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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国中晚期的兵器中，三晋兵器独树一帜，具有长篇刻款铭文。李学勤先生率先对三晋兵器进行研究，提出铭文中的“令”是“督造者”，释“工师”前的字为“军”，并未对三晋兵器的国别加以区别（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文物》1959 年1～9 期，《李学勤早期文集》311～320 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 1971 年，河南新郑郑韩故城发现兵器窖藏，出土兵器数量之多，前所未有。尤为重要的是基本上均为韩国兵器（郝本性《新郑“郑韩故城”发现一批战国兵器》，《文物》1972 年10 期）。黄盛璋先生以此为契机，成功地解决了三晋兵器的分国问题。还纠正了以往把“库工师”释为“军工师”的错误。除同意“令”为督造者之外，进一步认为相邦、乃至“王”等均是督造者。同时还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即所谓“库府仓廪铸器”说： 韩国兵器由库制造，库必然附设有冶铸作坊，每一个库都有工师、冶尹和冶人，说明库确有一套工技人员及其相应的冶铸设备。库不仅是藏器之处，更主要的是制器之处，所以有时只简单记为某库，主要即表明作坊。不仅是库，战国的仓、廩也和库一样，兼为制器之处。 传统的意见，总以为府、库、仓、廪等是储藏器物之所，其实在战国也是造器之所，……当指出的是，三晋兵器都由库造，库应该是以制造兵器为主，而府则以制造其他器物为主。（黄盛璋《新郑出土战国兵器中的一些问题》，《考古》1973 年6 期；《试论三晋兵器的国别和年代及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74年1 期） 《洛阳金村古墓聚英》著录的银器有“ 右舍” “ 中舍” “ 更表铸器作坊无疑”。此后，又进一步认为魏国铜器铭文中的“上官”“下官”和秦汉器中的“私官”均设有冶铸作坊。甚至盛季壶中的“ ” 兴隆铁范上的“ ” ，戈铭中的“国”，究竟是什么字都搞不清楚，也认定是“制器作坊”。（黄盛璋《三晋铜器的国别、年代与相关制度问题》，《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辑48～49 页，中华书局，1989 年6 月） 其实“库工师”和“冶”的主要职责不是冶铸，而是负责审查库藏原材料的质量： 《礼记·月令》：季春之月“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毋或不良”。郑注：“五库，藏此诸物之舍也。量，谓物善恶之旧法也。”孔疏引熊氏曰：“各以类相从，金铁为一库，皮革筋为一库，角齿为一库，羽箭干为一库，脂胶丹漆为一库。” 这段话不仅表明库的职能是“藏物之舍”，以及库的分工之细，而且表明由库内的工师和百工负责审查库藏物品的“善恶”。这里所说的“工师”，自然就是三晋兵器中的“库工师”。“百工”，当然也应包括三晋兵器中的“冶”或“冶尹”。 此外，上至中央的赵王、相邦，下至地方的“令”，这些人养尊处优，厌恶鄙视生产劳动，不具备兵器生产知识，不愿意也不可能亲临脏乱差的生产第一线去“督造”兵器生产。他们是兵器的所有者和使用者，唯一关心的是兵器是否锋利。这需要经过试器才能知道，即《管子·小匡》所谓“戈剑矛戟，试诸狗马”。残暴的统治者甚至不惜以活人作为试验品。《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莒子庚舆虐而好剑，苟铸剑，必试诸人。”杨伯峻注：“杀人以试剑之利纯。”就是好例。把这些人视为“督造者”，显然是郢书燕说的杜撰。 赵、魏兵器正面铭文末尾二字，于省吾先生释为“执齐”，读作“执剂”，释为“今之调剂，调和”，“言其执齐者，是说某掌握兑剂之事”（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序言，科学出版社，1957 年。中华书局1992 年重印）。黄盛璋先生同意释“齐”为“调和金（铜）、锡的成分”，但不同意释“执”。认为此字从“殳”或“攴”，应隶为“ 齐”。即挞，指锻造。认为“齐”“就是金属原料的调剂，而‘ ’就是锤击，合在一起，代表制造兵器”。凡“‘ 齐’者皆为兵器直接制造者”（黄盛璋《（撻）齋（齐）及其和兵器铸造关系新考》，《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辑，1986年6 月），其说可商。 首先，铜器的硬度，依靠增加锡含量加以解决，而并不使用锻打。