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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十余年，古希腊罗马经济史研究也许是希腊罗马史中争论最为激烈的领域，用一位论者的话说：“古代经济学成了一个变化莫测的领域。”①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摩西·芬利在1973年出版的《古代经济》一书所带来的影响。该书无疑是20世纪出版的关于古希腊罗马社会经济史的最重要著作，也奠定了摩西·芬利作为20世纪最为伟大的古代社会经济史家的地位。1999年，在为纪念该书出版25周年发行的新版前言中，斯坦福大学古代史家扬·莫里斯评论道：“没有任何著作对古希腊罗马经济史的研究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②芬利的影响，实际上并不在于为理解古希腊罗马经济提供了决定性论断，尽管他吸引了大批的追随者；而在于他激发了一代又一代学者持续不断的激烈争论，并左右了争论的问题意识，或者说，他的理论成为几乎所有争论的出发点。 要完全理解芬利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我们需要对于古希腊罗马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史以及芬利的学术背景和路径进行一番系统的梳理。本文的目的在于从这两个方面入手，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评述，以期说明芬利对古代经济史研究以及整个古代史研究的突破性贡献，并且试图阐明芬利是通过怎样的学术路径取得这样的成就的。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论述部分基于国外学者大量的相关评论，但笔者对芬利《古代经济》的思想渊源的解读及其学术成就的看法和其他论者有所不同。笔者希望，这一点将随着本文的展开而变得明显。③ 相对而言，古希腊罗马经济史研究是个晚近开辟的学术领域。尽管德国著名古史学家奥古斯特·伯克早在1817年已出版过一部关于雅典公共经济的两卷本著作，④但作为一个领域的古希腊罗马经济史，实际上肇始于19世纪末期有关古代经济特征的争论。当时一些德国经济学家试图总结欧洲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经济特征，以便解释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是如何演进的。1893年，经济学家卡尔·布歇尔出版了《国民经济的起源》一书，按进化的模式把人类经济活动划分为三个阶段：“封闭的家庭经济”(Geschlossene Hauswirtschaft)、“城市经济”(Stadtwirtschaft)和“国民经济”(Volkswirtschaft)，分别对应于古代、中世纪和现代社会的经济活动。⑤在德国，布歇尔的影响显然很大，到1906年，他的这部著作已经出了第5版。但布歇尔关于古代经济的论断遭到古代史研究专家们的强烈批评，认为他从根本上低估了古希腊罗马经济的发展。其中的代表是著名古代史研究专家爱德华·迈耶，他在1895年发表近60页的长文批驳布歇尔的观点。⑥另一位古代史家尤里乌斯·贝洛赫也于1899年撰文讨论古代的“大工业”⑦，矛头显然是针对卡尔·布歇尔的。在这些古代史家看来，古代社会的市场、贸易已十分发达。早在公元前8世纪，古代希腊的工商业已开始迅猛发展，资本主义式的生产和交换方式不断扩张，以市场为中心的商品经济即已形成。古代社会的经济和近代社会已经没有根本性差别。迈耶毫不迟疑地得出结论说：“在希腊史上，(公元前)7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就相当于近代欧洲的十四五世纪，而(公元前)5世纪则相当于16世纪。”⑧因此他们认为，一个“现代的”经济模式能更为真实地反映古代社会的经济生活。在其最为拿手的希腊史领域，迈耶借助于当时欧洲时兴的经济概念如资本主义、市场和贸易等，着手建立了一个解释古代经济的“现代化”模式。 1901年，布歇尔发表一篇题为《论希腊经济史》的长文，一一反驳了迈耶和贝洛赫的批评。⑨而在此前，当《国民经济与统计年鉴》杂志请他撰文回击迈耶时，他甚至不屑回击，在他看来，迈耶“几乎完全不理解经济的基本要素”⑩。即便如此，古代史家们的观点还是占了上风。这对于古希腊史的总体解释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因为伴随着希腊经济的“现代化”模式，他们提出工商业奴隶主取代了旧有的以土地占有为基础的贵族集团。也因此，雅典民主政治被看成是工商业奴隶主阶级主导的民主政治。他们也许没有想到的是，在遥远的中国，他们的这一希腊史解释模式在很长时间里为人们深信不疑，主导了我国的古希腊史教学与研究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正是19世纪末德国这场关于古代社会经济特征的激烈争论，开辟了古希腊罗马经济史这一研究领域。然而，它也因此一开始就将研究引入歧途。这在于争论的双方都从一个简单的设定前提出发，即将经济方式的发展看成是一个线性的发展模式，从而将问题简单化为两个极端的选择，分歧不过在于选取这一线性发展模式中的哪一点罢了。(11)后来的学者发现他们受到这种思维的左右，而不得不在这两个模式之间进行选择，所谓的“原始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主导了古代经济史研究。 这样一来，古代希腊罗马经济史研究走入了死胡同，直到马克斯·韦伯提出新的问题，才有了转机。应当说明的是，韦伯以其社会学研究著称于世，但他的早期学术生涯是从古代史研究开始的。他的老师包括最伟大的罗马史家提奥多·蒙森和中世纪土地制度史的权威奥古斯都·迈曾(August Meitzen)。他撰写的博士论文是有关中世纪贸易制度的，而他所出版的第一部著作是1891年问世的罗马农业史研究。(12)蒙森对此大加赞赏，专门写了一篇长达50页的书评。1896年，韦伯发表题为《古典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的就职讲座，其中，他显然已注意到布歇尔和迈耶的争论，并且看起来采取了一种调和的立场，一方面赞同布歇尔有关家庭经济的论断，一方面又认为在家庭经济或者说自然经济之上还存在贸易经济；但在根本上，他似乎更倾向于布歇尔的观点。(13)1909年，韦伯发表其在古代史领域的代表作《古代社会的农业状况》，对古代罗马(也包括希腊、埃及、两河流域和犹太)经济进行了社会学分析，提出古代经济和现代资本主义有着根本性不同。(14)概括起来说，韦伯此书和之前相关论著的基本论点在于，通过军事征服而获取包括战利品及奴隶劳动力在内的财富是罗马经济的重要方式，贵族阶级主要投身政治和军事活动，其社会等级观念妨碍他们从事以市场为中心的谋利活动。从本质上说，他们不是企业家，而是依靠由奴隶耕作的庄园提供经济支持的食利者。