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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是契丹人建立的、汉人居多数的朝代（907—1125年）。公元907年，作为中国历史进程中重要节点的唐朝灭亡，五代第一个小王朝“梁”立国。同年，雄踞燕山北麓地区的契丹族异军突起，契丹部落联盟可汗耶律阿保机称帝。公元916年正式建国号“契丹”。此后契丹·辽朝逐渐统一北方中国，并长期占据，与南中国的五代、北宋对峙200余年，开启中国第二次南北朝的局面。辽朝曾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和文化。其后北方民族不断南下与汉民族融合、共存。金朝挺进中原，元朝统一中华，最后清朝在元、明基础上，奠定现今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国家的版图。 遗址蕴含丰富历史文化信息 辽朝的疆域以赤峰地区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为中心，一度占据北抵克鲁伦河流域和外兴安岭一线，东临日本海，西到阿尔泰山附近，南达河北高碑店白沟一线的广大地区。 契丹·辽曾设有五京。《辽史·地理志》载：“太宗以皇都为上京，升幽州为南京，改南京为东京，圣宗城中京，兴宗升云州为西京，于是五京备焉。”其中辽上京是辽朝营建最早、使用时间最长、最为重要的首都。 辽上京遗址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南，是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辽上京和辽祖陵遗址于2012年12月已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3年12月，辽上京遗址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辽上京曾是辽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中国游牧民族在北方草原地区建立的第一座都城。辽上京双城制的平面布局，是“因俗而治”统治理念的物化表现，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形制布局的一种新模式。对于金、元、清诸王朝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我国乃至世界古代都城发展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作为辽王朝的首都，辽上京成为连接东亚及朝鲜半岛和西域中亚腹地，中原地区、西南地区和北亚地区重要的经济文化枢纽。它与东部高丽、日本，西部西夏、回鹘、大食、波斯等王朝，南部的北宋、吐蕃等王朝，漠北蕃属诸部都有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对于“草原丝绸之路”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的中亚地区“无闻中国有北宋，只知契丹即中国”，契丹族曾为古代中外文化的交往作出了重要贡献。 辽上京作为辽代首都沿用了200余年，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草原都城。辽上京遗址也是我国目前保存状况最好的古代都城遗址之一。位于北部的皇城遗址平面格局基本保存完好，夯土城垣高达6—10米不等，宫殿寺院等建筑基址依稀可见；位于南部的汉城遗址地表遗存保存略差，但城内文化堆积较厚，仍存有丰富的文化遗存，具有极高的历史和科学价值。辽上京城址遗址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等信息，一直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对于辽上京遗址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和有效的遗址保护，无疑是对保护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所作的重要贡献。 确认辽上京宫城规模 辽上京遗址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在2010年以前，辽上京遗址缺乏有计划的大规模考古发掘，考古工作基础较为薄弱。同时辽代都城制度也是一项十分重要但研究薄弱的课题。因此，亟待开展对辽上京遗址的科学考古发掘，为了解辽代都城制度积累基础资料。更为重要的是，进入21世纪，巴林左旗城区的扩展，使辽上京遗址保护压力骤增。对辽上京遗址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有利于促进地方政府对辽上京遗址进行有效保护，同时推进辽上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以及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进程。因此，在国家文物局有关领导和专家的大力支持下，从2011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辽上京考古队，开始对辽上京遗址进行全面勘测和有计划的考古发掘。我们的学术目标首先是要搞清辽上京遗址的平面布局、功能分区和历史沿革；其次是结合历史文献，探索以辽上京为代表的辽代都城制度和历史地位；再次是促进对辽上京遗址的有效保护，为辽上京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以及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等保护工作提供科学的基础资料。 