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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莉萍
【英文标题】The Influence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on American Women's Marriage and Family
【作者简介】周莉萍，宁波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宁波 315211）
【内容提要】 大萧条时期经济长期处于困境，对美国妇女的婚姻与家庭产生了深刻影响，此时性观念趋于保守，结婚率、离婚率与生育率都呈现下降趋势；家庭经济状况普遍恶化，家庭主妇承担起更多的经济责任，在家庭中的经济作用和精神力量相对增大，在家庭中的角色扩大，地位相应提高，但此时男女两性的性别定位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关 键 词】大萧条/美国妇女/婚姻/家庭
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美国历史上最深重、历时最长的经济大萧条就此开始。大萧条时期经济长期处于困境，社会动荡不安，改变了美国人的个人和社会生活：“它使婚姻和母亲身份失去信心的同时使家庭生活中的权力平衡向有利于妇女的方向转变，它通过在就业中易于歧视他们而抑制和孤立了黑人、犹太人与妇女，它把公立学校从晋升之阶转变为失业者的庇护所，它使知识分子“左倾”，延缓了技术的应用，使大多数国民居住条件恶劣，它影响了妇女的衣着时尚、娱乐、建筑、性行为以及孩子的抚养。”① 在大萧条的凄风苦雨中，美国妇女的婚姻和家庭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一、大萧条时期经济与社会特点
大萧条之前的20世纪20年代，不仅带来了物质的繁荣，也带来了观念上的解放，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盛行一时，整个社会盲目乐观，财富受到顶礼膜拜，投机成为全民性行为，农业的萧条、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贫富差距的扩大等潜在的危险都被视而不见。正当全民做着繁华美国梦的时候，1929年10月24日，纽约证券交易所出现股票抛售狂潮，当天损失约30亿美元。此后股票继续狂跌，到11月中旬，《纽约时报》的平均指数降到了224点，纽约证券交易所牌上的各种股票的票面值减少了260亿美元，跌幅超过40％。到1932年7月，《纽约时报》的平均股票指数降到了最低点58点②。1932年纽约证券行情牌上的股票价格只有1929年的11％，投资者的损失达740亿美元，全国有5,000多家银行倒闭，8.6万家商号暂停营业③。国民生产总值从1929年的1044亿美元下降到1932年的585亿美元（参见表1）④。随着股票市场的崩溃，美国社会突然从一个似乎会无限延续的物质富裕的时代跌入到冰冷凄惨的萧条中，“没有一个10年像20世纪20年代一样被如此迅速地消灭：它几乎使人们觉得大萧条是对前一个10年过度行为的惩罚”⑤。
表1：1929—1932年国民产值（单位：10亿美元）
国民生产总值 净国民产值
1929104.495.8
1930 91.182.6
1931 76.368.1
1932 58.550.9
股市的崩溃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1930年工业产量下降17％，1931年又下降17％，到1932年底，工业产量下降了近一半⑥。工业生产指数在1929年8月为114，到1933年为54，下降超过了一半，耐用品制造指数下跌了77％，接近4／5。商业建设总值从1929年的87亿美元下降至1933年的14亿美元⑦。1934年国家收入比1931年减少100亿美元，只略高于1929年水平的一半⑧。大萧条使千百万投资者一夜之间一无所有，失业人数激增，1930年有450万人失业，1931年有800万，到1933年近1300万人——即1／4的劳动力失业⑨。