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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和游牧交汇的奇迹

http://www.newdu.com 2017-09-06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 本报独家报道小组 参加讨论

    同样作为都城,在汉魏洛阳城、唐长安城等名城的比照下,辽上京的存在显得相当寂寞。在文人墨客的笔下,很难寻觅它的身影;在史书中,有关它的记载也是寥寥。当初,在北宋人的想象中,辽国极为偏远酷寒,这在宋人的使辽诗中可见一斑,无论是王钦臣的“穹庐三月已淹留,白草黄云见即愁”,还是彭汝砺的“寒日拥云初漠漠,急风招雪晚萧萧”,都抒发了这种情绪。
    那么,辽上京到底是怎样的面貌?带着好奇,记者踏上了寻访辽代都城的旅途。
    游牧与农耕并存的沃土
    西辽河上游地区地处蒙古高原、东北平原和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在这里孕育、交织,形成了独特的生业方式。在距今6500—5000年之间的红山文化时期,这里就已经出现了农业和渔猎并存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在距今1000年左右,这片神奇的沃土又迎来了它的另一个辉煌期——辽代。
    从北京北上至赤峰市,再向北行约260公里,就到了今天的巴林左旗,也就是辽上京的所在地。记者曾在冬天造访过赤峰各旗,当时,白雪覆盖了山川,朔风吹得人脸生疼,令人想起欧阳修“紫貂裘暖朔风惊,潢水冰光射日明”的诗句。记者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时,赤峰迎来了一年中最好的季节。青色的山丘连绵起伏,在蔚蓝的天空下尽情地展露着优雅的曲线。除了山丘和草原,大大小小的湖泊在这里交错分布着。
    当年,西辽河流域的潢水、土河、长泊、广平淀、黑山、永安山、木叶山等都是契丹人的行猎之地,它们或是茂林广草,或是长泊湖沼。一年四季,契丹人在此穿梭行猎,他们放起海东青,或是在空中捕禽、在水中捕鱼,或是在山中射虎猎熊,草原上则奔跑着骏马、牛、羊、鹿、兔等动物。塞外草原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已有的环境考古研究表明,在辽代,这里的环境比现在更加宜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韩茂莉曾在研究中指出,根据碳14测年、花粉分析、历史文献、考古调查四方面依据互参,可以基本肯定,至少辽圣宗时期西辽河流域仍然处于环境适宜期。这无疑为契丹人的生息繁衍以及辽代都城的营建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辽上京朝向仍存疑
    据史料记载,辽先后建有五京,即上京临潢府、东京辽阳府、南京析津府、中京大定府和西京大同府。其中,上京城是营建最早、也是最重要的都城,是辽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辽代上京城址位于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南。
    了解一座城的总体规划布局,其朝向与轴线是其中的关键。契丹人向来有尚东拜日之俗,他们的穹庐毡帐一般朝向东方,这种观念也体现在辽代的一些建筑规划上。比如,祖州城在祖陵的东方,辽上京城址又在祖州城的东方。那么,辽上京的朝向是否也是向东的呢?
    自2011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二队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辽上京考古队开始对辽上京进行有计划的考古发掘,工作主要围绕辽上京遗址的布局和沿革来展开。
    经过几年的考古发掘工作,答案已浮出水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辽上京考古队队长董新林告诉记者,辽上京的皇城东门和宫城东门均为一门三道,与已发掘的皇城、宫城西门都是单门道相比,规模更大,等级更高。此外,根据考古勘探和踏查,在皇城东门内发现一条道路遗址,一直向西延伸至宫城之内。皇城东门、宫城东门和宫城内的一号殿院落,均以这条道路遗址为轴线,呈东向对称分布。这就从考古学上证明了辽上京城曾存在东向轴线。
    不过,也有学者推测,辽上京城的轴线在辽代中后期可能受中原都城“坐北朝南”体制的影响,发生过变化。据《辽史·地理志一》记载,辽上京皇城“中有大内。内南门曰承天,有楼阁”。辽太宗曾“御开皇殿,辟承天门受礼”,准备接受燕云十六州的图籍。
    “承天门”的启用是否意味着辽上京的朝向转变为南向了呢?辽上京考古队今年的发掘工作便是围绕辽上京宫城的南门展开。在考古工地上,只见考古队在辽上京宫城南门的位置发掘了四个10×10米的探方。在探方中,记者看到很多标着“L2”、“L3”的区域,这表示金代的路面。原来,这座上京城在金代继续被使用,它一度成为金代的北京。但到了金代中期,它的地位逐渐衰微,沦为边陲小镇。从地表遗迹看,金代沿用了辽上京的皇城城墙,但宫城被弃置。辽上京考古队队员汪盈告诉记者,金代的房址遗迹叠压在辽代城墙遗址之上。在这片区域里,考古队员找到了生活器皿、存钱罐、围棋等,这是了解金代社会生活的珍贵材料。
    在一个探方内,汪盈画了一条线,她向记者解释道,这条线的外面是金代的文化层,里面则是辽代的夯土。现在,叠压在上的金代文化层已经渐渐被清理完,辽代城墙的遗迹开始显露。董新林告诉记者,希望通过进一步的发掘了解辽代遗迹现象的变化,比如城门是否经过改建等。“辽上京的朝向是否真的存在由东向南的转变,还需要考古发掘的证据来说话。”董新林说。
    作为辽代最早的都城,辽上京在辽代的都城制度史上具有特别的意义。“修建都城本是汉人的传统。”董新林表示,唐以后的中国都城分两种,一种是“日”字型结构,另一种是以北宋汴梁城为代表的“回”字型结构。辽上京的布局兼具这两种特点,建城理念本身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融合。特别是皇城嵌套宫城的结构,突出了中央政权,是对汉人建城理念的仿照。
    学界期待将辽上京作为汉化尚不充分的代表,与后面的城市进行比较。“但辽上京本身并不是静止的。”汪盈说,它自辽代早期始建,一直被沿用到金代。“我们现在看到的城市布局是不是契丹人一开始建城时所设想的样子,它能不能作为早期代表与后面的都城比较,这都需要特别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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