奴隶是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古代社会的劳动力不具有现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特征。在韦伯死后，他关于城市研究的专论于1921得以发表。该文对古代中世纪的城市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中世纪的城市是“生产者城市”，城市的政治结构以生产和市场的管理为核心；而古典世界的城市则是“消费者城市”，它首要的功能是作为政治和军事中心，而非生产中心，主要依靠其政治权力优势从周围农村地区获取日常消费品。(15) 需要说明的是，韦伯对于古代和中世纪城市特征的分析采用了他提出的“理想类型”方式。就是说，和后来的学者一样，韦伯肯定也很清楚，无论是古代城市还是中世纪城市，都呈现出多样形态。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总结它们之间的总体差异，从而归纳出各自的典型特征，亦即“理想类型”(16)。无论如何，韦伯关于古代经济和古代城市的论述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试图将古代经济纳入其政治与社会制度框架中加以考察，而非从政治和社会结构中剥离出来，单纯考察它发展到了什么阶段。这就意味着，韦伯的论述突破了“原始主义”和“现代主义”之争的框架。他的这种学术理路为古代史家哈斯布鲁克所接受。后者在1928年和1931年分别出版《古代希腊的国家与贸易》及《至波斯战争止的希腊经济与社会史》，(17)主要讨论古代希腊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他提出，城邦并没有任何现代意义的经济政策，即没有鼓励市场和贸易的政策，它所关注的是确保粮食等必需品的供应；公民群体把持了拥有土地的特权，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的人主要是没有公民权的外邦人以及奴隶。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民是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18) 然而，除了哈斯布鲁克以外，韦伯所开辟的新路径并没有受到古代史家们的关注，以至于有历史学家曾经评论说，尽管韦伯1909年发表的《古代社会的农业状况》是对古代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最具原创性、最为大胆、也最生动的描述，但“有关古代世界的这些专门学科却我行我素，就好像马克斯·韦伯从来没有存在过”(19)。迈耶的“现代主义”模式仍然主导了对古希腊罗马经济生活的理解，并在俄罗斯出身的杰出古代史家罗斯托夫采夫的笔下得到了最系统的阐述。后者在1926年和1941年分别出版《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和《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两部巨著，对罗马帝国和希腊化世界的经济生活面貌做了全景式描述。(20)在这两部伟大的著作中，罗斯托夫采夫大量运用现代经济学语汇诸如“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乃至“工业化”来分析古代经济。在《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中，他提出资产阶级业已“形成希腊化城市的脊梁”，“经济生活组织中的所有创新趋向于我们(带着所有保留意见)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的东西”，而且很快从希腊化世界扩张到了西部的罗马世界。(21)在《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中，罗斯托夫采夫更是建构了一个解释罗马帝国历史的宏大结构：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在野心政治家和军事首领的领导下，推翻了元老和骑士贵族的霸权，导致了罗马共和国的崩溃。奥古斯都元首政治标志这两个阶级的胜利。奥古斯都之后的帝国政府旨在建立一个以全帝国境内城市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国家，“这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形成了国家的脊梁。”即便如此，这个中产阶级还是不足以支撑一个庞大的世界性帝国，帝国贵族、官僚阶级和资产阶级不得不依靠农民和城市无产阶级的劳动，从而激化了资产阶级和下层民众的矛盾和对立，最终导致了公元3世纪的危机。下层阶级的斗争得到皇帝的支持，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被消灭。因此，公元4至5世纪的帝国政权是适应新的社会结构而产生的“东方专制主义”，它以军队、强大的官僚阶层和农民大众为基础。同这种社会结构变化相对应的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共和国后期的“封建资本主义”随着元老和骑士阶层(大地主和大商人)的消灭而瓦解，代之而起的是承继从希腊化世界、在帝国前期蓬勃发展的城市资本主义。帝国范围的城市化导致了“商业、工业与农业空前迅猛和令人惊叹的发展”。然而，由于资产阶级追求安宁而消极的生活，将大量财富投入到获取土地上，依靠剥削下层劳动阶级，勃兴的城市资本主义由此衰落。另一方面，帝国政府并没有积极支持经济发展的政策，亦未采取措施提高劳动人民的经济生活水平，致使这个庞大的消费者群体失去消费能力。这两个因素交相作用，最终导致了城市资本主义的崩溃。这样一来，“帝国前期欣欣向荣的(经济)生活到帝国后期堕落为原始的和半野蛮的(经济)生活”(22)。 当然，在对于古代经济的描述中，罗斯托夫采夫考虑到了各种复杂因素，并非一味地强调资本主义主导性，因而将他的观点完全看作是对立于“原始主义”的“现代主义”有失偏颇。(23)但他以近代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为参照、并且采用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语汇来理解古代希腊罗马社会与经济，则是确凿无疑的。而且，在讨论希腊化时期时他甚至说，“这个时期和现代世界经济生活的差别仅仅是数量上的，而非质量上的”(24)。还必须注意到，罗斯托夫采夫对罗马社会经济史的描述尚有另外一面，即它受到了作者政治倾向的影响。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对俄罗斯资产阶级深怀同情之心，而对于俄国“十月革命”则怀反对之意。在革命爆发后，他于1918年逃离俄国，经过颠簸流亡之后定居美国，从1925年起担任耶鲁大学古代史教授。