工资下降了45％，低于生存标准的人口比例从1929年的40％上升到1932年的75％⑩。1932年9月《财富》杂志估计，美国有3,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没有任何收入，此数接近人口总数的28％(11)。原来生活富裕悠闲的中产阶级有失业危险，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专业技术人员也加入了申请救济的行列。《纽约时报》的记者贝尔·菲利普斯指出，夜间敲门讨饭的，“可能几个月前或一年前在银行里爽快地签发过你的贷款，或者在你所读的报纸上写过社论，或者是某家大地产公司的副经理”(12)。教育也受到了极大冲击，教师被减薪或解雇，一些学校上课时间缩短，有的学校则干脆关门。饥饿也威胁着孩子们的健康，20世纪30年代中期对科罗拉多州的一个调查显示，该州50％的上学孩子营养不良，在一些社区中80％的孩子体重不足(13)。大萧条还造成一批流浪者，历史学家小阿瑟·M.施莱辛格估计1932年全国共有150万到200万的流浪者。流浪者成分复杂，其中以年轻人居多，他们群居在城市郊外，住在用木板或纸箱等材料搭建起来的窝棚中，这种居住地被称为“胡佛村”，遍布全国各地。
农业也是受到大萧条打击最为深重的领域之一，农产品价格随着股票市场的崩溃而骤然跌落，农场收入1930年下降20％，1931年又下降30％(14)。美国农业在一战后由于农产品价格下跌，20世纪20年代一直处于萧条之中，农业收入大幅减少，尤其是1920年到1921年秋，由于国外需求急剧下降和政府取消农产品价格补助，小麦价格暴跌约60％，玉米价格暴跌约67％，生猪价格暴跌约50％，农民收入锐减(15)。而大萧条的到来加剧了农业困境，农民有大量的剩余，但消费者却没有能力购买，“谁也没钱买对方的东西”，一位俄克拉荷马人在国会的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说。“所以在同一时间、同一国家里，既是生产过剩，又是消费不足。”(16) 大萧条时期农业收入进一步锐减，许多农民无力支付抵押贷款，无助地看着房子与农场被关闭与拍卖。畜牧业同样危机深重，西部牧场主的牲畜卖不掉又养不起，只好宰杀后抛进山谷。大萧条时期干旱、沙尘暴等天灾也频繁发生，农民流离失所，生活困苦。
大萧条时期千百万人面临饥饿的威胁，所有的城市都出现了施粥所和领取救济面包的长队，混乱和哀愁笼罩着整个国家。尽管大萧条不断深化，但胡佛从一开始就拒绝认识或承认问题的严重性，他相信经济正常运转，“国家基本的事务……建立于良好和繁荣的基础上”，强调“危机在60天内就会结束”(17)。他坚持应当通过人民的自愿联合并通过地方政府机关来关照儿童、老人、病人、残废者和失业者，联邦政府的责任是引导和指导，坚信对经济自由的任何干涉不可避免地都会破坏精神的自由，“你要是把政府的控制扩充到人民的日常劳动生活方面就不可能不同时使政府成为人民的灵魂的和思想的主宰者”(18)。但此时私人慈善团体与州和地方福利机构的救济不过是杯水车薪，到1932年，只有1／4的失业者得到救济，有幸获得救济的家庭每星期平均获得2.39美元的救济，而且到1932至1933年，这些救济机构的资源已经耗竭(19)。
大萧条也导致了美国人信念的崩溃。美国人一向信奉人人通过努力就可以成功，但“大萧条就像一柄利剑”，罗伯特·林德和海伦·林德在《中小城市的变迁》中写道：“它不偏不倚地向所有美国人的头上劈下，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断送了他们的美好生活，断送了他们的美好梦想。这次经历比美国近代史上的任何一次持久的情感经历都更具有普遍性。它以一种原始的震撼力触及了生与死的磨难。”(20) 大萧条时期许多人没有工作，没有存款，没有保险金，甚至没有住宅，长长的救济队伍，肮脏混乱的窝棚，美国人对自己的前程和国家的未来茫然无措，动摇了对自由企业、有限政府、甚至婚姻和家庭的信念。
二、经济危机打击下的婚姻
