佛经》等古籍抄本。 丝绸之路开通后，南亚佛教通过中亚、西域传入内地，融合中国传统的汉文化，成为汉文化圈的一种重要宗教。西域是佛教汉化的第一站，然后进入甘肃、宁夏、晋北，尔后到达内地。在内地进一步整合，最后传到朝鲜、日本、越南北部地区。 3 西南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与确认 西南丝绸之路与佛教传入有关。佛教基本上从两条路线传入中国：一是通过沙漠丝绸之路从南亚、中亚传至东亚；另一条就是通过西南丝绸之路，从印度经缅甸进入中国云南、四川等地，然后沿长江流域向东至长江流域下游。西南丝绸之路的兴起应该早于沙漠丝绸之路，因为张骞出使西域时就在今阿富汗看到从印度运去的“蜀布”，也就是说在张骞“凿空”之前，中国西南地区已经与印度有了商贸、文化来往。(33)近年来有学者根据四川、云南的考古发现指出，西南丝绸之路可能早在夏商时代已经存在，其证据是云南大理、晋宁、曲靖和四川三星堆遗址等地发现的齿贝、四川三星堆遗址与成都金沙遗址发现的象牙，均应产于印度。如果这种看法成立的话，那么西南丝绸之路要上溯至夏商时代。(34) 4 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通过古代码头、沉船的考古发现，以及相关地方的考古发现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比如在安阳殷墟发现的三千年前的甲骨文刻在龟板上，经过验证，这些龟板来自马来西亚来的“亚洲大陆龟”。早在殷商时代，犀牛形象就进入中国青铜器艺术。战国秦汉时代流行铜犀牛，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错金银青铜独角犀，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南陵出土了真的犀牛骨架，汉武帝茂陵陵区出土的错金银铜犀牛，还有汉代江都王陵出土的铜犀牛，唐高祖献陵的石犀牛等，其中大多犀牛来自南亚地区。南亚地区犀牛有不同品种，印度犀牛个体较大，而东南亚的苏门答腊犀牛个体较小。中国古代的犀牛及其作为模型的犀牛，可能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 山东半岛战国古墓出土的西方玻璃珠，年代在公元前6至前3世纪，属于地中海东岸产品。汉唐时代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其他域外遗物，还有山东临淄西汉齐王墓发现的列瓣纹银豆；山东青州西辛村发现的列瓣纹银盒；广州南越王墓及南越国遗址出土的非洲象牙及象牙印章、象牙器，西亚或中亚的银盒、金花泡饰，南亚的乳香；广东汉墓出土的罗马玻璃、肉紅髓石珠和多面金珠、波斯银币和银器等。江苏、福建等地古代墓葬中还出土了多面金珠、罗马玻璃、波斯孔雀?{釉陶瓶、波斯釉陶壶等。由此可以复原一条从埃及亚历山大港，经印度、东南亚到山东半岛的古代海上交通路线。至于汉代与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北亚的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的交流更为频繁，那里出土的众多汉代与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文物是最有力的历史见证。中古时代及其以后，随着欧亚大陆丝绸之路的衰落，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了最为繁盛时代。唐、宋、元时代，尤其是宋元时代，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占主导地位，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船队活跃在印度洋，远航至非洲东海岸。宋元时代中国的航海与造船技术居世界先进水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