铜兵器锋利的刃部应是使用俗称“戗菜刀”的办法“戗”出来的，不可能是锻打出来的。因为宽度只有两三毫米而又笔直的锋刃，很难设想使用什么工具锻打而成。铁器也只有熟铁才需要锻打，铁犁、铁铧就不是锻打，而是铸造的。其次，于氏解“执齐”为调剂金属原料的一道工序；黄氏解为调剂金属原料和锻打的两道工序，是“兵器直接制造者”，按照“工勒其名”的要求，都应像库工师、冶或冶尹那样署以私名，而实际上“ 齐”的后面从不署私名。可见于、黄之说均误。但黄氏指出字从攴而不从手则是正确的。为盩字省文。“盩”与“收”同属舌音幽部，音近相通。“齐、剂”属脂部，“器”属微部。微、脂旁转。“ 齐”可读作“收器”。 传为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出土的三晋兵器十九年邦大夫戈，二行30字： 十九年邦大夫（郜）贞，邦冶国（郜）、（郭）晨、孟。邦司寇乐汤，上库工师郭、辰卖。收器。 十九年邦大夫戈铭文末尾正作“收器”二字，证明释“ 剂”为“收器”是正确的。 韩国兵器铭文末尾的“造”，造与收双声叠韵。读作“收”，是“收器”之省。 收器，读作收讫，即验收完毕。 古代有兵器入库试器验收制度，临沂银雀山竹书《库法》： 器成必试乃藏，试器固有法，邑啬夫与兵官之吏啬夫、库上师、库吏[□□□]善时为之；固有岁课，吏啬夫与为者有重任。 整理者认为“《库法》为战国时期作品。‘库上师’应为‘库工师’之误”。“吏啬夫”可能应该读为“吏、啬夫”，“即吏与啬夫之意”（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1985 年4 期）等都是正确的。 “器成必试乃藏”，意为器物铸成之后，必须经过试验合格才能入藏。反过来说，凡是库中所收藏的器物都是试验合格品。 “善时为之”，是说试器的时间要选择吉日良辰，天气、气候条件都比较适宜的情况下进行。“固有岁课”，《说文》：“课，试也。”意为每年都要对参加试器人员工作成绩的优劣定期考核，以便奖惩。 “吏啬夫与为者有重任”，“为者”即参予试器者。意为吏和啬夫以及参与试器者都负有重大的责任。不仅吏和啬夫对通过试器验收入库的兵器质量负有责任，对出库后发给兵卒的兵器质量不好，也要问责。 睡虎地秦简《秦律杂抄》： 禀卒兵，不完善，丞、库啬夫、吏赀二甲，法(废)。 释文：“发给军卒兵器，质量不好。丞及库的啬夫和吏均罚二甲，撤职，永不叙用。”（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 秦律中的丞应即《库法》中的“邑啬夫”。“库啬夫” “吏” 就是《库法》中的“吏” 和“啬夫”。秦律对不尽职尽责的丞和库啬夫、吏的惩罚，显然就是《库法》的“有重任”，即重大的责任。入库试器验收制度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把三晋兵器铭文与《库法》入库试器验收制度相对照，就会恍然大悟。原来参加试器的“邑啬夫” 相当于三晋兵器铭文地方官员“ ××令”。和十九年邦大夫戈中的“邦大夫”。“兵官之吏啬夫” 相当于邦库啬夫、库啬夫或邦司寇、司寇。参加试器的“库工师” 与三晋兵器铭文中的库工师相对应。库吏后所缺三字，应即三晋兵器中的冶或冶尹之类。根据《库法》中试器之法的有关规定，可以确信三晋兵器繁式刻欵铭文中的库工师、冶或冶尹之类并非铸器者，而应是试器者。王和相邦、令等官吏也并非督造者，同样也是参与试器者，并且还是监督试器的领导者。《库法》中参加试器的人员中之所以没有赵国兵器中通常所见的守相、相邦之类的高官，更没有王。这是因为《库法》中的规定，适用于一般的兵器。只有相邦之类的高官，甚至是王的兵器，才需要高官或王亲自出马参与监督试器之事。这就是为什么通常所见一次铸造兵器少则“ 三百” （ 《集成》11164、11209） “ 五百” （ 《集成》11108、11202），多者一次铸戈“三万” （《集成》11267）。而使用繁式刻款的三晋兵器极为罕见的原因所在。因为繁式刻款的兵器所有者都是王公大臣，而发给兵卒使用的兵器，虽然在入库前也要经过试器保证质量关，但没有必要逐件刻款。这就是为什么考古发掘和传世的难以数计的兵器，并不使用刻款，甚至连铸款都不用的原故。 铸款易而刻款难，三晋兵器为什么要舍易就难，使用刻款呢？这是因为铸造兵器时，事前并不知道都有哪些人员参予试器，更不知道产品是否能够通过试器验收关。只有在验收合格后，才可以把试器的时间、参予试器和监督试器人员的名字镌刻在兵器上。 根据以上分析，多年来长盛不衰的所谓“兵器督造者”和“府库仓廪等各行各业均可铸器”说，不过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纸上谈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