在大萧条冲击下，美国妇女的婚姻出现新的变化。此时性观念趋向于保守，大学校园不再是性解放和新道德的先锋与实验场所。1936年《好运》杂志对大学校园的调查发现，节俭取代了嗜酒和性关系，宗教成为校园里辩论的主要问题。女大学生对婚姻的期望值上升，每5个女大学生中就有3个渴望在毕业后立即结婚。“她们大批地进入大学，但是羞于被看作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她们学习专业，但把巨大的精力放在社交活动上，似乎正在把兴趣投入到一种女性全力以赴的事物中——结婚和做母亲。”(21) 经济的萧条，社会的动荡，使爱情成了“抵挡孤独的屏障”(22)。
大萧条时期结婚率下降，到1934年才逐渐上升。经济问题是大萧条时期婚姻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年轻女性慎重考虑婚姻，有的不得不推迟结婚或不结婚。调查显示，在从来未曾结婚的妇女中，1935年年龄在25至30岁妇女的比例比5年前的同类者高30％(23)。芝加哥的一位女教师埃尔莎·庞斯利曾经有一个从事商业艺术的男朋友，但“失业就像一块砖头击中了他，而他绝望了”。她辛酸地问：“你知道我这一代有多少人没有结婚吗？”(24) 作家梅莉戴尔·勒素尔指出男性失业和经济困境使许多年轻女性对婚姻失望：“我不想结婚，不想要孩子，她们都这么说。不要孩子，不结婚，她们自己照顾自己，保持单身。男人现在没用了，他无法养家。如果他生育后代，他也无法养活他们，他手中没钱。所以她们单身，自寻快乐。现在生活的风险太可怕了，失败清楚地摆在生活面前。”(25) 与20世纪20年代鼓励结婚相反，大萧条时期社会不再歧视独身女性，报刊杂志上刊登了一些妇女在没有丈夫的生活中找到了幸福的文章，诸如《独自生活并喜欢这种生活方式》之类的书成为畅销书。大萧条时期离婚也同样费用高昂，而且时世艰难使夫妇必须共渡难关，维持家庭更易于获得政府救济，此时离婚率普遍呈下降趋势。林德父女对米德尔敦的调查发现，离婚率从1928年到1933年下降了43％。全国的趋势也相同，离婚率从1929年每1000人中的1.66下降到1932年的1.28(26)。
大萧条对美国妇女的婚姻生活产生了显著影响。男性失业对家庭是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男性与女性不仅对外的社交在缩减，婚内性活动也在缩减。社会学家米勒·凯莫洛夫斯基对受到大萧条打击的中产阶级家庭样本的研究显示，只有1／59的个案性活动提高。社会学家埃利·金兹伯格观察到，当丈夫证明不能养家糊口时，“妻子常常失去平衡”。伍尔夫太太的个案显示了女性在性关系中的典型态度：“当丈夫工作和供养她时，她认为有性关系是他的权利，于是默认。现在她则尽力避免。她把性关系限制到一周一次，甚至尽力摆脱……她认为没有理由就为了丈夫的快乐而（要利用）避孕。”(27) 女性性心理的这种变化显示了经济萧条所带来的心理失衡，这对婚姻和两性关系无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大萧条所造成的经济困境使控制生育不仅是家庭、也是国家的当务之急，公众对避孕的态度已经从谴责怀疑转变为完全接受。“在大萧条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生育节制”，一位父亲告诉米勒·凯莫洛夫斯基，“如果我们能预见大萧条，就不会对此觉得困难”(28)。生育节制支持者强调限制生育的必要性，特别是那些无力养育孩子的家庭限制生育更有必要。社会舆论也越来越支持节制生育，1936年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63％的人接受生育控制的教育与实践(29)；1937年，美国医学协会正式放弃了反对节制生育的立场；1938年，《妇女之家杂志》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79％的美国妇女同意采取避孕措施(30)。不仅社会舆论越来越支持避孕与节育，越来越多的州政府由于害怕家庭抚养不起孩子或害怕子女多的贫困家庭依赖政府的救济，转而支持避孕节育，联邦政府更是大力支持。生育节制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后逐渐合法化，联邦法院消除了所有对生育节制的限制。