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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代早期是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民族国家需要通过文字（阅读）来构成民众的想象。印刷媒介与英语的结合对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发挥着重要影响，这主要表现在：英语宗教印刷品的大量印行；各类英语印刷文件进入国家政权运作体系；英语成为文化教育类印刷品使用的主要语言；以及促使拉丁语的地位逐渐衰微。总之，英语借助印刷媒介的力量成为更加规范和丰富的语言，为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 【关 键 词】英语 印刷媒介 近代早期 民族国家 【作者简介】张炜(1980-)，男，山西太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欧洲中世纪史、英国史；郭方(1948-)，男，北京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欧洲中世纪史、英国史。 一引言 近代早期（本文主要指16世纪及17世纪初期）是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在从封闭型的自然经济社会向开放型的商品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英国的国家机构与职能开始由中世纪型向近代型转变。[1](P1)正是由于英国较早具备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形态，遂能保证和促进本国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从而为英国成为世界近代史上头等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认为，如欲更加完整地考察民族国家形成问题，不仅应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内容，而且也要观照到思想意识的层面。根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论断，所谓“民族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最初而且最主要是通过文字（阅读）来想象的。想象的共同体如同想象出来的其他东西一样，有真实效应；而且，通过强制性地实施一种特定的语言或语言的变体来创造共同体的努力会产生重要的后果。[2](P39)近代语言学家洪堡也认为，“语言好比是民族精神的外部体现，民族的语言是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也就是民族的语言，我们想不出比这两者更雷同的东西了”。[3](P59) 达尼埃尔·巴焦尼(Daniel Baggioni)在其出版的一本有关语言和民族的著作中论述了欧洲历史上“生态语言”的三次革命，划分这三个时期的年代分别为1500年、1800年和2000年前后。[4](P47-50)英国学者彼得·伯克的观点与此大致相同，主张以15世纪中叶为开端，而其理由则主要源于印刷机的出现。他认为印刷术对书面语言的影响不容忽视，而且如果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甚至对口头语言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5](P14)从这个角度来看，印刷媒介的出现对于英国现代语言的发展演变，进而对民族国家的形成着实出力不少，需予以特别的关注。本文拟从上述角度出发，勾勒出印刷媒介对16世纪英语发展乃至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作用。 二英语宗教印刷品的大量问世 就某一层面来讲，传教和印刷业有着相似的逻辑。从传教角度而言，为了影响到尽可能多的民众，必须使用一种让大多数听众和读者能够理解的语言来写作和演讲。在包括英语在内的诸多语言中，《圣经》对地方语言的书写乃至说话方式的标准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当然，这个过程并不是从宗教改革开始的，例如英国作家约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就较早地对英语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5](P144-146) 就印刷业来说，由于1500年到1550年之间欧洲正好经历了一段特别繁荣的时期，发展水平也跟着水涨船高。