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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玉文化的发展与人类文明进程相依相符，正如笔者在论述史前玉器寓意性功能演变时所说(48)：当战争成为文明进程中的主旋律时，玉器的寓意性由神权逐渐走向以力量、勇猛为内涵的军权，于是由实用武器或生产工具转化而来的大型仪仗类玉器也就成为当时玉器的主体造型。经过血雨腥风的原始战争，中原部族终于建立了较为稳定的社会格局——王国与方国，它的稳定与否来自于中原王国的是否强大，整个夏商时期，战争与武力是社会的主旋律，为了进一步地巩固自身的地位，统治者将史前用玉的程序与规范上升至文字，仪玉制度由之产生，代表器类是玉戈、玉璋、玉矛等，寓含着武力、威严等。玉礼器成为一种符号，将人们的思维意识指向一种威力的深渊，从而给人造成一种潜意识的威慑，一种无声的恐吓。 浮滨文化偏居一隅，在中原王朝文明的强力辐射之下，自身文明进程加快，仿效是接受较高文明的最直接办法。通过梳理浮滨文化玉石器的外来文化因素，中原与东南沿海青铜时代文明的关系日渐明朗：由于相距遥远，中原夏、商文化因素并非直接影响闽南粤东，须经由中间地带的周转，长江流域及珠江水系承担着这一重任，由于不同时间、不同地域吸收外来文化因素的不同，直接决定了中原夏、商玉文化因素进入闽南粤东浮滨文化路径的不同。 标题注释：本文受湖南大学“青年教师成长计划”及贵州省2016年度哲社规划国学单列课题(16GZGX19)资助。 作者简介：石荣传，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湖南 长沙 418002 《江汉考古》(武汉)2016年第20165期第60-6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