到1940年，除了马塞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联邦各州都把散发控制生育宣传材料视为合法行为。随着公众与政府对避孕态度的转变，生育节制运动在20世纪30年代有了较大发展，节制生育诊所数量迅速增长，到1938年达500多所，1941年达746个，其中近1／3诊所得到政府的协助(31)。节制生育诊所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对美国人的避孕节育产生了重要影响，此时避孕已经成为美国社会普遍接受的事实，已婚妇女的避孕已经从中产阶级扩大到工人阶级。
生育节制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但医疗机构开避孕药具不仅有种种限制和不便，且价格昂贵。例如子宫托价格为4至6美元，只有一部分经济富裕的妇女才能负担，而且需要专业医生安放，远远不能满足大多数妇女的节制生育需要，所以她们转向避孕品市场以达到节育目的。大萧条时期避孕产品市场兴旺发达，避孕产品种类繁多，价格低廉，1美元可以买12个栓剂、10片发泡片剂，而且根据不同品牌最多可以买到3套阴道冲洗器(32)。这些产品使用方便且适合大多数妇女的购买力，非常畅销。随着妇女避孕品消费市场的形成，其商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产业利润不断攀升。1938年，避孕产品销售量超过2.5亿美元，《财富》杂志宣布节制生育是10年来最为红火的产业之一(33)。女性是避孕产品最主要的消费群体，避孕产品厂家充分利用美国人在经济萧条时期希望缩小家庭规模的心理，以“妇女卫生用品”名义在《麦考尔》、《妇女之家杂志》等各种妇女杂志上刊登广告，以“保护”、“安全”、“可靠”之类动听的言辞向急需避孕的女性作出承诺，强调不期而至的怀孕所带来的危险与烦恼，强调只有市场才能“解除心中种种对健康的忧虑，给她们以安康、身心愉快和精神安详的感觉。对为妻者的安全来说，这一切至关重要”(34)。百货商店是妇女避孕用品的主要销售场所，商家开辟了单独的“个人卫生用品”销售部，自成一体，妇女可以在这里大大方方挑选购买避孕用品和其他卫生用品。这里的售货员都是训练有素的女性，她们“关怀备至，向顾客提供私下秘密的个人建议”(35)。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些全国连锁店也可以买到妇女卫生用品；避孕套之类的用品则在药店、报摊、理发店、加油站等地唾手可得，主要是男性消费。
在越来越多的人采取避孕措施的同时，堕胎的数量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弗雷德·J. 陶西格博士在《美国产科和妇科医学杂志》上估计每年堕胎的数量在70万例，一年死于堕胎的妇女在1.5万人左右。20世纪30年代初，女性越来越多地因堕胎失败前来诊所就诊。1935年，纽约哈莱姆医院开设单独的病房专门治疗这种病人，1939年，芝加哥库克县医院治疗了1,000多位因堕胎而导致并发症的妇女。历史学家莱斯列·J. 里根调查了堕胎专家约瑟芬·加伯尔博士的行医情况后发现，其诊所1932至1941年间共实施1.8万例堕胎手术，其中80％为已婚妇女(36)。堕胎的风险很高，大萧条时期有许多妇女由于没有钱或没有就医渠道无法及时得到相应的医治，医生发出堕胎合法化呼吁，但堕胎仍然是一个引起社会争议的问题。
大萧条时期生育率也在下降，尤其在大萧条的早期，下降得更快，1933年生育率降到历史最低点，育龄妇女每1,000人的生育率从97.4下降到75.7。1935年《哈帕斯》月刊宣布，“下降是急剧的”(37)。不过，不同阶层、不同种族群体的生育率有所不同。性行为研究的先驱多萝西·顿巴·布卢姆利引用了米尔班克基金会的调查成果发现，没有就业成员的家庭的生育率比家庭中至少有一名就业成员的家庭的生育率高48％，其中1929年就贫困、并在1932年继续贫困的人生育率最高，营养不良、疾病、公共救济在这些家庭中比任何其他家庭更普遍(38)。生育率的高低基本与经济状况成反比，这也是促使美国社会改变对生育节制态度、积极推进避孕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经济困境中的家庭生活