俄国革命使这位流亡历史学家找到了灵感，从而成就了他学术生涯中最伟大的主题。在他看来，亚历山大征服东方之后，希腊人在希腊化世界各地建立起成百上千的城市，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城市资产阶级日益扩大，整个社会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及至罗马征服世界，奥古斯都重新建立起和平秩序，同样的景象又重现于罗马帝国治下。但农民阶级对于城市资产阶级的憎恨，加之帝国皇帝的严酷统治，最终导致了方兴未艾的城市资产阶级的衰落，进而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亡。不难看出，这幅画面中映透出十月革命前后俄国社会的影子。因而著名史学史家莫米里阿诺指出，在罗斯托夫采夫眼中，“是公元3世纪的‘红军’摧毁了皇帝统治下的罗马国家，正如同20世纪的红军摧毁了沙皇俄国一样”(25)。 不难看出，尽管罗斯托夫采夫和韦伯的分析与结论大相径庭，但是两人的出发点却有着惊人的一致，都是怀着对于现代资产阶级的深厚情感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坚定信念来看待古代社会的。所不同的是，韦伯试图说明在德国和西欧业已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的历史独特性；罗斯托夫采夫目睹的却是俄国年幼的资产阶级受到摧残，因而他通过对古代世界资产阶级的研究来表达同情之意。自罗斯托夫采夫之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古代希腊罗马经济史研究再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1973年，芬利出版的《古代经济》一书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领域的面貌。这本正文不足200页的小书，是在作者在担任世界著名的萨瑟讲席教授期间所做的萨瑟系列讲座(Sather Lectures)基础上写成的。(26)初看起来，它并不像一本专门的经济史著作，其主要篇章的标题包括“等级与地位”、“主人与奴隶”、“地主与农民”、“城市与农村”、“国家与经济”，但却不包括经济史家们经常讨论的主题如“市场”、“贸易”、经济结构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者认为古代社会的经济活动和现代社会有着根本性不同，不能用分析现代经济的概念和范畴来理解和分析古代经济。因此在题为“古代人及其经济”的第一章中，芬利指出，“经济”和“经济学”是18世纪后期创造的现代概念，用以解释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特征和规律。而无论是在古代希腊还是古代罗马，都没有类似意义的概念和语汇。虽然英文中的“经济”一词源于古希腊语的oeconomia，但这个希腊语词的原意是“家政”，这正好说明古代人和现代人观念的巨大差异。在芬利看来，古代人的经济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是密不可分、相互影响的，这也是为什么古代思想家和理论家都没有对经济进行专门分析的原因。因此，要理解古代希腊罗马经济(以下按学界惯常说法称“古代经济”)，就必须抛弃理解现代经济的概念范畴和框架，而建立特定的、适合于理解古代经济的概念范畴和框架。(27)在第二章中，芬利着手建立理解古代经济的核心概念，即“等级和地位”。他提出，在古代希腊罗马，贵族或者说上层阶级首要的考虑是维护或者进一步提高其优越的政治与社会地位：“就古代世界的富人而言，在任何分析中，占优先位置的都是社会划分的范畴而非职业的范畴。”也就是说，在贵族或者上层阶级的经济行为中，社会地位以及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总是一个重要因素。用芬利自己的话说，古代社会的经济模式“会给予这个地位因素重要的考量”(28)。由此，芬利指出了古代社会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经济行为的一个根本性不同：前者首要考虑的是地位问题，后者主要考虑利润最大化问题。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芬利又从劳动力、土地财产、城乡经济关系以及国家与经济的关系方面，进一步论述了古代社会的经济特征。就劳动力而言(第三章)，古希腊罗马社会是典型的奴隶社会，奴隶劳动普遍用于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但古希腊罗马社会并未对劳动力的价值做出区分，既未区分技术工、熟练工和非熟练工的劳动力价值，亦未区分奴隶和自由人的劳动力价值，而且在自由人和奴隶之间也不存在劳动力竞争。奴隶受到蔑视，并非因为其劳动力价值的低下，而是因为其社会地位低下。就土地财产而言(第四章)，古代希腊和罗马人口的绝大部分都以农业为生，而且都把土地财产看成是和较高社会与政治地位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富人更倾向于青睐和投资土地财产，但这种投资并非建立在韦伯意义上的经济理性基础之上。就城乡经济关系而言(第五章)，古代希腊罗马的城市是消费者城市，而不同于中世纪的生产者城市。就国家与经济的关系而言(第六章)，古代国家首要关心的是保障供给，而从未实施过现代意义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对芬利来说，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古代经济的一个根本特征，那就是古代社会的经济活动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不是一个遵循自身规律和法则的相对独立的活动领域，而是“嵌合”(embedded)在政治与社会活动之中的，因而遵循的是不同的观念和行为规范。“嵌合”的模式也就成为芬利独创的解释古代经济的模式。 芬利的研究开辟了古代经济史的新路径，使之走出了“原始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的死胡同。芬利的观点随即被学者们冠之以“芬利模式”，成为主导古代经济史研究的新范式。就在《古代经济》出版十周年之后，古罗马社会经济史家霍普金斯即已称之为“新的正统观点”(new orthodoxy)(29)。要完全理解芬利模式何以能够建立起来，并且成为一个新范式，我们需要考察他的学术与知识背景，以及他所处时代历史学的新取向。与大多数古希腊罗马史研究者不同，芬利并非出身于传统的古典学或者古代史学科，而是有着深厚的社会科学背景。