近五年的考古发掘工作都是紧紧围绕预定的学术目标而展开的。2011年，考古队首先对辽上京皇城西门——乾德门遗址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明确了乾德门形制结构和历史沿革。西山坡遗址位于辽上京皇城西南部，是皇城内的制高点。现存一处东向的大型遗址，南北并列的两个院落内有数座建筑基址。关于西山坡遗址的性质存在辽代早期宫殿址“日月宫”或“佛寺遗址”两种不同认识。确认西山坡遗址性质，对认识辽上京的布局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2012年我们发掘了西山坡遗址北院后部的3座建筑基址，确认这里是一处辽代始建、金代沿用的佛教寺院遗址。其中北院3座建筑基址是三座六边形塔基。其中一号建筑基址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出土了泥塑罗汉像等珍贵遗物。此项考古发掘荣获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3年起，辽上京考古队在全面踏查、测绘以及前两年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开始对辽上京皇城遗址进行全面的考古钻探，并将学术目标确定在对辽上京宫城规模的确认和形制布局的探寻上。辽上京皇城城墙保存至今。尽管在皇城中部，现在地表依稀可见一些大型的建筑基址，但是宫城城墙在地表荡然无存。而且，以前的几次考古钻探也没有太多进展。2013—2014年，我们通过地面踏查和仔细的考古钻探，经过艰辛的努力，终于找到了辽代宫城四面城墙的线索，这是辽上京考古的重大进展。在此基础上，我们先后对辽上京宫城北墙、西墙、南墙和东墙进行多处的考古试掘和解剖，并对宫城西门和东门进行了考古发掘，取得了十分重要的考古收获，达到了预期的学术目标。结合最新考古成果和文献记载，我们发现从皇城东门到宫城东门的街道以及宫城东门内多组东向的宫殿建筑群线索，因此2015年围绕东向轴线开展了系列考古工作，首次从考古学上证明了辽上京城的朝向，是辽上京考古的又一突破。 增进对辽上京皇城布局和沿革的认识 五年来，辽上京遗址考古工作遵循城市考古的基本方法，并与建筑考古、科技考古和遗址保护等多学科密切结合，重点围绕城址的布局和沿革开展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调查、勘探总面积达3平方千米。发掘的遗址主要包括皇城城门（东门、西门）、西山坡大型佛寺塔基、宫城城门（东门、西门）、宫城一号殿院落等重要建筑遗址，还对皇城城墙、宫城城墙以及城内道路系统等线性遗迹进行了试掘和解剖，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一系列重要考古成果，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辽上京皇城布局和沿革的认识。主要收获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通过考古勘探和重点试掘，首次确认了辽上京宫城的位置和规模，更正了以往对宫城范围的错误推测。宫城位于皇城中部偏东，东、南、西各辟有一门，目前未发现北门。通过对宫城四面墙体的局部试掘和解剖，初步掌握辽上京宫城城墙的营建做法、形制结构及其年代。辽上京宫城位置和形制的确定，是辽上京遗址考古的重大成果。 二、根据考古调查、勘探线索，结合考古发掘，首次发现并确认皇城东门、宫城东门、宫城内一组东向的大型建筑院落及贯穿其间的东西向道路遗址，呈东西向轴线布局。辽上京皇城东门和宫城东门均为一门三道格局，而皇城和宫城西门均为单门道，可见东门规模大、等级高，体现出帝都的规制。从考古学上首次证明辽上京城曾存在东向为尊的情况，与历史文献记载相一致，极大地推进了对辽上京城址布局的研究。 三、通过对皇城内多处建筑遗址的发掘和解剖，我们了解到辽上京都城建筑的形制类型、历史沿革及其建筑技术特点。从皇城和宫城的东门、西门遗址来看，辽上京的城门主要可分为以皇城东门、西门为代表的木构过洞式城门和以宫城东门为代表的殿堂式城门两种。通过对皇城墙、宫城墙、一号殿址、西山坡遗址、南部街道及临街建筑等多种类型遗址的揭露，我们对辽上京城墙、宫殿、佛寺、街道的形制做法也有了更深的认识。这为我们研究辽代建筑的形式、技术及其源流发展，提供了难得的考古资料。 四、皇城内西山坡遗址的发掘是迄今规模最大的一次辽代都城遗址考古。根据出土遗迹和遗物，可以确认西山坡是一处辽代始建的佛家寺院遗址，位置重要、规模庞大，是当时辽上京城标志性的建筑之一。佛寺分为南、北两组，各有院墙。其中北组西部为三座六角形佛塔基址，布局形式为一大两小、一字排开，是目前所知国内唯一的实例。位于中央的大型塔基，出土大量精美写实的泥塑佛教造像，引起国内外多学科学者的广泛关注。这次发掘成果明确了西山坡遗址的性质，对重新认识辽上京皇城布局和沿革将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五、通过对皇城遗址的普探和对皇城内几处重点遗址有计划的发掘，较全面地了解到皇城内原始的地形地貌和地层堆积情况。同时，获得了一系列地层关系清晰明确的重要遗物，可初步建立一些遗物的年代序列，为推定遗址时代建立基础，有效推进对辽上京城址营建、发展、废弃等历史演变过程的认识。 辽上京遗址这五年的发掘成果十分重要。一方面丰富了辽代都城考古的基础材料，提升对辽上京城址布局和沿革的研究水平，极大地推进辽代都城的考古和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也为促进大遗址保护，推进辽上京国家遗址公园建设和辽上京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等提供了更坚实的学术支撑。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