这段时期的印刷业“远较任何其他时代”更像是“在富有的资本家控制下的伟大产业”。书商主要关心的是获利和卖出他们的产品，所以他们最想提供的无疑是那些能够引起多数人兴趣的作品。引进印刷术是通往大众消费和标准化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印刷品最初的市场是欧洲的识字圈，这是一个涵盖面广阔但纵深单薄的拉丁文读者阶层。16世纪时，大部分人都只懂一种语言，有双语能力的人只占全欧洲总人口的一小部分。因此，资本主义的逻辑意味着精英的拉丁文市场一旦饱和，那些由只懂一种语言的大众所代表的巨大潜在市场就在向印刷商们招手了。[2](P39)到了宗教改革这场巨大的“争夺人心战”时，新教正因其深谙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市场经营之道，始终采取攻势；而反改革一方则立于守势，捍卫着拉丁文的堡垒。新教和印刷资本主义结盟，通过廉价的普及版书籍，迅速地创造出为数众多的新读者。就英国而言，英语《圣经》的大量印行便凸显了宗教印刷品对民族语言形成发展的重要性。 英语《圣经》的翻译和印刷，从威廉·廷代尔(William Tindale)的《新约全书》(New Testament)(1525-1526)到钦定本英语《圣经》(Authorized Version)(1611)是其中的主线。先有廷代尔的《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首五卷译本，继之有科弗代尔(Miles Coverdale)的《圣经》全译本印行。此后，又有各种译本承袭他们的志业，并在1611年国王詹姆斯钦定本英文《圣经》问世时达到高峰，成就了英语散文发展史上傲人的一页。[6](P329) 通过翻译《圣经》对英语语言影响最大的当属廷代尔的《新约全书》。在16世纪最初的数十年里，尽管本国人已经开始普遍使用英语，但其在整个欧洲语言大家庭中还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廷代尔在翻译英文《圣经》过程中，对原文中的词汇、语法和韵律节奏做了多达数千处的改变。如他在书中使用的“过世”(passover)和“替罪羊”(scapegoat)等词汇以及“心碎”(brokenhearted)、“调解人”(peace-maker)和“绊脚石”(stumbling-block)等词组极大丰富了现代英语的表达方式。此外，廷代尔通过自己的努力，赋予英语散文一种清晰的文体风格。应该说在他所处的时代，还没有任何其他人对英语的文体风格有如此广泛的影响，而且时间长达两个半世纪之久，直到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时期才有一些“严肃”作家重又返回到拉丁文模式中。[7](P48) 科弗代尔将廷代尔的工作予以补充完成，于1535年出版了首部完整的英文《圣经》。他在翻译语言的运用上自成特点，独树一帜。科弗代尔《圣经》对此后的《马修圣经》(Matthew Bible)、《大圣经》(Great Bible)等具有直接而强烈的影响。到了翻译钦定本《圣经》时，詹姆斯一世任命的译者大量复制了原先版本中的语言。[8](P335)该译本表现出了对传统语法的尊重、重视准确性之平衡及整体的特色，使人读起来不像是新作，而更像是存在已久的东西。几个世纪之中，詹姆斯国王钦定的这版《圣经》一直被认为是英语散文的精心杰作之一。钦定本《圣经》扩大了《圣经》文本的诗歌深度，超越了单纯的意义译述。正确但枯燥的阅读与精确而余韵无穷的阅读之间的差异，可以借由比较来判断，譬如说，著名的第23首赞美诗在1568年的《主教圣经》(Bishop Bible)（《大圣经》的一个修订版）与钦定本《圣经》之间的不同。[8](P336)通过对比可以发现，钦定本《圣经》的英文文字更富诗意，用词也更加准确到位。 此外，钦定本英文《圣经》还为英语贡献了“水晶般的透明”(clear as crystal)、“肥沃的土地”(fat of the land)、“万恶之源”(root of all evil)、“良心的呼声”(still small voice)等词组以及“罪的报应是死亡”(the wages of sin is death)、“一天的难处一天当，何必为明天添烦恼”(sufficient to the day is the evil thereof)等谚语。通常认为钦定本《圣经》中的语言是非常华丽的，因为它成书的时期已经是英语从较为贫乏的16世纪二三十年代发展为莎士比亚的辉煌时期，而莎翁的最后一部剧作便与《圣经》相联系。