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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记能反映一些历史真相，但存在诬妄的短处 私记的长处是能暴露一些官书所无的历史真相，更为真切。在日记类中，清赵烈文（曾任曾国藩幕僚）的《能静居日记》就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日记中有关于清军攻占天京后大肆掠夺的情况。同治三年六月二十日（1864年7月26日）记：“计破城后，精壮长毛除抗拒时被斩杀外，其余死者寥寥。大半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情杀死。沿街死者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戳以为戏……又萧浮泗从伪天王府取出金银不赀，即纵火烧屋以灭迹。”赵烈文同曾国藩的一些谈话，极具史料价值。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1867年7月21日）：“初鼓后，滌师（指曾国藩）来畅谈。言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衫，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余云：‘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舟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师蹙额良久，曰‘然则当南迁乎？’余云‘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同治中兴”的第一功臣曾国藩对时局如此悲观，以致对他的亲信幕僚竟议论起清朝的危亡，可见“中兴”的真相如何了。曾赵两人的对话，只能在私下里秘谈，见于赵的日记，这些“大逆不道”的话在官书中是绝对看不到的。 在书信中，也往往能看到在官书中所不可能看到的内容。例如，樊增祥在光绪十六年九月十三日（1890年10月26日）致张之洞的一封密札中，谈到了京师官场中贿赂公行和纵情观剧的腐败情况。“都门近事，江河日下，枢府唯以观剧为乐，酒醴笙簧，月必数数相会。南城士大夫，借一题目，即音尊召客，自枢王以下，相率赴饮，长夜将半，则于筵次入朝。贿赂公行，不知纪极，投金暮夜，亦有等差。近有一人引见来京，馈大圣六百（大圣见面不道谢），相王半之（道谢不见面），汶长二百（见面道谢），北池一百（见面再三道谢），其腰系战裙者，则了不过问矣，时人以为得法。然近来政府仍推相王为政，大圣则左右赞襄之，其余唯诺而已。高阳与北池缔姻，居然演剧三日，习俗移人，贤者不免，仍今信之。（祥与比邻，不堪其扰。）”密札中之“大圣”指孙毓汶，“相王”指礼亲王世铎，“汶长”指许庚身，“北池”指张之万，“腰系战裙者”指额勒和布，当时均为军机大臣。孙、许甚得那拉氏信任，孙尤掌权，故行贿者馈金数目，以孙为最多，世铎次之，庚身又次之，之万为殿。额勒和布，廉洁自守，故行贿者未登门。以上所论，只是“见面礼”而已。如有重要请托谋求，当远远超出此数。 私记的最大短处是诬妄。最严重者，捏造事实，进行诽谤。例如《庚申外史》谓元庚申帝为宋降帝之瀛公之子，而非元明宗之子。《广阳杂记》谓明成祖为元顺帝遗腹，而非明太祖之子。稍次者，抬高自己，贬低他人。例如，胡适在1950年5月29日致杨联升的信中说：“你评冯芝生的书，未免笔下太留情了。这种没有历史眼光的书，绝对称不上‘authoritative & comprehensive account’（权威的和综合的叙述），更不是‘a well-balanced treatment of the important schools’（对重要学派的相当均衡的处理）。”胡适于1919年发表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是他的成名作。但此书并未写全，有上无下。冯的哲学史出版后，颇受好评，如陈寅恪称之为“取材谨严，持论精确”。胡适对冯著早已心存妒忌，看到杨的书评后，再也压不住心中的怒气，便把冯著说得一无是处。 私记的另一短处是所记有些来自道听途说，而非亲闻亲见，不免失实。即便是作者亲历的事，后来回忆，也常有误。爱伦堡在他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中说：“记忆力通常是保存了一些东西，而放过了另一些东西……记忆力像是汽车的前灯，在黑夜里，他们忽而照亮一棵树，忽而照亮一个岗棚，忽而又照亮了一个人。人们，特别是作家们，在他们合乎逻辑地、详尽地叙述自己生平的时候，经常用臆度揣测来填补空白，使人难以辨别，他的真实回忆在哪儿结束，虚构的小说又从哪儿开始。” 总之，官书与私记各有短长，治史者应持并重兼采的态度，综合利用，庶几可接近历史真相。 以上说明文字史料是研究历史的重要依据。连带需要说明的，就是史料的运用问题。概括说来，在纸和印刷术发明以前，史料比较贫乏，以后则越来越多，至今已浩如烟海。材料少，要做出准确的判断很难，有时不免是一种推测。材料多，不仅看不全，如何选择更是难题。史学家要有驾驭史料而不是被史料奴役的本领，就必须提高理论水平。首先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其次，还要对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如考古学、宗教学、神话学、古文字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地理学等有一定的素养。门类很多，当然要就自己研究的范围有重点地选择。史料与理论的结合是一个专门的大问题，已超出本文范围，不能在这里作进一步讨论。在这里强调这个问题，是表明并非有了史料，历史研究就万事大吉了。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