他取得的第一个学位是叙拉古大学法学学士，之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谋得罗马法研究助手的职位，同时开始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期间还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研究所兼过职。1948年，他在拉格斯大学取得教职。从这时起到1953年，他参加了卡尔·波兰尼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办的经济史讨论班。芬利成长的这个时期，正是社会科学产生巨大影响的时期，这在他的教育中打下了烙印。芬利后来回忆说：“在30年代早期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我接受的教育是韦伯和马克思，是法律史领域的吉尔克和梅特兰，是查尔斯·比尔德和皮朗以及马克·布洛赫。”(30)也是在这个时期，社会科学方法大量进入历史学领域，并在20世纪中期以后取得了主导地位。芬利是这一潮流的引领者，他开创性地将社会科学方法引入了古代史研究之中，也是古希腊罗马史研究中社会科学方法的大师。在笔者看来，真正奠定其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古代社会经济史家地位的学术贡献正在于此。早在1954年，芬利就尝试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概念和方法，勾勒出荷马史诗所描述的希腊社会的面貌。在此之前，尚没有历史学家严肃地把荷马史诗看成历史资料，全面描绘过它所反映的社会情况。(31)那部标题为“奥德修斯的世界”的小书成为荷马社会研究的开创之作，至今仍是早期希腊史研究的经典，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芬利对社会科学方法恰到好处的利用，尤其是对法国社会学家毛斯的礼物交换理论的借鉴。(32)《古代经济》一书同样借鉴了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方法，但却有着复杂的来源。首先，芬利模式的核心概念“嵌合”实际上来自于卡尔·波兰尼。波兰尼是出身于匈牙利的学者，其研究兴趣涉及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和历史学。他因在1944年出版《大转型》一书而声名鹊起，三年后受聘哥伦比亚大学，开办经济史讨论班，后来的许多学者都参加过讨论班并深受影响。《大转型》一书是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刻批评，这奠定了波兰尼在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他认为，产生于工业革命的市场经济主导的结果，是20世纪前期的世界大战的悲剧和经济体系的崩溃(即大萧条)；所谓“自我调节的市场”不是人类社会的根本出路，“它意味着社会的运行附属于市场，不是经济嵌合在社会关系之中，相反是社会关系嵌合在经济体系之中”(33)。就是说，在波兰尼看来，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所标榜的市场经济绑架了社会，使得社会也不得不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运行，最终扭曲了人类社会，导致严重的社会矛盾。他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脱嵌于”(disembedded)社会之外的，而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是“嵌合于”(embedded)社会之中的。关于后者，波兰尼写道：“最近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的一个突出发现是，一般而言，人类的经济是从属于其社会关系的。他们的行为不是为了确保其占有物品这种个体利益，而是为了确保其社会地位、社会声望和社会资源。只是在物品有益于这个目的时，他们才看重物品本身。生产和分配过程都不是和附加于物品占有的特定经济利益相关联的。但是这个过程的每一个步骤都导向一系列社会利益，这后一因素最终确保采取的是必要的步骤。这种社会利益在一个小规模渔猎社会和一个庞大专制社会中会十分不同，但无论是在何种情形之下，经济体系都是在非经济动机之上运行的。”(34)之后在其主编的《早期帝国中的贸易与市场》一书中，他进一步阐述道：“但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在研究人类社会中经济所处的位置时，面临的是大量不同于市场的制度，人们的生计嵌合于这些制度之中。其问题不能用为了一种特定经济形式——它依赖于特定市场因素的存在——而设计的分析方法来处理。”(35)就是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经济活动主要并不受市场驱使，而是受制于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换言之，经济活动“嵌合”(embedded)在社会关系及其制度之中。因为如此，我们不能用为分析市场经济而发展起来方法来分析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 不难看出，波兰尼的理论和分析对芬利产生了巨大影响。(36)在笔者看来，芬利的基本思想实际上来自波兰尼：古代经济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着根本性不同，为了分析现代市场经济体系而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学架构和方法不适用于分析古代经济。我们需要建构一个分析古代经济的新的框架，将影响甚至主导古代人经济行为的非经济因素(波兰尼所说的“非经济动机”)纳入到这个分析框架之中。芬利思想的另一个来源是马克斯·韦伯。如前文所述，韦伯已经指出，政治和军事手段是古代社会获取财富的重要方式。这就意味着需要将政治和军事因素也纳入到古代经济的分析之中。波兰尼的观点与此有近似之处。实际上，波兰尼和韦伯的思想有相似的一面，两者都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有着根本性不同，古代经济植根于其政治与社会制度之中。(37)芬利曾专门撰文评价韦伯关于古代城市的论断，以此表明他对韦伯思想的重视。(38)在《古代经济》中，芬利借用韦伯的“社会地位”(status)概念，以此作为分析古代经济框架的核心概念。在他看来，“这一令人赞叹的模糊而含有相当心理因素的词语”(39)是理解古代人经济行为的关键。另一个受到韦伯启发的方面是模式的运用。芬利宣称，自己力图建立一个理解从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500年、时间跨度达1500年的经济活动模式。