英国以外的孩童有时也被教授这部《圣经》，因为“詹姆斯国王将莎士比亚的诗歌带入了这一译本中”。[7](P49)这充分说明了该版本在英语语言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从这一时期《圣经》的翻译出版史来看，正是借助印刷术的力量，英语《圣经》印刷本的销量巨大，在普通民众中具有相当高的普及度。同时，英语自身表达能力的增强带动了民众使用频率的不断增加，逐渐成为英国人的共同体认同感的重要来源。 当然，除了印刷版英语《圣经》外，16世纪上半叶印制的其他一些英语宗教印刷品也激发出了英国人对本民族语言的自豪之情。例如，从16世纪30年代以来，宗教改革就一直是英国人用英语讨论的一项重大国内事务，印刷品也多用本国语印行，像约翰·费舍尔(John Fisher)的讲道文，以及拉蒂默尔(William Latimer)、克兰麦(Thomas Cranmer)和廷代尔的宗教论文即是如此；在爱德华六世在位期间，从格拉夫顿(Richard Grafton)和维切奇(Edward Whitchurch)的印刷所生产出来的相关作品全部使用英语，就连玛丽女王的皇家印刷商卡伍德(John Cawood)生产的小册子和布道书也有很多是用英语印制的；再以后还有小册子之战，即所谓“马丁·马普雷拉特”(Martin Marprelate)争论以及理查德·胡克(Richard Hooker)的鸿篇巨制《论教会体制的法则》(Of the Laws of Ecclesiastical Polity)。而其中功劳最大的，应是1549年的《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它是最能使英国广大民众都可感到他们民族语言的庄严宏伟的印刷读物。此书在1567年（一说1562年）复行增补，并添上以韵文译成的《诗篇全书》(The Whole Book of psalms)。书中的许多词汇很快便通行开来。印刷术替这些著述生产出成千上万的印刷本，同时固定了英文的样貌。[6](P330) 三英语印刷品进入政权运作体系 早在1450年前后，古腾堡(Johann Gutenberg)在美因茨开设印刷厂之前，欧洲语言史上的主要趋势已经形成，当时在英国内部，各地英语已经开始了各自的标准化进程。就全国范围来说，自15世纪以来，英国的大法官法庭在英语标准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417年起，大法官法庭的语言标准便开始传播开来。而议会也早就认识到了在本国领域内广泛传播各种法案的重要性，他们将议会或会议新近通过的法案手抄本副本送至各郡治安官那里，并配有一封官方文书，指令其在城镇、地方法庭、集市等人群聚集的公众场合予以宣布。尽管法律法语(law French)是当时的官方语言，但是否存在一些英语的节略本用以向大众宣读呢？由于没有现成材料佐证，目前还无法得出确定的答案，但有一条线索非常重要，即英国皇家文告与法案不同，从1450年开始便只使用英语[9](pxi, clxxv-clxxxii)，这说明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地位已经牢固确立。而当印刷术登上历史舞台后，文件的大范围传播便是极为重要的一项结果，各种英文法令可以借助印刷技术传诸四方，营造出更有力的共同体意识，促进了全国政令的进一步统一。 从15世纪80年代开始，英国议会开始利用印刷机复制各种会议文件。第一份法案印刷品出自理查三世时期的议会，会期为1484年1月23日至2月22日，当时的印刷语言仍然为法律法语。但值得注意的是，议会从这时起，在提交法案、辩论等环节上已经开始使用英语。[10](P71)因此，英国著名法律史学者W·S·豪斯沃斯认为理查三世统治时期始出现了首个英语法案。[11](P480) 印刷资本主义的这种转向英语的发展步伐还得到了专制君主的推动。那些居于有利地位的统治者运用英语作为施行政令的工具，使印刷品缓慢而不均匀地四处扩散，并且直接介入了国家政权的运行体系。安德森认为，要“想象民族”，需要一个社会结构上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2](P9)但需要指出的是，安德森似乎缺少对政治因素的足够重视。当时英国正处于绝对君主制的盛期，君主和权臣的意旨几乎对印刷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判断这一时期印刷媒介与语言的结合方面，不能忽视对政治因素的观照。 都铎王朝建立后，统治者似乎更倾向于使用英语发布法案，原因在于这样便可以影响更多识字人群，而法律法语只能局限在受到法律训练的少数人中。有证据表明，到了亨利七世时，真正使用法律法语印刷的情况已经不多，通常要对法语的手抄本副本予以一定的修改和重新编排，然后交由印刷商以英语印行，如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便在1490年印制了亨利七世时期的三部议会法案。