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东汉，有那么一段时间，一入腊月，皇帝就给文武百官发年终奖。发多少，有定例：大将军、三公，每人发钱20万（五铢钱，下同）、牛肉200斤、大米200斛；九卿每人发钱10万；校尉每人发钱5万；尚书每人发钱3万；侍中每人发钱2万。 东汉后期，一枚五铢钱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人民币4角，一斛大米重16公斤，由此估算，大将军和三公每人所能领到的年终奖，折合成人民币大概在10万元左右。而当时三公和大将军的月薪只有17500枚五铢钱，折合成人民币不过7000元，领这一回年终奖，要超过他们一年的工资。这样的奇观，现在也有，譬如我认识的某电业局主任科员，每月工资才2000多元，去年年终却拿到了9万元的大红包，外送新马泰七日游。 到了北宋，跟东汉刚好相反，文武百官的工资很高，年终奖却很少。每年冬至，皇帝给高级干部们发年终奖，宰相、枢密使以及曾经封王的大臣，每人只有5只羊、5石面、两石米、两坛子黄酒而已。宋朝一石是66公升，大概能装米50公斤，装面30公斤，两石米无非100公斤，5石面无非150公斤，再加上那5只羊，撑死了值几千块钱。而著名清官包拯“倒坐南衙开封府”时，有工资（月料），有餐补（餐钱），有饮料补贴（茶汤钱），有取暖补贴（薪炭钱），有招待补贴（公使钱），有岗位补贴（添支钱），全部加一块儿，一年将近一万贯，按购买力折合成人民币，至少在600万元以上。那点儿年终奖跟他的薪水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高级官员的年终奖，一般由朝廷发放，国家财政出钱，有时候甚至是皇帝亲自给宠臣发红包。那些低级官员和些不入流的小吏，朝廷是不会给他们发红包的，其年终奖还需要另外想办法。 一种办法是卖废品。 秦汉魏晋时期，公文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写在竹简上，一份较长的公文，得用一堆竹简，公文写成，从这个部门传达到那个部门，怕竹简丢失，也怕有人篡改，得用口袋装起来，扎紧了，再糊上胶泥，盖上公章。另一个部门收到这个口袋，剥掉胶泥，把竹简倒出来，装竹简的这个口袋就成了废品。那时候装竹简的口袋，有皮质的，有丝织的，也有麻布的，都能卖钱。大点儿的部门，像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公文往来最多，攒的口袋也最多，到年底，运到市场上卖掉，一个部门的办事员就都有年终奖了。南北朝以后，公文主要用纸张，鉴于传真机尚未问世，公文往来只能靠驿马运送，路上怕纸张磨损，还得用封套把公文装起来。这封套，主要是布做的，史称“书囊”。有些穷衙门，旧书囊攒得多了，让裁缝改成衣服或者被单，过年时发给诸位同僚，虽然微薄寒酸，也算是一项年终奖。至于写公文用的纸张，每过一年半载，一定能攒下一大批，等过了保密期限，就能卖废品，卖得的钱，也能发成年终奖。 再一种办法是放高利贷。 唐朝和宋朝，都有那么一段时间（如唐朝的唐肃宗时期和宋朝的宋神宗时期），允许各机关单位向民间放高利贷。高利贷的本金，有朝廷拨付的“本钱”和“公用钱”，也有公务员们自己凑的集资款。上至六部，下至府县衙门，都把这些本金放出去。放贷的对象，主要是各单位辖区内的商人。放贷的期限，短则几天，长则一年。月息最低3%，而且是驴打滚的利滚利，利润相当可观。获得的利润，国家财政抽小头，本级单位留大头，大部分利息都存进了小金库，供领导调剂使用，一些钱用来吃喝玩乐，一些钱用到岁尾发年货、发红包。 还有的衙门，嫌放高利贷来钱还不够快，直接拿集资款甚至公款做生意。 做什么生意呢？造酒，造醋，投资房地产，贩卖私盐。酒、醋、盐，大多数朝代都是专卖品，垄断经营，利润惊人。房地产生意，至少从晚唐就开始兴盛，晚唐的军阀、五代十国的将军、宋朝的王爷、明清两代的京官，很多人从事房地产开发。那时候的房产开发还很原始，其主要形式，就是在繁华地段买一块地皮（或者动用职权霸占一块地皮），然后在上面盖门面房，盖好了，再对外出售或出租。像宋朝名将岳飞，在江西九江和浙江杭州，都经营过房地产，只是他很清廉，经营所得主要拿来补贴军用和兴办教育了，没放进私人腰包，也没有给下属发成年终奖。但是别的文官武将可不像他这样高风亮节，他们贩卖私盐也好，走私别的违禁品也好，投资房地产也好，赔了，用公款冲账，赚了，自个笑纳，再给同僚和下属发点儿红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