大萧条改变了不同阶层、不同种族、不同地域的美国人的家庭生活。“我看到恐惧控制了霍尔楼的邻居”，1931年简·亚当斯写道：“那些看到小额积蓄消失的男女；看到和预见孩子们将要挨饿的一家之主。冰冷的恐惧的控制改变了家庭生活，不仅改变了诸如莫根镇矿工那样在1933年失业的25％的工人家庭的生活，而且也改变了那些由于收入急剧下降、使他们从相对安全跌入到不确定和恐慌的地狱边缘的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39)
在经济危机冲击下，20世纪20年代消费型的家庭消失，社会开始强调家庭主妇的勤俭持家，生存成了日常生活的关键词。1929年到1933年期间，美国人平均家庭收入下降了40％，经济拮据所造成的食品匮乏和居住空间的逼仄是家庭主妇所面临的主要问题(40)。一位社会工作者描述了费城的一个家庭在大萧条中的生活：“一个妇女沿着码头走，捡起一颗从车上掉下来的菜。有时一天结束时鱼贩给她一条鱼。家庭有一天半的时间里没有食物。另一家已有两天时间没有食物，丈夫出去采集蒲公英，全家以此为食。”另一名社会工作者指出，有一个10口之家刚搬进一个3个房间的公寓，而这个公寓中已经住了一个5口之家，“这几乎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实”(41)。不过统计数据显示，大萧条时期富裕与赤贫的女性只是极少数，一半以上的家庭年收入在500美元到1,500美元之间。1935至1936年，家庭平均收入为1,160美元；年收入2,500美元则可以使家庭跻身于最高的12.6％的行列，保证一个非常舒适的生活方式（参见表2）(42)。制定家庭预算对大多数的美国家庭很有必要，政府建议留出35％的家庭收入购买食品，33％为房租，0.4％纳税(43)。
表2：1929年和1935—1936年家庭收入百分比收入水平(美元)1929年百分比 1935至1936百分比
500以下8.1 14.2
1,000以下21.5 41.7
1,500以下42.4 64.6
2,000以下59.5 79.1
2,500以下71.2 87.4
2,500以上28.8 12.6
大萧条时期家庭动用种种方法来解决经济困境。一份调查资料显示，积蓄是最主要的解决方法，53.5％的家庭至少有一些积蓄可以依赖；其次是负债，50％以上家庭延迟向房东支付，26％从银行、贷款公司或朋友、亲戚处借钱，19％从杂货商赊欠(44)。20世纪30年代生存是第一需要，成功的家庭主妇是那些能够“量入为出”的人。埃莉诺·罗斯福总结了这些妇女的日常生活：“它意味着无尽的小资金，对于那些完全可能击溃家庭预算的意外事件或疾病等诸如此类灾祸的无穷的焦虑。”(45) 大萧条期间，不同阶层、不同种族和不同地域的妇女有不同的应对危机的方法，其中美国中产阶级妇女与农村妇女的生活具有典型性，她们在危机期间不仅支撑家庭渡过危机，而且为整个国家最终摆脱危机起了重要作用。
（一）中产阶级妇女的家庭生活
城市中产阶级家庭主要依赖工资收入，他们在大萧条期间很少挨饿或无家可归，但财富与地位的巨大落差使他们生活在忧虑和期望无法实现的失落状态中，经历了更多的精神痛苦与磨难。出身中产阶级的戴安娜·莫根在多年后回忆起大萧条对她家庭的影响时依然心有余悸。她在大三那年回家过圣诞节时发现家里的电话居然被切断，震惊万分，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依然不能习惯这些事实：“我们不再有厨师，不再有清洁女工。我看到床下有灰尘，而之前从来不曾有这种情况。我知道窗帘不再像过去那样干净。东西开始变得有点破旧……”(46) 家庭的经济困境使生活突然变得粗粝艰辛，平时养尊处优的家庭主妇承认“不习惯的贫困考验着灵魂和身体”(47)。
与20世纪20年代许多家庭主妇用现金购买商品与服务不同的是，大萧条期间中产阶级家庭主妇们千方百计减少家庭开支和孩子的数量。出于节俭需要，很多中产阶级家庭主妇不得不亲自动手做家务，精心计划膳食，不得不明智地消费。为节约金钱，妇女们学习安装电动机，油漆用过的家具。荒废多年的家庭手工被重新捡起，她们缝缝补补，改制衣服，把破床单从中间剪开，再把外侧的缝在一起，把成人的衣服改制成小孩衣服，减少了家庭对商品经济的依赖。家庭主妇也自己动手在园中种植蔬菜并装罐贮存，把剩下的一点点食物留作下顿饭吃。如果他们负担不起一套大的公寓，则搬到较小的公寓。