[10](P71)亨利七世不仅将英语作为了法律用语，并且还专门创设了王家印刷商的官方职位，用于更好地利用印刷媒介传布法令，从国家同一性角度来看，他的做法无疑具有开创性。 到亨利八世时期，议会公共法案已经能够定期印制。根据现存资料，从1512年开始，“宣布法令”的方式便从听觉形式转变为视觉形式，即法案以单张形式印制，并可贴在柱子和布告板上。至迟到1529年，完整的法案版本便已不再被大声朗读[10](P97)，表明印刷媒介已经足以满足传播的需要。其后，法案的印刷数量不断增加，例如身为王家印刷商的伯塞莱特(Thomas Berthelet)曾在1542年4月20日出品了14 362张全幅印张，在1543年5月31日则有9 792张印张。据估计，单张法案已经可以送达当时英国所有通邮地区。[10](P89)亨利八世不断借助印刷媒介的目的非常明确，即“按照职责教育自己的民族，同时揭穿那些低俗的谣传。”[12](P1)我们在这里特别强调政府和印刷品的政经联系，还旨在说明君主特权的扩大和民族国家政府职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随着堆积如山的行政文件的增多而实现的。 集中化和标准化的力量也在政治和技术双重原因（集权国家的兴起和印刷品）的推动下赢得了胜利。[5](P19)在王权的有力推动下，随着英语印刷品的广泛传播，语言标准化程度愈益增强，城镇与农村居民的用语出现分化，那些使用“标准英语”的城镇居民不仅蔑视农村方言，同样也看不起讲方言的“乡巴佬”。规范化的语言在当时受到了称赞，被誉为精炼、文雅或“礼貌”的语言。毫无疑问，标准语言的出现应当看作是埃利亚斯“文明化进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13](P11,108-113)在英国，自然可以把它同民族国家的形成联系在一起。英语跃升到权力语言的地位，成为拉丁语的有力竞争者，结果则是国家权力的强化和对民族国家的进一步认同。 四英语成为文化教育类印刷品的主要语言 由于文化教育类印刷品包含很多面向成年识字人群和学生的作品，尤其还有专门讲授英语语法的书籍，因此是推广普及标准英语的重要途径，以下分四个方面予以讨论。 首先，学者已经逐渐使用英语进行严肃的学术创作。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在1499年来到英国，并在那里遇到了希腊学的开路先锋格罗辛(William Grocyn)、林纳克(Thomas Linacre)、莫尔(Thomas More)、利利(William Lily)和科利特(John Colet)。恰恰也就是这些提倡研习古典语文的人，成了第一批使用本国语的人。如从1513年起，莫尔就用英语完成了他的《理查三世本纪》(History of King Richard)及其他独创著作。在此方面，埃利奥特爵士(Sir Thomas Elyot)是值得特别提及的。他以提倡并使用英文散文来取代当时习惯使用的拉丁文而闻名，作为一位哲学家和字典编纂家，他尽力“发展我们的英语”，使之成为表达思想的工具。1531年，埃利奥特爵士出版了《统治者之书》(the book of Governor)，题献给国王。此书受到极大欢迎，是第一部用英语写就的重要教育论著，对后来英国绅士理想的形成影响很大。[14]1534年，他又以同样方式出版了《君道》(Doctrinal of Princes)。同时，埃利奥特爵士还在他的《健康堡垒》(Castle of Helth，1534)中宣称，如果希腊人用希腊语写作、罗马人用拉丁语写作，那么英国人当然有权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讨论学术问题。而且，由于该书是一部通俗读物，完全用英语口语写成，尽管引起内行人的非难，但流传却颇为广泛。此外，他的《字典》（用英文解释拉丁文）出版于1538年，英语增添了很多新词。这些古典主义学者使用英语来表达抽象概念的努力非常值得称赞。实际上他们使用拉丁语要比使用英语方便得多，著述中所需要的术语，拉丁语也完全可以提供，但他们却积极地使用了本国语。[15](P53-68) 这些使用英语的学者们在拉丁语之下、口语方言之上创造了统一的交流与传播领域。那些口操各式英语、原本交流困难的人们，通过印刷字体和纸张的中介，变得能够相互理解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感觉到在他们的特殊语言领域里数以百万计的人的存在，而只有这些人群属于这个特殊的语言领域。这些被印刷品所联结的“读者同胞们”，在其世俗的、特殊的和“可见之不可见”当中，形成了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胚胎。