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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9年燕家院子发现三星堆玉石器坑算起，三星堆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已走过80多年的历程，学界一直在努力拼缀文明的碎片，还原历史画卷。 在四川大学博物馆的“考古学陈列馆”，我们可以寻觅到学者们最早起步时的身影和成果。比如，陈列馆有对三星堆的简要介绍，特别珍贵的是还展出了20世纪30年代三星堆最早出土的一批玉石器等文物，主要为礼器类的璋、琮、璧和工具类的斧、凿等。 1931年，生活在广汉的英国牧师董宜笃四处奔走，使1929年出土的玉石器大部分归华西大学博物馆收藏。董宜笃还邀请华西大学教授戴谦和前往调查，戴谦和根据调查撰写了《四川古代石器》，发表于华西大学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主办的英文杂志《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第4卷（1934年）。1934年3月，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及其助手林名均等在真武宫燕家院子清理发掘，发掘面积55.65平方米，这是三星堆科学考古发掘之始。葛维汉撰写的《汉州发掘简报》，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第6卷（1936年）上发表。这些就是最早发表的关于三星堆的介绍文章和发掘简报。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考古界对三星堆进行了系列发掘，冯汉骥先生曾于1963年主持发掘工作。不过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进行大面积发掘，发现了龙山文化至西周早期的文化堆积和城墙。1986年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祭祀坑的发掘简报先后发表，1999年，《三星堆祭祀坑》由文物出版社发行，为学界的深入探讨提供了第一手重要史料。此后三星堆的考古工作一直持续进行，田野考古，文物修复、研究，环境考古，科技考古等持续推进，学界从不同角度对三星堆展开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2012—2013年度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发现了“宫殿区”和北城墙等重要遗迹，被视为1986年发现祭祀坑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2013年1月，三星堆遗址被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四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广汉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紧密合作，推进相关科研任务。 从学术史回顾来说，三星堆的发掘还具有学科成长点的重要意义。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赵殿增、陈德安回忆，苏秉琦先生对于三星堆的发掘和研究给予了许多学术指导。苏秉琦1984年在成都参加第一次全国考古发掘工作汇报会期间提出，把三星堆考古“作为一个考古文化课题”，作为学科发展的“生长点”。三星堆的发现是成都平原先秦文化研究的里程碑，也是一个研究的标尺，改变了学界的认识。学界从三星堆出发，寻其“来龙去脉”，上溯下推，初步建立起成都平原先秦文化的完整序列：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东周巴蜀文化。不过学者对于序列的具体内容和成都平原是否为单一序列还存在不同看法。 近30年来，围绕四川的重大考古发现已经举办了多次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会，推动了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较早期的1987年“三星堆十二桥遗址考古发掘座谈会”影响很大。此后举办了一系列国际学术研讨会，如1992年“纪念三星堆考古发现六十周年暨巴蜀文化与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2000年“殷商文明暨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14年“夏商周方国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拓展了研究视野。 学界将三星堆遗址作为解决四川盆地先秦文化和历史的关键，几十年的学术回顾可以证明，三星堆文化的发掘和研究没有辜负这种期待，它不但改变了学界对四川先秦历史文化的认识，还拓展了学界对于长江流域文明起源乃至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