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3年8月25日，河南省新郑县（今新郑市）县城南街农民李锐在其菜园中雇工凿井时，偶然挖到一座古墓。经军政当局组织挖掘，并追缴被藏匿及售出的文物，共出土器物700余件。其中，青铜器达百余件，是中国开始科学考古以前发现最早、保存最为完整的春秋铜器群。该墓出土大牢九鼎和大牢七鼎各一套，并有八簋、编钟等，学界普遍认为墓主为某代郑国国君。仅两件器物铸有铭文：最大的一鼎有铭文约44字，然因锈蚀太甚、字多漫漶而难以释读；一件长方形铜炉内壁有7字铭文“王子婴次之□卢”，成为研究者推断器主、墓葬年代和墓主身份的基本依据。 1924年，王国维《王子婴次卢跋》率先予以考证，“余谓‘婴次’即‘婴齐’，乃楚令尹子重之遗器也……则‘婴次’即‘婴齐’无疑……故《春秋》书‘公子婴齐’，自楚人言之，则为‘王子婴齐’矣。”王子婴齐（字子重）系楚穆王之子、楚庄王之弟、楚共王之叔，楚共王元年至二十一年（前590—前570）任楚国令尹，前570年病卒。至于楚器何以出于郑国墓地，“盖鄢陵之役，楚师宵遁，故遗是器于郑地”，该墓当葬于公元前 575年鄢陵战役后，“乃（郑）成公以下之坟墓矣”。 1925年和1929年，关葆谦（字百益）先后编著《郑冢古器图考》《新郑古器图录》，将铭文释读为“王子颓次之庶盘”，认为器主“王子颓次”即周庄王（前696—前682年在位）少子王姚之子，墓主则为郑厉公（卒于公元前673年）。1931年，郭沫若《新郑古器之一二考察》则认为：“‘婴次’自是‘婴齐’……惟王子‘婴齐’之为何人，则大有问题。”他将铭文第六字释为“燎”，该炉乃是取暖用的“寻常燎炭之炉”，而非王国维所说的“饭器”，鄢陵战役“时当盛暑，令尹不得携带燎炉以从征也。故此‘王子婴次’必非楚令尹子重婴齐……舍郑子婴齐莫属矣”，该墓当成于公元前680年此人被杀后“三五年间”。1932年，徐中舒《古代狩猎图象考》根据王国维的看法，将新郑铜器定在“公元前五、六世纪间”。1948年12月31日，杨树达《王子婴次卢跋》赞同王国维将该炉定为楚国令尹子重之器，但不同意楚军“鄢陵战败所遗”之说，“其说殊失之泥……如器出一地，必求一事以实之，斯不免于凿矣”。 1937年6月，胡汝麟为孙海波著《新郑彝器》所作“序”认为：“新郑诸器，乃战国时代之物。”孙次舟《新郑铜器群年代考辨》（尹达等主编《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上册，巴蜀书社1990年）认为王国维和郭沫若的看法“均无确凿证据”，关葆谦将器主定为“王子颓次”并断为周器，则属误读。孙次舟认为“新郑铜器，实为战国韩国之物，约作于韩襄王时代”，当为公元前311—前300年“十余年间作物”，主张器主为韩宣王之孙、韩襄王长子，即《史记·韩世家》所云“太子婴”，卒于公元前301年。丁山《古代神话与民族》（商务印书馆2005年）认为该炉器主为春秋中期楚国令尹王子婴齐，但出土的牢鼎铭文“实带有战国时代文字作风……就牢鼎之形制言……此尤可证新郑牢鼎为战国时器……当以晚造之牢鼎定为战国时代之墓葬”，新郑“战国时属楚……则新郑铜器群又可确定皆楚器”。不过，早在1965年，郭宝钧完稿的《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1981年）就表示“新郑器决非郑婴次时代制，也不能下降为战国时物”，应从王国维所说，定为春秋中期。 陈梦家《寿县蔡侯墓铜器》（《考古学报》1956年2期）将该炉归入新郑晚期（春秋晚期），“下限应在春秋之末”。高明《建国以来商周青铜器的发现及研究》（《文物》1959年10期）及其《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考古与文物》1981年2—4期）、俞伟超与高明合著《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下）》（《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1期）以及高崇文《东周楚式鼎形态分析》（《江汉考古》1983年1期），均认同王国维的看法，将该墓定为春秋中期或中期偏晚。马世之《也谈王子婴次炉》（《江汉考古》1984年1期）也表示陈梦家的看法“显然不够妥帖”，“惟以春秋中期为宜”；郑国从未称王，“王子婴次”不可能是郑子婴。马世之赞同王国维的看法，并认为王子婴次炉与故宫博物院所藏王子婴次钟“当为同一人所作”。 孔令远《王子婴次炉的复原及其国别问题》（《考古与文物》2002年4期）、《徐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则表示，王国维的楚器说和郭沫若的郑器说“均拘泥于对‘王子婴齐’的考证，而未能从器物学上去寻找证据”；该炉为春秋晚期徐国器物，铸造时间约当义楚为王时期，即公元前6世纪中叶，“可能是由于盟会、征伐、贿赂、馈赠等原因而流落至郑国”。 经过90多年来不断探索，王国维的郑器说已占据主导地位。目前，学界普遍将该墓定为春秋中期、春秋中期偏晚、春秋中晚期之际。至于墓主身份，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春秋郑器与兵方壶论释》（《松辽学刊》2001年5期）认为“最可能是卒于公元前571年的郑成公或卒于前566年的郑僖公之墓”。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著《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明确认为“当是郑成公墓”，确切年代“当为公元前571年”。杨式昭《郑公大墓青铜器的时代意义》（河南博物院、台北历史博物馆编《新郑郑公大墓青铜器》，大象出版社2001年）、《春秋楚系青铜器转型风格之研究》（台北历史博物馆2005年）也认为墓主为郑成公。杨文胜《新郑李家楼大墓出土青铜器研究》（《华夏考古》2001年3期）则认为墓主为郑灵公的可能性最大。郑灵公即位当年（前605年）夏，即因食鼋风波而被公子宋、公子家合谋弑杀。六年后，“郑子家卒。郑人讨幽公之乱，斫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谥之曰‘灵’”。改葬的灵公之墓不会再入郑国的公墓区，这可以解释为何只有一位郑国国君葬于新郑李家楼。 夏志峰《新郑器群三考》（《新郑郑公大墓青铜器》）表示墓主不可能是郑成公或郑僖公，“墓主当为郑简公，其年代下限当为公元前530年”。蔡全法《新郑李家楼青铜器钩沉》（《海峡两岸郑公大墓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历史博物馆2001年）认为该墓墓室较小，没有车马陪葬坑，墓主应为公元前566年被其相子驷毒死的郑僖公。胡进驻《略论殷墟晚商王陵穴位的昭穆排列规则》（《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5期）认为该墓位于墓区边缘，墓主可能为凶死；郑成公乃是因病正常死亡，其子郑僖公则是被药杀，“墓主最有可能是郑僖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