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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谓“涿鹿之战”是西汉以来牵强附会出现的谬传 与上述两段佚文有关的记述，在传世文献中亦有所见，现摘录如下： 《逸周书·尝麦解》与：“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一作‘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 《孔子家语·五帝德》云：黄帝“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后克之。” 《左传·僖二十五年》云：“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 《山海经·大荒北经》云：“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从，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 《庄子·盗跖》云：“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 《吕氏春秋·荡兵》云：“兵所自来者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共工氏故次作难矣，五帝固相与争矣。” 《大戴礼记·五帝德》云：“孔子曰：‘教熊罴貔豹虎，以与赤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行其志。’” 《贾子新书·益壤》云：“炎帝无道，黄帝伐之于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诛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又《贾子新书·制不定》云：“炎帝者，黄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涿鹿之野。” 《淮南子·兵略训》云：“黄帝尝与炎帝战矣，颛顼尝与共工争矣。故黄帝战于涿鹿之野”。 《史记·五帝本纪》云：“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 《战国策·秦策》云：“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 另外《管子·五行》、《韩非子·十过》等篇也谈到黄帝与蚩尤等，但非战争内容，与上述两段佚文关系不大，故不予摘录。 从上述传世文献记述中可以看出，谈到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的有《逸周书·尝麦解》、《庄子·盗跖》、《史记·五帝本纪》和《战国策·秦策》，而《贾子新书》两段引文和《淮南子?兵略训》说的是黄帝与炎帝战于涿鹿，究竟炎帝与蚩尤是什么关系，这是另一个问题，这里不作讨论。我们重点研究的是结合佚文和传世记述探讨所谓“涿鹿之战”的地望。 1、我在拙作《黄帝的都城究竟在哪里？》中已经谈到，《逸周书·尝麦解》按李学勤先生的说法，作于西周中期（《新探古史传说时代·前言》）；《庄子》成书与战国中晚期。它们在谈到“涿鹿”时分别比西汉初设置涿鹿县早六百余年和近百年，它们的作者生前怎么会知道将来有一个西汉王朝要设置涿鹿县呢？这种提法的依据和出处还需进一步考证。 2、《孙膑兵法》佚文云：“黄帝战蜀禄。”该书的注云：“蜀禄，即涿鹿，地名。《战国策·秦策》：‘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从佚文来看，战国时称“蜀禄”而非涿鹿。我们知道，“涿”字出现很早，甲骨文、金文和秦代印文都有“涿”字；“鹿”字也是一样，甲骨文、金文以及春秋石鼓文、竹简文都多次出现。那么为什么孙膑不用“涿鹿”而用“蜀禄”呢？为什么西汉早期汉简本《孙膑兵法》不用“涿鹿”而用“蜀禄”呢？很明显在战国到西汉初尚未置涿鹿县以前就没有“涿鹿”这个地名，虽然有了“涿”和“鹿”这两个字，但还没有连用。《逸周书·尝麦解》及《庄子·盗跖》所谓的“涿鹿”，则是在传世的过程中因汉代设置涿鹿县后人为的窜乱附会。《贾子新书》成书于文景以后，《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死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征和二年司马迁死前不久所写的《报任安书》来看，《史记》似乎还没有全部完成，《太史公自序》所说的“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大概仍是指草稿而言，到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贾谊、司马迁或褚少孙受西汉初设置“涿鹿县”的影响采用了“涿鹿”一说。《战国策》是刘向校订和整理于西汉末年，该书就更是“人云亦云”了。 3、本来东汉服虔在给《汉书》作音义的时明确了《史记》以来的关于“涿鹿之战”的地望，《史记·集解》云：“服虔曰：‘涿鹿，山名，在涿郡。’”这实际上是告诉人们，虽然西汉有了“涿鹿县”，但与《孙膑兵法》所说的“蜀禄”是两回事，不要把“涿鹿县”误认为是黄帝战蚩尤的地点，既更正了《史记》所谓“涿鹿之战”的错误，也纠正了《逸周书?尝麦解》、《庄子·盗跖》流传中出现的错误。然而三国时张晏注释《汉书》时则说：“涿鹿在上谷”。这样黄帝与蚩尤作战的地点，司马迁或褚少孙始误之，张晏以正为错，以错为正又误之，司马彪等继误之，遂成千年疑案。张晏注释《汉书》早有学者指出问题不少，缺乏严肃精神。例如对于《汉书·司马迁传》的一些注释，就遭到宋代吕祖谦、清代王鸣盛等人的讥评，不赘言。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曾十分中肯的说过：“黄帝邑于涿鹿之河。服虔云：涿鹿，山名，在涿郡（今河北涿县）。张晏谓在上谷（皆见《集解》）。盖因《汉志》上谷有涿鹿县云然。窃疑服虔说为是也”（《中国民族史》第10页）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完全可以说，黄帝与蚩尤之战的地望与涿鹿县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二者毫不相干。之所以出现“涿鹿之战”的误解，“盖因《汉志》上谷有涿鹿县云然”，纯属牵强附会，郢书燕说。之所以出现这种错误，不是偶然的。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传世先秦文献，几乎都是汉代复制的。因为经过秦火之后生活到汉代的知识分子，为恢复先秦文献作了大量的复制工作。应当说汉学为传承中华文明作出了伟大贡献，但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了许多错讹，所谓“涿鹿之战”就是其中一例。所以在研究传世文献时，需要首先做好辩伪工作。在这个问题上首先是服虔及吕思勉先生等真可谓是独具慧眼，辩伪存真。为了防止出现这类穿凿附会的错误，张孟伦先生特别提倡班固著《汉书》自作注的作法。他说“作者不自作注，而让后人去解释，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他还举例朱熹，就因为“‘春王正月’四个字之有各家不同的解说：‘某所以都不敢信诸家解，除非是得孔子还魂亲说出’”(《汉书·地理志》在中国史学史上的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