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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屈家岭不远的地方，就是李济的老家钟祥。李济是谁？他就是1926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首次进行科学发掘的中国考古学之父，也是中国文博事业的开拓者。现代意义的文物保护、博物馆事业，是以考古学为基础，而且要打通各个相关方面。这一点至今无人超过李济。他于1926年发掘前就拟出“山西省历史文物发掘管理办法”，首条即“不得破坏坟墓或纪念性遗址遗物；对历史文物的报道应着眼于保护”。这对现今从业者和媒体都是警示。1928年，他就提出，“中国考古学现在最要紧的是保存方法”，还提到博物馆：地面上古迹保存，需各地设普通博物馆，愈多愈好。 我曾到过湖北钟祥，也去了明显陵，我的感受是，我们中国人也能欣赏和保存“废墟之美”。到荆门只有一次，是要在纪山古墓群做防止盗掘的科技实验。主动保卫，防止古墓、古遗址被盗，从根源上治理文物市场混乱，是我热衷于大遗址保护的动因之一；另一个动因是防止生产建设遭到破坏，所以要主动展示。目的都是尽最大努力减少非科学的遗迹损毁和文物出土，“有利于科学研究”，建设社会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后来我才知道，早在多年前李济就持这个立场和主张，而现在有这种认识的学者、文化人仍然不多。 屈家岭文化的遗址，我去过不少，包括石家河、城头山两个著名城址。初到屈家岭遗址，我的印象很深刻，打破了对该遗址只是一般考古学文化命名地的认识。我打算循着李济的有关学说，讨论一些工作思路，也可以称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顶层设计，为大家提供参考。 我第一次引用李济的学说，是为了追溯大遗址保护的渊源。李济1959年曾有见解：“殷墟的发掘，就现代考古学的立场说，最基本的贡献实为殷商时代建筑之发现；亦即夯土遗迹之辨别、追寻与复原之工作。”这对文明起源阶段的遗址，如屈家岭遗址的工作，也很有指导意义。 一般认为，文明指高级社会组织即国家开始出现，而具体标志则是城市、文字、金属器和礼仪性建筑。所以，学术界一直很关注城垣、礼仪性建筑的发现。其实，文明探源是探索农业社会的最初文明，农田本身及其排灌系统，以至更大范围的水利工程，也很重要。人类最初的城垣，与水利工程难以分开，兼有水利和御敌的作用。屈家岭遗址的情况恰与殷墟类似，都以自然河流与人工壕沟发挥作用。与屈家岭遗址大体同时代的浙江杭州良渚遗址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就是长13华里的防洪堤遗址，竟与现代杭州西险大塘的走向相一致。 继续辨别、追寻固然重要，但对于已发掘的遗迹，则应该开展复原研究，也就是试验考古学，也称实验考古学，是否定为考古遗址公园，倒在其次。《李济传》中有一张照片，下面的说明为“1932年春，河南安阳殷墟第六次发掘（小屯），李济（右一）带领工人试验打板筑的情形（李光谟）”。这很可能就是我国建筑领域最早的试验考古活动，而李济是第一人。试验考古学，过去一般指在研究器物制作和用途时的模拟试验，现已属于考古学的重要分支，正向众多领域拓展，对学习人类遗产、促进当代发展产生广泛作用。 李济生前的最后专著是《安阳——殷商古都发现、发掘、复原记》，人们往往忽略了较长的副标题。李济最终也实现了他的目标——殷商古都复原，对他主持的殷墟发掘，给了世人一个完整的交代。复原，也应该是屈家岭遗址群考古的最终目标。 考古学的最新发展，是聚落考古、区域考古、景观考古、试验考古等相结合。据美国学者介绍，“为了使区域方法更系统化，尤其是使人们能更好地研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新出现了考古学分支，即景观考古学。1980年，在秘鲁高原的喀喀湖盆，美国考古学家和秘鲁农学家研究发现了古人大规模改变景观的遗存。为了确定该系统的作用和潜力，修复了其中一片田地。这一实验考古项目证明，该系统比现代机械化农业还要优越，于是高原农民开始使用祖先的农业体系，以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考古学：发现我们的过去（第三版）》）在屈家岭，集聚了那么多农业方面的院士，应可以发挥这个优势。 在总结新史学家的境界时，李济先引述了傅斯年的宏愿，要把“历史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又引述地质学家丁文江的话——“中国境内作现代学术工作，真是遍地是黄金，只要有人拣”。李济认为，“若把中国历史当作全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处理，就是垃圾堆里也可以找出宝贵的资料出来——由一堆枯骨、一片碎陶、一块木炭到最完整的钟鼎彝器，由最落后的地区的陋俗到最崇高社会的礼节，由穷乡僻壤乡人的土语到最时髦社会的演说词——这些都成了史学家的原始资料。”对屈家岭整个管理区的范围，都可以持李济的观点来考察。 国家文物局最初使用“国家公园”概念，是1995年上报国务院关于抢救良渚遗址群的公文，我当时参与了起草工作，意思是应该扩大当时的“省保”范围，包含北部天目山的省级森林公园。而屈家岭这里的管理区是现成的，而且有承传、级别高，可以首先做到自视为一个以农业、考古为主题的国家公园，将管理区范围内的所有时代、类型和各种状况的人文与自然遗产视作一个整体，积极探索新体制。 李济1928年讲演时，曾提到对“地下古物”的保存：最重要的要先有问题，有目的去发掘，才能注意到各方面细微的事物。若鲁莽从事，一定会毁坏了固有的材料，与其这样，不如不动，将来还有发掘的机会。 目前的关键是，屈家岭遗址群如何在“动”与“不动”之间作出抉择。考古遗址公园与别的遗址公园最大的不同，即在于持续的考古，同时开放给公众参观、参与。但现在人手、人才都极为有限，即使在公园内部的发掘，也应该选择受到自然力和人为破坏威胁的处所进行。 一种在管理区全面进行“理论布方”的办法值得考虑，这也是受李济“卷地毯”和“找网球”的启发。通俗来讲，就是在大地上广布统一的网格，查找、分析每一方格中的学术问题和破坏威胁问题，决定不同的处理方案。不同程度的破坏正在发生，需要保护，也需要发掘，同时展示现场，使之成为常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