论者对此多有批评，认为他忽视了古代希腊罗马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经济活动的差异性。实际上，芬利对此并非没有清醒认识，但他相信，一个模式虽然不一定能涵盖史料反映的所有情形，但却最有助于我们抓住主要特征。芬利在回应论者的批评时写道：“除非仅仅是对不相关联的资料做故纸堆似的罗列，任何对古代经济的分析都必须使用模式(韦伯的理想类型)。模式被定义为‘现实的一个简单化构建，它可能以一种概括式的形式展现出重要关系。就模式不涵盖所有相关的观察和量度而言，它是非常主观性的粗略估计，但因为如此，它对于隐去偶然细节、使得现实的根本层面展现出来是有价值的’。或者如韦伯所言，‘在纯粹概念意义上，这一思想建构不可能在现实中找到。它是个乌托邦。历史研究所面临的任务是确定在每个情形下，这种理想建构在多大程度上近似于或者偏离了真实。例如，某个城市的经济结构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类为‘城市经济’。”(40) 在此，韦伯的影响跃然纸上。芬利曾在私下里说，对他思想影响最大的是韦伯。(41)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个彻头彻尾的韦伯主义者。实际上，他非常善于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恰到好处地运用社会科学的概念与方法。在分析古代希腊罗马城邦政治时，他就抛弃了韦伯的社会地位概念，转而使用“阶级”这一概念和近似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但他明确反对动辄给这一方法贴上马克思主义标签的做法：“至此我有意讨论了亚里士多德的‘重要真理’并使用了他的术语，以反击时下把每种运用阶级观念的政治分析都贴上马克思主义标签的坏习惯。”(42)这段颇值得回味的话一语道破了西方学术界的强烈意识形态倾向，使芬利觉得必须为自己采用阶级分析方法而辩护，同时似乎是在强调他和马克思主义保持了距离。 至此，我们大体厘清了芬利学术思想的渊源及其古代经济史研究的社会科学路径。他对社会科学概念和方法的创造性运用，极大地启发和刺激了古代经济史研究。在《古代经济》出版之后，古代经济史研究就成了古希腊罗马史领域一个持续的热点。学者们纷纷对他的模式做出回应，探索新的路径和新的解释。然而，芬利的著作非但没有终结有关古代经济特征的争论，反而激起了更为激烈的争论，以至于霍普金斯感叹道：“古代经济是一个学术战场。”(43)与之前“原始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不同，现在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古代经济是如芬利所说“嵌合”在社会之中，还是和现代经济一样，已从社会关系及其制度中“脱嵌”出来。学界借用波兰尼的概念，通常将这两种针锋相对的立场称之为“实质主义”(Substantivist)和“形式主义”(Formalist)立场。虽然经常有学者把它们和“原始主义”及“现代主义”立场对应起来，甚至有学者把芬利归入“原始主义”阵营，但他们争论的其实是不同性质的问题。正如论者指出的，称芬利为“原始主义者”是从根本上误读了芬利的核心观点。(44)部分持“形式主义”立场的学者试图以更为翔实的个案研究，质疑芬利的“实质主义”模式。例如，1992年爱德华·科恩所著《雅典经济与社会：银行业的视角》即提出，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社会是以市场为主导的：“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十分不同。雅典人通过市场过程来运作，其间不相关联的个人——他们常常仅是在这个城市短暂停留，有时甚至是在国外操控——通过商业交易谋取金钱利润。这种交易不仅“脱嵌”于社会，而且理论家们在其著述中、诉讼人在其法庭案件中把它看成是威胁到传统的通过社会与家庭处理生产与消费这种方式的。”(45) 科恩实际上意图通过对公元前4世纪雅典银行业的研究，全面否定芬利的“嵌合”模式。然而他所集中讨论的是银行业的规模与发达程度，并没有深入分析雅典银行业与社会的关系，而且实际上把芬利的“实质主义”立场和“原始主义”立场混为一团，因此并不构成对芬利模式的有力挑战。(46)在此之前，多米尼克·拉什邦所著《经济理性主义和公元3世纪埃及的农村社会》，则构成了一个意味更为深远的挑战。该书通过对公元3世纪罗马治下埃及一个农庄留存下来的详细经营账目等档案材料进行实证分析，指出农庄生产是以市场为导向的，而且其管理也严格考虑成本问题。因此他提出，指导农庄生产的是一种理性的经济行为，旨在牟取利润的最大化。(47)这就意味着，古代人的经济行为非但不是原始的，而且是理性的。这一挑战背后实际上隐含着更为根本性的争论，即围绕马克斯·韦伯经济理性主义命题的争论。韦伯的学术以阐述现代性为核心。在对现代性的经济侧面的阐述中，他提出以市场为手段、以谋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经济活动是现代西欧资本主义的特征，这种经济理性主义是现代西欧社会的一个独特发展。以韦伯的观点来看，所谓“经济的人”(the economic man)是现代人的代名词。和韦伯以及波兰尼一样，芬利深信现代社会和前现代社会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其古代经济模式其实是建构在这样一种认识之上的。然而仅就经济行为而言，古代人(或者非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是否和现代人有着本质不同，他们是否已有谋求利润最大化的清晰观念和行为，这仍然是值得深究的一个问题。对芬利模式提出质疑的部分学者，在深层意义上其实是对韦伯命题的质疑，是对区别于传统社会的现代性的质疑。从这个角度又可以看出，古代经济史研究实际上包含着对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关怀。 古代经济史家们发现，他们陷入了一个困境：任何人要试图对古代经济进行分析，就不得不面对芬利的宏大模式，要么赞成，要么反对，抑或是试图修正它，除此以外似乎没有更好的路径。迄今为止，试图质疑、甚至推翻芬利模式的努力都成效有限，因为芬利建立的是一个分析与理解古代经济的总体框架与模式，而质疑者多以个案研究为基础。霍普金斯在批评以例外的个案质疑或是推翻总体模式时说：“我现在认为只能以其他方式合理地推翻一个好的模式，例如证明其假设性框架的构思是错误的，或者更好的方法是，证明一个替代性模式可以更为精确和更具说服力地涵盖更多史料，而更少不确定的部分。”(48)事实是，在《古代经济》出版整整4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没有替代芬利的分析和理解古代经济的其他模式，古代经济史家也仍然不得不在芬利的陪伴下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49)。 