[2](P43-45) 其次，为使更多的人了解重新发现的古代文明的珍宝，古典学者、甚至包括个别印刷商都纷纷投身于这些著作的译介工作中。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也是翻译工作的黄金时代。卡克斯顿可算是先驱，但他所译的奥维德、加图、伊索和维吉尔的作品都是从法语转译的；[16](P224-239)而埃利奥特、尼古拉斯·尤德尔(Nicholas Udall)、约翰·拉斯特尔(John Rastell)则直接从原文翻译了普鲁塔克、色诺芬、伊索克拉底、卢奇安、西塞罗、泰伦斯等作家的著作。总体来说，16世纪上半叶，书籍翻译（无论是从拉丁语和希腊语翻译成英语，还是从一种地方语言翻译成另一种地方语言）显现出加速的进程，而到16世纪中叶以后，译作数量则更为庞大。 英格兰人文主义者莫尔为反驳廷代尔而作的论著中早就说过英语并不“单调”，而是本身就“够丰富”。但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翻译家理查德·爱登(Richard Eden)在1562年指出，英语不再是一种“贫乏”的语言，其依据的则正是莫尔所反对的做法，即英语通过翻译而得到了“丰富和增强”，英语词汇也已经“丰富和扩大”了。此外，英国历史上著名的中学校长理查德·马尔卡斯特(Richard Mulcaster)也曾说：“我认为没有哪一种语言比英语更善于表达各种论点，而且，英语一点也不比微妙的希腊语或庄严的拉丁语差”。他将“我们英语现在所处的时期”描述为“顶峰时期”（写于1582年）。[17](P92) 正如当时有些人已经清楚看到的，这种翻译活动对英语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很多时候在英语的表达法中找不到相对应的词汇，只能创造一些新词。多亏了这一段翻译与出版的历程，即将定型的英文才得以吸收许许多多的西班牙文、法文、拉丁文措辞，变得更加丰富。出于英语印刷品在这一时期接受的异国语汇甚多，16世纪末甚至还出现了激烈反对外来语的声浪[6](P330)，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约翰·切克(John Cheke)、托马斯·霍比(Thomas Hoby)[18)(P70-70)、托马斯·威尔逊(Thomas Wilson)、拉尔夫·利弗(Ralph Lever)[17](P124)以及理查德·维斯特根(Richard Verstegan)[19](P98,99,145)等人。英国在这一时期出现的语言净化风潮，说明英语已经足以满足英国人的生活需要，已有的语言成就更激发出了一种民族自豪感，这无疑进一步强化了已有的民族国家意识。 第三，英语文法书的大量出版。在1550年到1599年间，语法书的出版为英国民众学习本国语言提供了诸多便利。威廉·布洛卡(William Bullokar)的《拼写法遗补》(Amendment of Orthography)出版于1580年。到了17世纪初，威廉·坎姆登(William Camden)等人则论述了英语发展的历史。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自称为英语拼写法改革家的人，其中包括加布里埃尔·哈维(Gabriel Harvey)、詹姆斯·豪厄尔(James Howell)以及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当然，这些人作品的大量出版并不意味着说英语的人都会在实际中遵守其规则，但语法的传播的确是一个明显可见的过程。 另外，印刷商在文教类书籍出版过程中的作用也不可忽视。这主要体现在：作者即将付印的手稿，有时会由印刷商主动校订，有系统地去除文中累赘而罕见的拼字。幸运保留下来的手稿，加上根据手稿印刷出来的文本，让我们得以如临其境地进入印刷工场，观察那里的决定是如何做出的。只要把留存至今的手稿与其付梓之后的成品相互对照，就能清楚看出，印刷商为了求取拼字的规律与统一，付出了多少努力。[20](P115) 正如安德森所言，印刷资本主义赋予了语言一种新的固定性(fixity)，这种固定性在经过长时间之后，为语言塑造出对“主观的民族理念”而言极为关键的古老形象。印刷的书籍保有一种永恒的形态，几乎可以不拘时空地被无限复制。它不再受制于经院手抄本那种个人化和“不自觉地（把典籍）现代化”的习惯了。[2](P43-45) 上文已述，标准语言符合印刷业的节约逻辑，它需要将相同的文本出售给尽可能多的读者。同一个词汇在中世纪晚期有多种拼写方式，但此后便逐渐转变为标准的拼写，不能不说这是一项重大的转变。有人认为印刷书籍的传播影响了书写习惯，然后又影响了说话的习惯。这种观点从其内在的合理性而言似乎也是正确的。[5](P128-129)虽然印刷术绝不是唯一的因素，但可以说是推动这场转变的主要因素。