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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逸周书·尝麦解》之“涿鹿”为后人所“孱入” 前面讲到，上谷郡涿鹿县与黄帝、炎帝和蚩尤风马牛不相及，为什么《逸周书·尝麦解》会有“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的说法呢？这是一个历史迷案，需要我们对先秦文献进行辨析。前面我们已经就《史记·五帝本纪》中的“涿鹿”问题进行了澄清。其实，“先秦是我国传世古籍中经籍文献和诸子文献的成书时期，当时这两类文献皆有作伪与辩伪的问题”（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第162——163页）。 袁宏点校本《逸周书·序》中说：“愚尝玩其文义，与《尚书》周时诰誓诸篇绝异，而其宏深奥衍，包孕精微，断非秦汉人所能仿佛。”这就是说《逸周书》是周人的史记，是不用怀疑的。但是由于“唯其阙佚既多，又颇有后人孱入者”。现代学者佟大群在《清代文献辨伪学研究·绪论》中说：“刘重来的《关于<逸周书>的一桩悬案》（《西南师范学院报》1983年第1期），黄怀信的《<逸周书>时代考略》（《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赵光贤的《<逸周书·作洛>篇辩伪》（《文献》1994年第2期）等，探讨了《逸周书》的真伪问题。周玉秀的博士学位论文《<逸周书>的语言特点及其文献学价值》（200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从语法、句法、音韵等角度，认定其为‘西周时代文献’的同时，也发现该书有战国乃至汉代人的增窜改写。”不弄清楚这个问题，就无法解释周代“始于文、武，终于穆王、厉王”的史官们怎么可能写出汉代的地名来。成书于公元前841年以前，怎么会记载出几百年以后才有的地名？让古人按着后人的口径说话，岂非咄咄怪事！汉代人的“增窜改写”是先秦文献《逸周书·尝麦解》中出现“涿鹿之战”原因之一。 《逸周书·尝麦解》云：“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逸周书·史记解》云：“昔阪泉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并兼无亲，文无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獨鹿，诸侯叛之阪泉以亡。”我们对上述两段引文作一下分析，《路史·炎帝纪附蚩尤传》云：“阪泉氏蚩尤”。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一》云：“蚩尤曰阪泉氏”。清全祖望《经史问答·八》亦云蚩尤乃阪泉倡乱之人。所以《逸周书·尝麦解》所云“阪泉氏”即蚩尤。在同一书中同是蚩尤一人，一说在“涿鹿”，一说在“獨鹿”，显然“涿鹿”不是“獨鹿”。《荀子·成相》云：“刭而獨鹿弃之江。”杨注：“獨鹿与属镂同。吴王夫差赐子胥之剑名”。“獨鹿”似应为剑的出产地名，那么，吴王夫差绝不会到涿鹿来的。因而《逸周书·史记解》中“獨鹿”作地名，也不会指“涿鹿”。《逸周书》作为周代的史书，在涿鹿县设置的前几百年前是不会说出“涿鹿”地名的。因此说高亨著《古字通假会典·侯部第十》所说“獨与涿”可互通假是错误的，《周礼·秋官·序官》：“壶涿氏”。郑注：“故书涿为獨。”说明郑玄看到的原书是“獨”字。《逸周书》在《汉书·艺文志》中有著录，尽管司马迁没明说他参考了《逸周书》，但照理说他是应该看到此书的，应该对这一矛盾的说法作一番推敲，可他又把“獨鹿”当成“涿鹿”了。这就为他人“增窜改写”《逸周书》提供了依据和借口。实际上，“蜀”、“獨”、“涿”这几个字是不能互通假的，“蜀”字很古老，先周甲骨文、周中至战国金文、战国简文都有该字；“涿”字出现也很早，甲骨文、周中金文和秦印文都出现过；“獨”字在战国简文中有发现。三字彼此音义上都没有相互关联。 一千多年前东汉王充就对于“增窜改写”问题及其严重性深恶痛绝，他在《论衡·对作》说：“虚妄显于真，实诚乱于伪，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杂厕，瓦玉集糅。以情言之，岂吾心所能忍哉……不得已，故为《论衡》”。每当看到王充的这些案剑瞠目的议论，联想到“涿鹿”之伪，深有共鸣之感慨！难道我们不应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写出今天的《论衡》来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