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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日夫科夫的改革思想 在人们的印象中，保加利亚是东欧最紧跟苏联的国家，曾被讥讽为“苏联的第16个加盟共和国”。日夫科夫也被视为东欧最保守的领导人之一。其实，保加利亚也跟其他东欧国家一样，为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努力探索。从保加利亚近年解密的档案看，日夫科夫同样是东欧一位具有改革思想的领导人，他同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存在不少矛盾。 从1963年起，保加利亚便开始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尝试。当年5月，保共中央全会做出了《关于改组国民经济计划与领导体制的决议》，决定进一步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国民经济的组织、形式和方法。 1964年保加利亚在全国50家企业中进行新体制试点，经过两年实践后，于1966年4月最终形成了《国民经济领导新体制总则》，开始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实施。概括起来，国民经济领导新体制的基本原则是：实行计划工作新体制、加强经济核算和提高财政信贷体制的作用、劳动报酬与经济活动的最终成果挂钩、建立生产联系与合同关系新组织、加强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对经济更加积极的影响以及对国民经济实行部门领导——建立国营经济联合公司，等等。[23] 1968年7月，保共中央全会提出要严格划分党、政、企的职能，给企业更大的自主权，党政干部选拔要逐步实行招聘制和选举制，要积极利用市场机制的杠杆作用。 1981年10月，日夫科夫正式提出，国家所有制和合作社所有制正在接近和融合，并提出了国家是社会主义财产的所有者，而在经济组织中使用和经营这些财产的生产集体和劳动者则是社会主义财产的经营者。为了贯彻落实社会主义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理论，必须建立一种新的经济管理机制。所以，这年年底，保加利亚将19项单项经济法加以综合，制定为统一的经济管理法规，称为《经济机制章程》[24]。 在整个七八十年代，保加利亚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涉及党政关系、调整和精简机构、下放权力、改革选举制度和干部制度、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法制等方面。尽管政治体制改革已提上改革日程，但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实施方案还不够大胆明确，存在禁区，致使改革经常遭遇阻遏和挫折。 1987年5—6月，日夫科夫访问了中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两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经济发展的奇迹和人民饱满的精神面貌对他触动很大。他决心提出自己对社会主义的“新理论”，加速制定改革战略，走上“彻底改革”的道路。日夫科夫在同年7月保共中央全会的开幕词中大胆提出了下述问题：为什么我们宣称社会主义是进步的社会制度，而这个制度实际上却处于落后的地位；为什么我们在科技进步方面遭到失败；为什么尽管我们做出了承诺，却没有能保证人民达到高水平的生活；为什么我们没有创造出新的更高类型的民主；为什么出现了腐败现象；为什么出现理想与现实的脱节；为什么个人崇拜又卷土重来，其中包括对我的个人崇拜，等等。[25] 接着，保共中央通过了 《保加利亚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总则》，简称“七月构想”。这个文件对保社会主义模式的改革提出了全面的看法，倡导实施社会主义体制的新模式。“新的模式应该引导使社会变为自治的社会机体，引导取消党的垄断，引导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平等，引导多元化等等。”“七月构想”试图寻找保加利亚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强调还政于民和“社会主义自治”原则，开始了较为严肃的政治经济改革。“七月构想”还强调，党中央各部门也要进行改组，精简或撤消保共中央的一些部门，甚至还提出了党政最高领导人的职务不得由同一人兼任的问题，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的任期不得超过两届（10年）的倡议。 “七月构想”中还专门辟有一章来论证，为什么执政的共产党不应该成为国家政权的“一个层次”。改革的目的不是要低估党的作用，而是要使党从国家政权结构中脱离出来，完善政治体制。因为只有这样，最高立法机关、行政和司法权力机关才能充分发挥作用；也只有这样，社会政治生活民主化和经济成分的多元化措施才能得到落实。 1987年8月，保国民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开始大规模改组国家机关。国家的部委从23个缩减到11个，把计划委员会和所有主管工业的部合并成一个经济计划部，甚至撤消了在世界各国都不可或缺的财政部。同时，采纳了新的区域划分办法，将全国28个州的建制改为9个大区，以加强地方自治。 日夫科夫本想进行这些变革推动社会自治，增强国家的经济活力和提高政治体制的效率，避免总体危机的爆发，但结果恰恰造成国家和经济管理的混乱，降低了行政工作的效率。不少机构经常改名易牌，干部经常变换工作地点，致使工作人员无所适从。有两三万名干部在机构变动中失去了工作，需要重新安置或培训，引起他们对这种形式主义改革的不满。总之，这些措施未能改善国家经济状况，反倒增加了社会的紧张和不安。 1987年“七月构想”之后，同年保共中央十一月全会上通过了经济活动条例。1988年举行了全国党代表会议，1988年保共中央十二月全会讨论通过了公司组织法；1989年1月保加利亚部长会议公布了经济活动第56号法令，允许在任何所有制（国营、合作社、私人、混合经济等）基础上成立公司，开展以发展私有经济为目的的活动。所以，多数人认为，保加利亚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随着“七月构想”的制定而进入高峰期。严格地讲，到1989年，日夫科夫本人已经意识到，保加利亚经济已经出现了“危机”。所以，在1989年10月的保共中央全会上，执政当局不得不正视现实，放弃过去对经济形势的过高估计，称保加利亚正在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但为时已晚。此时，保加利亚政治反对派正在形成，开始向执政党和社会主义发难，风云变幻在即。保加利亚政治多元化、经济自由化和社会西化接踵而至。 考察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贡献，我们看到：任何一个政党，或者一个领袖人物，要对于马克思主义做出贡献：（一）他们首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相信和忠于马克思主义学说；（二）他们要在党的生活和工作中善于掌握和应用马克思主义；（三）他们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保加利亚共产党人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保加利亚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经历了漫长复杂的道路。保加利亚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是值得研究和总结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