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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从长安出使西域，凿通了一条影响中古世界格局、连接欧亚大陆的交通路网，开启了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长期的交流与互鉴的历史。以丝绸、茶叶、陶瓷等为主的物质文明，以宗教、思想观念等为基础的精神文明，以人物、动植物、珍稀方物为载体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等多种方式，经过长时段的辗转与跨空间的流布，穿越沙漠、绿洲、盆地、戈壁、平原流向四方，形塑出特征鲜明、影响深远、内涵丰富、关注度极高的“丝绸之路”交流与互鉴双（多）向模式，构成百科全书式的历史文化遗产体系。2014年，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为33处遗产点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中国的就包含陕西7处、河南4处、甘肃5处、新疆6处，从而确立了长安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核心地位，也彰显了世界各国对这条伟大线路的崇敬。 一 丝绸之路上述地区留存的典型遗产中，反映古人“事死如事生”两世观念和精神意志的墓葬随葬品，因种类繁多、造型丰富、制作精美、等级明显等特征，成为当时社会最全面的诠释。其中，被誉为极具真实描摹效果与视觉冲击力的图像壁画，尤具完整性与典型性。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全国已发现138座绘有壁画的唐墓，分布于陕西、河南、宁夏、青海、河北、北京、甘肃、新疆等十多个省区市。其中，陕西关中地区发现壁画的唐墓数量最多，占总数70%以上，表现内容主要为唐代丧葬仪式仪轨所界定的等级秩序和社会地位之精妙物化特征，包括仿墓主生前生活建筑环境，山川、河流、植被、星辰等自然世界与宇宙观念，由四神、凤凰等为主要内容的神灵世界，愉悦主人灵魂世界的祥瑞鸟兽，隐喻主人宗教信仰和思想情感的神秘图像，表现追求终极归隐的闲怡高士，威严壮观的皇家礼仪与奢靡的生活场景，表现农耕、宴饮、出行、歌舞娱乐等日常世俗生活景象以及主次分明的外交活动。可以说，唐墓壁画以图像的形式诠释了唐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这些以图象形式描摹的唐墓壁画中，有很多反映丝绸之路内涵的元素。一是有些墓葬的主人本身就来自域外，例如，突厥王族阿史那忠墓和李思摩墓、突厥贵族执失奉节墓和契苾明夫妇合葬墓、安国人安元寿墓和安菩墓、靺鞨人李谨行墓、渤海国贞孝公主墓等。二是壁画图像中包含很多外来元素，可以概括为“胡人”、“胡物”、“胡风胡化”三大类。“胡人”形象主要有使者、仪卫、贡人、胡客、胡商、伎乐、马夫、驼夫、车夫、驯兽师、僧侣、仆从等12种身份，与陶俑、金银器、陶瓷器、石质葬具以及文献记载大致吻合，反映了唐代周边民族大量活动于内地的史实，从整体上勾勒出胡人群体作为“附属”、“外来”、“少数”的社会地位与职业角色。三是胡人的这种边缘性也被掌握主流社会话语权的壁画设计者和表现这种意图的绘制者刻意强调出来，虽然他们在形象上也表现得有大唐气质。胡物主要有器物和动植物，前者包括器型、纹饰和制作技艺源于西方的金银、玻璃类生活用具，如“胡瓶”、“多曲盘”、“高足杯”等，反映了唐朝上流社会追求奢靡生活的风尚，以及这种风尚对丝绸之路奢侈品贸易的极大刺激；后者包括“马”、“骆驼”、“猎豹”、“鹰鹞”、“波斯犬”、“狮子”等与经济、政治和军事能力建设相关或追求癫迷感官愉悦相关的珍贵动物。胡风胡化包括胡服胡饰、胡食胡饮、胡乐胡舞、胡骑胡戏等。胡服胡饰融合了各民族元素的服装、发式、妆饰等；胡乐胡舞蕴含了西域各国舞蹈、乐器及表演者；胡饮胡食反映了外来食物和饮酒文化；胡骑胡戏印证了唐代社会流行狩猎、大马球、百戏等风尚。 二 从文明交往论视角来看，唐墓壁画中与丝绸之路有关的诸多元素不仅反映了域外文明对唐代社会的影响，出现了所谓的“汉人胡化”现象，如穿胡服、跳胡舞、吃胡食，而且也勾勒出外来元素本地化以及与其他外来文化交互影响的发展轨迹。不仅如此，唐代文明与域外文明的交往互动，在形式上还表现为冲突、选择、适应与融合、共处与共进等形式，并最终表现为内化与外化并行的特殊状态。内化主要表现为一个文明的消化消融能力，是一种文明进化生命力之所在；外化主要表现为商贸、战争、迁徙、文化传播等形式，它既可激活一个文明的创新活力，使自己革故鼎新，也可能因外化而失去自己文明的民族性，从而被同化。唐墓壁画中的有些外来元素已经分不出确切的源地，但经过内化和外化后的外来性，仍有迹可循。 在这个交互发展的过程中，文明交往、文明互鉴始终是推动中华民族发展的动力，衍生出文明的区域性、协同性、多样性，以及民族结构的多元一体和中华民族文明的高度认同感。这不仅影响了不同文化、区域和国家的发展变化，也对以唐朝为核心的整个国际体系的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文化交流与碰撞的角度观察胡汉关系的变迁，可能是研究唐代中西文化交流历史、现状与未来一种更有穿透力的视角。 唐代文明通过丝绸之路与域外文明的交流与互鉴，在长久性、绵延性和浸透性的交流长河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中时段特性。唐人以兼容并蓄、广纳百川的胸怀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亦以开放的姿态将唐朝的文化向周邻流布，主要表现在文化制度、葬式葬仪（墓葬壁画）、服饰、乐舞百戏等方面的输出。可以说，唐代中原地区与边疆及中亚、西亚地区民族或政权的交往是多层面的、持续的、双向互动的，有力推动了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促进了唐代社会的发展。《客使图》《马球图》《狩猎图》《胡腾舞》《胡旋舞》等作为唐墓壁画中文明交往的代表作，印证了史料记载的唐朝与300多个国家交往的历史史实。唐墓壁画以图像形式存录、再现、诠释了唐代与域外国家或民族文明交流与互鉴的历史史实，形象展示了唐朝文明与域外文明互斥、互动、互容和互相渗透的过程，以及同异并存、求同存异、异中求同、同中化异的深层次历史现象。 唐墓壁画图像描述的唐王朝与域外国家的政治交往、商贸交往、军事交往、文化交往和人员交往，正是丝绸之路带来的很多外来器物、事物、植物、动物、饮食、服饰、行为方式等在唐代社会迁移、变异、传播、适应、融合的动态过程。透过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画面，我们可以感受到王国维《咏史诗》“远人尽有如归感，知是汉家全盛时”那种悠然的意境，也理解了彭树智先生所言“文明的生命在交往，交往的价值在文明。文明的真谛在于文明所包含的人文精神本质”的深刻含义。 总之，唐墓壁画是丝绸之路历史遗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遗存特别是石窟壁画、寺观壁画等，可谓丝绸之路历史长卷的图像化表现形式，与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一起，共同印证了这条历史悠久、分布广泛、影响深远、族群多样、遗迹厚重的丝绸之路对世界历史、中国历史与中华民族具有的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其他种类的陪葬品相比，唐墓壁画数量相对较少，加上极难保存，使得它们成为一种非常珍贵的古代图像艺术，并因其题材丰富、时代特征鲜明而成为难得的补正、印证、论证丝绸之路与文明交往历史的第一手材料。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墓壁画中的外来文化因素及其反映的民族关系研究”负责人、陕西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