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英国在涉及文化教育类的印刷出版业中出现了一种集体的和合作的事业，目的在于提高英语的地位，使其逐步规范化，并将其转变成适合于学术、文学创作和日常生活的语言。从这一时期起，书籍印行的数量先是以百计，后来就是以千计，而且一版书的内容基本是相同的。此外，印刷书的成本降低之后，印刷本便拥有了越来越广大的读者群。在1500-1640年间，英国印行的书籍已经超过两万种，足见其巨大的影响力。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印刷术“在语言的格式化和固定化中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6](P319)其导致的结果便是“印刷商强化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语言壁垒’……并着手消除了任何特定的语言群体内部说话方式的微小差异”。[21](P88) 在充分肯定的同时，对这一时期英语在印刷术作用下的发展程度也不应过度夸大。无可否认，在印刷术的推动下，英语的地位不断提升，而拉丁语的式微已成定局。但拉丁语并没有像人们预料的那样迅速消失，而是在此后继续存在了不短的时日。总体而言，近代早期欧洲（包括英国）用拉丁语出版书籍的数量大为可观[22](P145)，拉丁语在当时欧洲的知识生活中仍然非常重要。 由此可见，拉丁语的式微绝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数个世纪方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书籍产业为牟取经济利益而鼓励书刊以民族语言出版，而操拉丁语的文化人又比较排斥印刷技术，最后只能是助长了民族语言的茁壮，同时造成了拉丁语的衰微。英语受惠于印刷机的力量而勃兴，最终在英国瓦解了拉丁语文化。 五小结 本文讨论的关键问题是语言在印刷媒介的促进下，如何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形成。就广义而言，语言借助新型传播媒介的力量在这个时期被“民族化”了，或者说，语言正在成为“民族崇拜”的工具。正如研究印刷术对欧洲文化影响的历史学家们所指出的，印刷术“为更缜密地提炼和规范所有主要欧洲语言铺平了道路”。[23](P51-52)因此，印刷文化为创造一种安德森所说的国家意识的“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条件。 就英国而言，印刷媒介给英语带来了两种显著的变化：一是使英语具备了更大的稳定性；二是使更多的人能够读到表达方式非常丰富的英语。它与宗教改革、政治集权和文化转型有机结合，提高了英语的地位，凸显了民族语言的重要性，从而成为促进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元素。在这个共同体中，印刷文化的广泛传播使得使用英语的人们产生一种“属于”英吉利民族的自我认同感。手抄本则不能提供这种政治和文化的“归属感”，根本原因不但在于它较低的可复制性以及可传播水平，而且还在于它与政权以及赞助人之间的关系。手抄文化倾向于从一个拥有特权的生产中心向外传播，随着与这个特权中心距离的逐渐增加，其权威和影响力也逐渐减弱。而印刷媒介扬弃了上述不足，以资本主义运行方式生产的英语印刷品在英国的宗教、行政、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表现出了十足的影响力。 当然，关于印刷术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目前在学术界仍然存在很大分歧。持“印刷革命”论的人强调了交流媒介的作用，却忽视了作者、印刷商和读者为各自的目的而使用新技术所传达的信息；相反，“印刷革命”论的批评者却把印刷术仅仅视为一种技术，不同个人和群体在不同场合可以用它来服务于不同目的。应该说，“印刷革命”论中包含的决定论与它的某些批评者的立场中包含的唯意志论都是片面的。更能说明问题的做法显然是需要指出在每一种交流媒介中都可以发现内在的“偏向”，正如加拿大媒介理论家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所说的：应当把印刷术看成是推动变化的催化剂，它并没有启动这场变化，如果要获得成功还需要一些文化或社会的前提条件。[24](P1-5) 【参考文献】 [1]郭方.英国近代国家的形成[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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