注释： ①大卫·M. 夏普斯：《评大卫·W. 谭狄：〈武士变身商人：早期希腊市场的力量〉》(David M. Shaps, Review of David W. Tandy, Warriors into Traders: The Power of the Market in Early Greece, Berkeley: 1997)，《布兰·冒尔古典学评论》(Bryn Mawr Classical Review)1998年11月01日，因特网地址为http://ccat.sas.upenn.edu/bmcr/1998/1998－11－01.html。 ②扬·莫里斯：《前言》(lan Morris, "Forward")，M. I. 芬利：《古代经济》(M. I. Finley, The Ancient Economy)，伯克利1999年版，第ix页。 ③国内学者中，王敦书、周爱平最早介绍了芬利的史学贡献，王敦书、周爱平：《一代古史名家M. I. Finley和他的史学方法》，《史学理论研究》1988年第3期。晏绍祥也对芬利的古代经济史研究进行过梳理和评论，晏绍祥：《20世纪的古代希腊经济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晏绍祥：《芬利与古典世界历史研究》，芬利著，晏绍祥译：《古代世界的政治》，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但两文视角均与本文不同。另外，对芬利的学术背景和路径也有简略介绍。黄洋、晏绍祥：《希腊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172页。最近王三三对芬利的古代经济模式及其相关学术思想做了有益的探讨，王三三：《芬利的古代社会经济模式及其影响》，《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1期。在国外学者中，M. M. 奥斯汀和P. 维道－那格特对古代希腊罗马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最为精辟的评述，M. M. 奥斯汀和P. 维道－那格特：《古代希腊经济社会史》(M. M. Austin & P. Vidal-Naquet,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 An Introduction)，加利福尼亚州大学1977年版，第1章。 ④奥古斯特·伯克：《雅典的公共财政》(Philipp August B  ckh, Die Staatshaushaltung der Athener)，柏林1817年版。⑤卡尔·布歇尔：《国民经济的兴起》(Karl Bücher, Die Entstehung der Volkswirtschaft)，图宾根1893年版。 ⑥爱德华·迈耶：《古代世界的经济发展》(Eduard Meyer, "Die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des Altertums")，《国民经济与统计年鉴》(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  konomie und Statistik)第64卷，1895年第9期，第696—750页。⑦尤里乌斯·贝洛赫：《古代世界的大工业》(Karl Julius Beloch, "Die  im Altertum")，《社会科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Sozialwissenschaft)第2卷，1899年，第18—26页。杨·佩西尔卡：《古代希腊经济的两个模式：19世纪和20世纪初古代史解释的“现代化”》(Jan Pecírka, "Zwei Modelle der altgriechischell Wirtschaft: Der 'Modernismus' bei der interpretation der antiken Geschichte im 19. und beginnenden 20. Jh.")，《经济史年鉴》(Jahrbücher für Wirtschaftsgeschichte)1988年，第61—70页。爱德华·威尔：《3/4个世纪的古希腊经济研究》({K5Y106.JPG}douard Will, "Trois quart de siècle de recherches sur l'économie grecque antique")，《年鉴杂志》(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第9卷，1954年，第7—22页。⑧M. M. 奥斯汀和P. 维道－那格特：《古代希腊经济社会史》，第5页。 ⑨卡尔·布歇尔：《论希腊经济史》(Karl Bücher, "Zur Griechischen Wirtschaftsgesehichte")，布歇尔：《A. 夏弗尔纪念文集》(Bücher, Festgabe für A. Sch  ffle)，图宾跟1901年版，第193—254页。布歇尔和迈耶这场论战的主要文献收录在M. I. 芬利主编：《布歇尔——迈耶之争》(M. I. Finley, ed., The Bücher-Meyer Controversy)，纽约1979年版。⑩M. I. 芬利：《从古朗热到马克斯·韦伯及其后的古代城市研究》(M. I. Finley, "The Ancient City: From Fustel de Coulanges to Max Weber and beyond")，《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第19卷，1977年，第305—327页；M. I. 芬利：《古代希腊的经济与社会》(M. I. Finley, 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伦敦1981年版，第3—23页。 (11)M. M. 奥斯汀和P. 维道－那格特：《古代希腊经济社会史》，第5页。实际上，迈耶对希腊经济史的“现代”解释并非纯粹出于对史料的理解，也同他对当时德国社会与经济现实的关注密不可分。在对希腊史其他方面的论述中，他同样表露出了对德国社会的关怀。例如，他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的分析就像是在描述19世纪下半期德国和欧洲的国际关系。在他的笔下，雅典的政治家伯里克利和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是完全可以进行比较的，是十分相似的人物。爱德华·迈耶：《古代史研究》(Eduard Meyer, Forschungen zur Alten Geschichte)第2卷，哈勒1899年版，第296—333页；M. I. 芬利：《古代史：史料和模式》(M. I. Finley, Ancient History: Evidence and Models)，伦敦1985年版，第86页。 (12)马克斯·韦伯：《罗马农业史及其在公法和私法方面的意义》(Max Weber, Die romische Agrargeschichte in ihrer Bedeutung fur das Staats-und Privatrecht)，斯图加特1891年版。 (13)马克斯·韦伯：《古代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Max Weber, "Die sozialen Gründe des Untergangs der antiken Kultur")，《真理》(Die Wahrheit)第3卷第63册，斯图加特1896年版，第57—77页，M. 韦伯：《社会经济史文集》(M. Weber, Gesammelte Aufs  tze zur Sozial-Wirtschaftsgeschichite)，图宾根1924年版，第289—311页，中译本收入马克斯·韦伯著，甘阳编选：《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约翰·拉夫：《马克斯·韦伯与古代资本主义理论》(John Love, "Max Weber and the Theory of Ancient Capitalism")，《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第25卷，1986年，第152—172页，约翰·拉夫：《古代世界与资本主义：马克斯·韦伯与罗马文明的社会学基础》(John Love, Antiquity and Capitalism: Max Weber and the Soc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Roman Civilization)，伦敦2002年版，第25—26页。(14)马克斯·韦伯：《古代社会的农业状况》(Max Weber, Agrarverh  ltnisse im Altertum)，《国家学说小词典》(Handw 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第1卷，耶拿1909年版，第52—188页，收入韦伯：《社会经济史文集》，第1—288页。其英文版题为马克斯·韦伯：《古代文明的农业社会学》(Max weber, The Agrarian Sociolog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伦敦1976年版。芬利注意到，这一标题在很大程度上曲解了韦伯著作的宗旨，具有误导性。(15)马克斯·韦伯：《城市》(Max weber, "Die Stadt")一文长达152页，最初发表于《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论集》(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第XLVII卷，1921年，第621—772页，后收入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章第7节。M. I. 芬利：《从古朗热到马克斯·韦伯及其后的古代城市研究》。该文仍是对韦伯观点的最精到概括。 (16)在《经济与社会》中，韦伯关于城市这一节的另一个标题是“城市的类型”。 (17)约翰·哈斯布鲁克：《古代希腊的国家与贸易》(Johannes Hasebroek, Staat und Handel im alten Griechenland)，图宾根1928年版；约翰·哈斯布鲁克：《至希波战争止的希腊经济与社会史》(Johannes Hasebroek, Griechische Wirtschafts-und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bis zur den Perserkriegen)，图宾根1931年版。 (18)M. M. 奥斯汀和P. 维道－那格特：《古代希腊经济社会史》，第6—7页。 (19)A. 霍斯：《马克斯·韦伯对希腊罗马古代社会历史的重要性》(A. Heuss, "Max Webers Bedeutung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griechisch-r  mischen Altertums")，《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第201卷，1965年，第529—56页。引文转引自M. I. 芬利：《马克斯·韦伯与希腊城邦》(M. I. Finley, "Max Weber and the Greek City-State")，M. I. 芬利：《古代历史：证据与模式》(M. I. Finley, Ancient History: Evidence and Models)，伦敦1985年版，第88页。(20)M.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M. Rostovtzef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第2卷，牛津1926年版；M. 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M. Rostovtzef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第3卷，牛津1941年版。 (21)M. 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2卷，第1119、1303页。 (22)M.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前言”第XI—XV页。 (23)理查德·萨勒尔正确地指出，把罗斯托夫采夫和芬利对立起来，看成是“现代主义”和“原始主义”的最大代表是错误的，理查德·萨勒尔：《构建关于古代经济增长之争论的框架》(Richard Saller, "Framing the Debate over Growth in the Ancient Economy")，瓦尔特·谢德尔和希塔·冯·瑞登主编：《古代经济》(Walter Sheidel and Sitta von Reden, eds., The Ancient Economy)，伦敦2002年版，第251—269页；J. G. 曼宁和扬·莫里斯主编：《古代经济：史料与模式》(J. G. Manning and Ian Morris, eds., The Ancient Economy: Evidence and Models)，斯坦福2005年版，第223—238页。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不存在理解上的根本性不同。这一点在本文后面的论述中将变得明晰。 (24)M. 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第3卷，第335页注1。 (25)A. D. 莫米亚诺：《罗斯托夫采夫》(A. D. Momigliano, "M. I. Rostovtzeff")，A. D. 莫米里阿诺：《现代学术研究》(A. D. Momigliano, ed., Studies on Modern Scholarship)，伯克利1994年版，第40页。 (26)M. I. 芬利：《古代经济》(M. I. Finley, The Ancient Economy)，伯克利1999年版。萨瑟讲席教授(Sather Professor)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古典学系设立的著名讲席教授席位，始于1914年。每年加州大学在全世界范围内邀请一位杰出的古典学家担任该年萨瑟讲席教授，其主要职责是围绕一个主题做一系列公开学术讲座，通常在稍后结集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萨瑟讲席教授是世界上最为著名的古典学讲席之一，今年已聘至第99任。 (27)M. I. 芬利：《古代经济》，第27页。 (28)M. I. 芬利：《古代经济》，第45、60页。 (29)彼得·甘瑟、凯斯·霍普金斯、凯斯·霍普金斯及C. R. 魏特克主编：《古代经济中的贸易》(Peter Garnsey, Keith Hopkins and C. R. Whittaker, eds., Trade in the Ancient Economy)，剑桥1983年版，导言第XI页。 (30)M. I. 芬利：《古代希腊的经济与社会》(M. I. Finley, 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纽约1982年版，第X页。 (31)M. I. 芬利：《奥德修斯的世界》(M. I. Finley, The World of Odysseus)，纽约2002年版。 (32)芬利本人认可了这一点。《奥德修斯的世界》，附录一：《奥德修斯的世界再探》，第151页。 (33)卡尔·波兰尼：《大转型》(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波士顿2001年版，第60页。 (34)卡尔·波兰尼：《大转型》，第48页。 (35)卡尔·波兰尼、孔拉德M. 阿伦斯伯格和哈里·佩尔森主编：《早期帝国中的贸易与市场：历史与理论中的经济体》(Karl Polanyi, Conrad M. Arensberg and Harry W. Pearson, eds., 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 Economies in History and Theory)，格伦科1957年版，第245页。 (36)早在芬利的《古代经济》出版之前，洪弗雷斯即已注意到波兰尼对芬利的影响。S. C. 洪弗雷斯：《历史、经济学与人类学：卡尔·波兰尼的著述》(S. C. Humphreys, "History, Economics, and Anthropology: The Work of Karl Polanyi")，《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第8卷，1969年，第165—212页。 (37)除援引韦伯关于原始经济的论述外，波兰尼并没有提及韦伯的其他思想。但似乎有理由认为，波兰尼是熟悉韦伯的学说并受到其影响的。扬·莫里斯：《前言》，M. I. 芬利：《古代经济》，第XIII—XVI页。 (38)即1977年发表的《从古朗热到马克斯·韦伯及其后的古代城市研究》一文和1985年发表的《马克斯·韦伯与希腊城邦》一文。 (39)M. I. 芬利：《古代经济》，第51页。 (40)M. I. 芬利：《古代经济》，1985年版，第182页。 (41)扬·莫里斯：《前言》M. I. 芬利：《古代经济》，第XXXIII页注10。 (42)M. I. 芬利：《古代世界的政治》(M. I. Finley, 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剑桥1983年版，第9—10页。中文版见商务印书馆汉译学术名著丛书，M. I. 芬利著，晏绍祥、黄洋译：《古代世界的政治》，2013年版。 (43)彼得·甘瑟、凯斯·霍普金斯、凯斯·霍普金斯及C. R. 魏特克主编：《古代经济中的贸易》，导言第XI页。 (44)理查德·萨勒尔：《构建关于古代经济增长之争论的框架》，第251—257页；莫里斯为芬利：《古代经济》新订版所作的“前言”，第XXVI页。将芬利归入“原始主义者”阵营的学者常常把芬利和在他之前担任剑桥大学古代史讲席教授的琼斯(A. H. M. Jones)相提并论，认为他们解释古代经济的模式是“琼斯－芬利模式”。笔者则认为，这恰恰是误读芬利的结果。琼斯强调农业的重要性而否认贸易在古代经济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但他并未提出芬利那样的系统解释古代经济的模式。 (45)爱德华·科恩：《雅典经济与社会：银行业的视角》(Edward E. Cohen, Athenian, Economy and Society: A Banking Perspective)，普林斯顿1992年版，第4页。 (46)扬·莫里斯：《〈古代经济〉出版20年之后的雅典经济》(Ian Morris, "The Athenian Economy Twenty Years after The Ancient Economy")，《古典语文学》(Classical Philology)第89卷，1994年，第351—366页。 (47)多米尼克·拉什邦：《经济理性主义和公元3世纪埃及的农村社会》(Dominic Rathbone, Economic Rationalism and Rural Society in Third-Century AD Egypt)，剑桥1991年版。 (48)凯斯·霍普金斯：《罗马、税收、租金与贸易》(Keith Hopkins, "Rome, Taxes, Rents and Trade")，《古代：古代史杂志》(Kodai: Journal of Ancient History)第6/7卷，1995/1996年，第41—75页，收入瓦尔特·谢德尔和希塔·冯·瑞登主编：《古代经济》，第195页。霍普金斯本人在此文及之前的系列论文里阐述了公元1—2世纪罗马经济“有限增长”的模式，但只能看作是对芬利模式的修正，而非替代。 (49)S. 伊萨格尔和J. E. 斯基德伽德：《古代希腊农业导论》(S. Isager and J. E. Skydsgaard, Ancient Greek Agriculture: An Introduction)，伦敦1992年版，第121页。 作者简介：黄洋，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