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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史的研究中存在一种有趣的现象：一方面，有关历代都城及若干经济文化名城（如苏州、扬州、近代以来的上海等）的研究积累丰厚；另一方面，明清时代新兴的许多著名市镇（如“天下四大镇”，“江西四大镇”，江南的盛泽、南浔等“专业市镇”等）半个世纪以来也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然而，构成历史城市群体多数的一般治所城市（中低级行政机构的驻地），在研究史上可谓乏善可陈，甚至可以说是被遗忘了。 缘由 对这一研究“冷热度”的差异，前人评述已多。有学者就江南城市史的研究提出解释称：“苏州、杭州、上海这样的城市更有特色，资料更加丰富，研究起来相对比较容易。而与中心城市相比，次中心城市也许不那么具有特殊性和代表性，研究起来既缺乏资料，需要从头做起，也可能缺乏研究价值，花了功夫也不一定有什么成果或者成果有限。”这短短的几句话实际上揭示了问题的核心：在传统观念里，苏州等“中心城市”是“特殊”的、“有代表性”、“有特色”的，因此具有研究价值。那么相反，这些中心城市以外的其他城市，大概就只是“普通”的、“无代表性”和“无特色”的，因此而“缺乏研究价值”了。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特殊”与“普通”，“有代表性”和“无代表性”两对形容词就词义而言有着微妙的差别，前者暗示着“特殊”者不同于“普通”者，值得大力宣扬；后者则只是强调“有代表性”者在某些方面可以“代表全部”，举一可以反三，不必对“无代表性”者多费口舌。那么，问题就在于，我们根据什么来判定哪些城市是“特殊”的，而其余城市则是“普通”的？又根据什么来选择“有代表性”的城市，而把其他“无代表性”者覆盖掉呢？如果这些选择并非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这要求对所有（至少多数）城市作出分析和比较，那么必然是基于某些预设结论或典范观点，它使得我们不加分析地否定了多数城市的“研究价值”。 而且，对于中国古代城市史而言，无论是在文化史还是在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路径下，研究成果背后具有共同的信念基础，即中国古代的城市是、而且只是、至少首要地是政治性的，因此无论是空间形态还是社会职能，国家权力的影响始终是第一位的、决定性的。这种信念在城市史研究中具有广泛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为数众多的“普通”城市在研究中被忽略的情况。 相对于都城、名城和名镇，“普通”城市的历史资料相对缺乏，但归根到底，对这些城市的研究并不是在客观上缺乏可能性，倒更可能是人们在主观上认为：对于中国城市的历史特点，我们已经掌握了，有结论了，所需要做的只是阐述其中的“典型代表”，或者关注那些突破传统模式的新变化而已。然而，在缺乏实证研究基础的前提下，对于中国城市群体中任一个体的“代表性”或“特殊性”的论述，都只能认作臆断，有关中国城市群体特征的典范观念，必须通过群体性研究而非个案举证的方法，才能予以证实或证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