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是文明的载体,是先民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对历史文物的敬畏之心,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统筹好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切实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推进文物合理适度利用,使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对新时期我国文物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在考古文物工作者、研究者中引起热烈反响。 “十二五”期间文保成就卓著 “十二五”期间,全国文物保护经费累计投入1404亿元,年均增长16.5%;历时5年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以下简称“三普”)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6722处,其中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536001处;大遗址保护工作全面推进,目前已形成以“六片、四线、一圈”为重点、150处大遗址为支撑的大遗址保护新格局;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申报连获佳绩,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48项,居世界第二位;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正在稳步推进,全国收藏保管文物的国有单位总数达到1.53万家,其中已有8346家收藏单位完成申报藏品的登录工作……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星灿看来,这一系列数字反映了“十二五”期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物保护事业取得的成就。 近年来,我国文物保护工作迈出的步伐令考古文物工作者感到欣喜。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张居中在工作中发现,地方文物管理越来越规范化,加强了对文物考古发掘资质的要求,尤其从专业角度强化了对从业人员资质的要求。我国的文物保护水平已步入世界前列,文物保护法规也比较健全。 对于“三普”意义,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张松认为,“三普”掌握了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数量、年代、类型、分布和保存状况等重要信息,成为国家制定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利用政策措施、管理规划等的基本数据。“三普”成果已建立全国登记不可移动文物数据库及电子地图等基础性数据,同时培养了文物保护的技术队伍,对提高文物保护管理水平,增强全民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均有重要影响。 当前文保形势依然严峻 2002年,“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写入《文物保护法》。受访学者表示,尽管当前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就,但对于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世界文物大国来说,文保形势依然严峻,重申十六字方针旨在让人们正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的种种问题。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文物的保护利用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就是文物破坏现象依然严重。如“三普”结果显示,全国登记消失的文物超过了4万处。张松表示,“三普”不可移动文物的总体保存状况不容乐观,保护状况较差和差的占到总数的四分之一。此外,由于多数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级别较低或尚未定级,在2012年完成登记后被拆毁的也不在少数。 “在可移动文物保护与管理方面,由于某些地方可移动文物库房账目统计不全,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甚至出现监守自盗的情况。”张居中表示,由此凸显了目前正在推进的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些大型基本建设项目不履行文物保护审批手续,不落实文化遗产保护措施,对古遗址、古建筑等造成大面积破坏。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余西云列举道:市政建设中,一些单位不依法申报、施工,对古遗址、古建筑等随意破坏、拆除、迁移;在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违规审批、建设,文化遗产的周边环境和历史风貌遭到破坏;一些依托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项目,存在违规开发;新农村建设中,一些传统村落、古民居、宗祠等乡村文物,保护力量薄弱,经费缺乏;在平整土地过程中,很多古遗址被破坏,甚至存在恶意推平古遗址…… 张松分析认为,“建设性破坏”依然是文物保护的主要威胁,因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基本方针还需长期坚持下去。 重视文保背后的社会历史意义 当前我国文物保护与管理存在的种种缺失背后是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如何平衡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号召要“树立文物保护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从敬畏历史的高度掷地有声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不应以局部利益和近期效益为导向来评估和决策文物保护与土地开发的相关问题,要注重包含文物保护利用在内的整体环境效益和社会长远利益。”张松提出,文化遗产保护应当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引,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相互促进。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树立“保护优先”的基本理念,将文化遗产保护作为千秋大业谨慎对待,有序推进。 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文物沦为资金炒作的工具,金钱的诱惑令盗墓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余西云表示,文物除了有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其所具有的科学价值、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盗墓者看不到文物的科研历史价值。要杜绝盗墓行为,除了加强文物保护的执法力度,还应该从源头规范文物收藏。 “一系列对文物的恶意破坏都反映了人们对历史文物缺乏敬畏之心。”张居中建议,强化对保护历史文物的舆论与教育,应该重视公众考古,每一位文物考古工作者都有向社会宣传的义务,每一项考古和文物研究成果都应该考虑向社会进行科普教育,让民众理解其意义和价值。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历史文化资源活化再利用等,如何与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等相结合?张松建议,完善相关保护法规、部门协调和资金保障,提倡科学保护,尊重保护原则和采取适当修缮技术,鼓励社会资本和公众参与遗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能够激活集体记忆,增强社区凝聚力,因此,需要重视物质景观保护背后的社会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杰 张清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