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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牛车（资料图） 今人多有攀比豪宅名车。你知道一千四五百年前古人的追求吗？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人们却以有一辆牛车为时尚。 1987年，河南林州市城关镇阎家台村的一户农民，在村中打井时，便挖出西晋时一辆陶牛车。尽管那批陶器中两个陶俑灰头土脸，那车也风尘仆仆，但却真实地展现出西晋人起居出行、风俗习惯的文化艺术。 那辆牛车卷棚式斗篷俨然，二辕架于牛颈，牛头前伸，圆腰垂尾，四蹄粗短；牛长25厘米，高14厘米。车轱辘滚圆，轮有辐条12根，车身长36厘米，宽16.3厘米，高14.6厘米，辕长21.4厘米。 该村民当时挖井时，先发现坑壁用砖砌筑的一个大坑，猜想应是一座古墓，接着便有十余件器物逐渐从泥土中浮现出来。村民见这些东西造型可爱，便带回家中供孩子们玩耍，后便将其放在晒棚上。 有关人员得知情况后，几经周折，终于在村民家中见到了一个个布满泥土的器物。根据经验，他们断定这些东西是文物，必须立即收集。然而村民面露难色。工作人员马上拿出50元作为奖励，村民才勉强同意上交。就这样，文物被回收并得以妥善保管。但当时收藏单位不是文博单位，文物所蕴藏的秘密却始终未能解开。直到二十年后的2007年，经市文物专家鉴定，才知是西晋时期的陶器，除牛车外，其余器物是俑、马、瓮、灶、甑、勺、盘、多子盒、耳杯、厕、樽、扁壶、井及大小罐等近20余件陶冥器。这些文物都是当年实物的缩小版。林州市博物馆里的西晋陶器多有残缺，这些文物正好弥补这一缺憾。 1965年在洛阳市老城区北魏元巶墓出土的彩绘陶牛车，再现了当时流行于贵族阶层的一种时尚。1979年发掘的北齐尚书令、东安王娄睿墓，西壁绘通幰安车（从车顶到车前后用大幔遮住）、赤轮华毂，犍牛豪奴。2000年，在太原发现的北齐太尉、武安王徐显秀墓内，在东边壁画上，最引人注目的是绘有以墓主夫人牛车为中心的侍从和仪仗，那驾车牛，体形雄健彪悍，神态欢快喜人，昂首奋蹄，似欲破壁而出。壁画中的牛车也间接反映出当时王公勋贵青睐牛车的嗜好。 据不完全统计，在大江南北，黄河上下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墓葬里，经常发现作为冥器的陶牛车。由此可见，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里，以陶牛车入葬，是一种全国性革新式的葬俗，并且普及到上述列朝行政管辖地区所有的省份。牛的体态一般强健有力，而神态却温顺可掬。牛车的造型，由车厢、车辕、两轮三部分组成。两轮雕塑得很精细，车辋（车轮周围的框子）刻画准确，车辐的数量和粗细与现实生活中的牛车大抵相同，车毂比例也与实物相当。毂中有轊（车轴头），轊中有辖，这表明毂中有大穿、小穿的结构，有利于牛车的长途跋涉。陶车厢，在各个省份出土中也有共性：四面设蔽，上覆车篷，这是实物的真实写照。有的两面开窗，有的前开窗后开户，共性中又有个性。陶制车篷上更有细致的刻画，那便是轑，是车篷的骨架。实物中，车篷是由细竹编织的席篷，从车内往外看之，则晶莹透光。车篷多覆与车布衣，起障泥和蔽雨的作用。这时的牛车，稍微讲究一点的还要挂幰，以蔽牛及赶车人，这也是出于长途跋涉的需要。 在河南林州市桂园区春秋大墓东侧发现气势恢弘的车马坑，六车十二匹马，排列整齐，布局严谨，显示出墓主人生前地位显赫，生活豪华。 到了秦与西汉，各地墓葬发现车少，马匹更少；迄东汉，则以车轊代车马，殉马极其少见；到了魏晋南北朝，只剩下陶牛车了。葬俗的变化，显示出历史生活的变迁。 东汉末期至魏晋，中原一带长期处于兵火战乱，致使马匹锐减。《盐铁论·未通》说：“是以百姓贫苦而衣食不足，老弱负辂于路，列卿大夫或乘牛车。”同书又说：“一马伏枥，当中家六口之食。”到了东汉末期，连汉献帝也落到了以牛车代步的狼狈地步。因此可以说，马匹锐减，是牛车盛行的主要原因。由于马匹锐减，也使得一部分两汉世家大族，以改乘牛车为荣。 2003年5月，西安市发掘到汉代张汤墓。张汤起于书吏，后升迁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按其地位，可乘驷马安车。可是《汉书·张汤传》却说：“汤死，家产值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昆弟诸子欲厚葬汤。汤母曰：“汤为天子大臣，被恶言所死，何厚葬为！载以牛车。”张汤为武帝名臣，以执法尚儒起家。他们所以要以牛车载葬，主要是为了保持清风高洁和民间淳俗。汉代的名士刘宽、朱云之流，乘牛车四处奔波讲学，在当时的史家看来，并不认为是降低了自己的身份，而认为是儒林的本色，代表了儒家思想的新风尚。牛车作为主车大批出现，应与世族风气有着密切的关系。魏晋南北朝的中小墓葬陶牛车的大批出土，也应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写照。 在唐墓随葬品中，又有大量马匹出现，且具有“有马无车”的特点。在昭陵六骏中，可以看到它们飞奔优美的俊影。从“有马无车”的现象，可以看出李唐王朝及其贵族集团的种族归属和时代风气。（张振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