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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家窑文化时期林家遗址生业模式分析 马家窑文化时期，林家遗址出土的农业生产的石制工具多于畜牧、狩猎采集工具的数量，可见，此时以农业为主，并兼营一定规模的畜牧、狩猎采集经济。值得注意的是，林家遗址出土了较多的细石器、石刃骨匕首和石刃骨柄刀，细石器一般认为与狩猎、畜牧经济有关[9]，可以用来加工肉食，割裂毛皮等，这种工具一般与骨柄相结合制作成复合工具使用，从而增加其实用性。因此林家遗址除农业为主外应当存在着更多的家畜饲养、畜牧或狩猎经济成分。 林家遗址出土了较多的动物骨骼，经鉴定，家畜主要有猪、狗、牛、羊、鸡等，野生动物有鹿、野猪、羚羊、河狸、田鼠等[10]。可见猪仍然是作为家畜饲养的主要动物，较师赵村遗址不同的是，林家遗址出现了较多的羊骨遗存，“骨器基本上是用羊骨制成。仅见一件石矛，绝大多数镞均是骨制品，数量为石刀的四分之一。这种情况表明，狩猎业已退居比较次要地位，种植农业及饲养业，其中主要是养羊业已成为当时居民的重要经济部门”[11]。可见，羊成为这一时期畜牧业中的重要动物。另外，从野生动物遗存鉴定结果可知，此时野生动物种类（5种）相比于师赵村野生动物种类（10种）要少很多，这或许与家猪饲养、牧羊业的发展相关，从而使得狩猎经济的需求有所降低。 林家遗址F8的陶罐中发现了炭化的大麻籽，这种大麻籽不仅可以食用，且可以榨油，纤维还可以捻绳、织布，是人们日常生活和手工业生产活动的必需品。林家遗址还发现不少用于储存粮食的窖穴，在窖穴的底部发现有少量稷及其灰白色朽灰。另外，在F20、F8还发现两种颗粒较小的植物标本，经鉴定为粟粒。值得一提的是H19，坑底有大量炭化的稷，部分穗头、谷粒、枝干保存甚好。穗头上还带有较长的细枝，捆成把整齐地堆放于坑底，总量达2立方米左右。发掘者观察认为，古人是利用刀类工具将稷的穗部进行收割的[12]。这种锋利的刀类工具在林家遗址不仅数量多，种类也很丰富。从质地上分，有石质刀、骨质刀、陶质刀；从器形上分，有长方形凹背刀、长方形弧刃刀、长方形平刃刀、半月形刀、缺口平刃刀、缺口弧刃刀、带柄石刀。遗址出土石刀209件，多通体磨光，穿孔多靠近刃部，从而便于系绳使用。可见这时期，农业工具在加工技术上有了较大的进步，从而带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先民的生活中不仅增加了麻类经济作物，而且粮食已了大量的生产和储藏。 通过分析，我们认为此时的林家先民仍以农业种植为主体，同时，家畜饲养仍然延续着师赵村先民养猪业的繁盛。不同的是，这里的畜牧业发展较快，羊已成为林家先民畜牧的主要对象，在林家先民们的肉食结构中占有相当的比重，遗址中大量的细石器和石刃骨柄复合工具也表明了这时畜牧业的繁荣。另外，狩猎采集经济此时当退居次要地位，或仅作为食物来源的一种补充方式。 四、马家窑文化时期鸳鸯池墓地生业模式分析 鸳鸯池墓地[13]出土的农业工具远少于畜牧、狩猎采集工具。墓地中发现有相当多的细石器，仅在M122人头骨旁就发现200余件细石叶、细石片。有的细石叶镶嵌在骨刀柄上，有的脱落而置于刀柄旁。有些细石片作刮削器用，并留有明显的使用痕迹。这些细石器以及石刃复合工具的使用，与畜牧、狩猎采集经济密切相关，表明畜牧、狩猎采集经济在这里占据着明显的优势。 在189座鸳鸯池墓葬中，仅见石刀8件，石斧1件，石锛1件，大量的细石器、石刃骨柄复合工具，仅有的2件陶纺轮，随葬的陶器一般仅三四件，最多的只有10多件，且普遍使用单耳陶杯随葬，显示出手工业、制陶业、纺织业的颇不兴盛的半农半牧的经济生活色彩[14]。 当然，在墓葬中我们也发现有粟粒的存在，如M134的陶瓮内就装有粟粒，粟是先民们主要的粮食作物。但永昌鸳鸯池地处河西走廊，这里尽管干旱少雨，但在绿洲上有利于农业生产，且草原广阔，畜牧业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通过分析，我们认为永昌鸳鸯池的先民过着一种半农半牧的生活，呈现出农业、畜牧业以及狩猎采集等多种生产方式的混合形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