大萧条时期家庭主妇由于事事亲力亲为，家务劳动压力普遍增大。食品支出是家庭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传统上最耗费妇女时间的家庭杂务之一，主妇们竭尽所能，充分利用价格优势和烹饪技巧，在保证营养的基础上努力削减家庭支出。由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农产品价格下降，一个精明的主妇能用5美元一周支撑一个6口之家：一夸脱牛奶10美分，一条面包7美分，一磅黄油23美分，两磅汉堡包25美分。另外，营养但廉价的膳食烹饪法也是削减食品费用的另外一个途径，妇女之间相互分享食谱，例如有这样一道名为绿色西红柿肉馅的食谱：主料是西红柿与苹果，碾碎后混合黄油、白糖、桂皮、丁香、葡萄干以及酸苹果汁，煮两个小时，既廉价又美味营养(48)。
除了精打细算度日之外，家庭主妇们还充分发挥自身特长，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存。有些家庭主妇开始从事兼职工作，如洗衣、接收搭伙者或制衣，甚至开设小型的家庭商业——如出售烘烤食品或衣服，传统的家庭工厂重新出现。密歇根大学有关伯顿家庭的个案研究在大萧条时期的中产阶级中具有代表性。伯顿曾经是一个成功的批发商，他在大萧条期间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只得从事销售工作，年收入从10,000美元下降到3,000美元。伯顿先生不仅失去了原有的社交纽带，并因工资降低而变得沮丧不安。相反，曾经是传统家庭主妇的伯顿太太为弥补家庭的经济需求，通过提供食宿赚得了家庭的大部分收入。“她保持了健康、抱负和活力，为自己的家庭做所有的家务，照顾着有8个学生的房间，同时洗衣和熨烫……她放弃了原来的活动，完全把自己的生活融入家庭中。”以分析家的话说，她成为“家庭的女英雄”(49)。
与此同时，由于丈夫失业或工资削减，大量中产阶级已婚妇女出于家庭经济需求也走出家门从事有酬工作，成为家庭经济至关重要的支撑者。1932年对652名商业和专业阶级妇女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其中438名（67％）妇女就业的原因是“经济需要”，其他的理由还有教育孩子、支付房租、支付疾病和大学债务以及提高生活水平等；其中320名妇女（49％）是因丈夫的收入不足以支撑家庭日常支出而工作（参见表3）(50)。由于已婚妇女（主要是中产阶级妇女）出于家庭经济需求大量涌入劳动力市场，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比例从1930年的11.7％上升到1940年的15.3％，其在女性劳动力的比例也从1930年的28.9％上升到1940年的35.5％（参见表4）(51)。
表3：652名从事有酬职业家庭主妇的丈夫的收入（1932年）
收入(美元)丈夫数量分配百分比
失业128 19.6
1,000以下416.3
1,000—1,999166 25.5
2,000—2,999138 21.2
3,000—3,999 578.7
4,000—4,999 192.9
5,000—5,99991.4
6,000—6,99920.3
7,000与以上 81.2
未知 84 12.9
总共652100.0
表4：1910—1940年已婚妇女就业比例变化状况
年有酬工作百分比提高的比例女性劳动力百分比提高的比例
191010.7 24.7
1920 9.0-15.923.0-6.7
193011.7+30.028.9 +25.7
194015.3+30.835.5 +22.8
“抵御灾难的第一道防线是亲属关系”，经济困境也使大萧条时期的家族关系网扩张到了极点。20世纪30年代期间对哈特福德和纽黑文两个社区的一份调查显示，在每个社区中，15％的失业家庭除了丈夫、妻子和孩子外包括了各种各样的亲戚。“整个家族联合成一种大家庭，因此一份租金就足够，而不是两份。各种程度的亲戚围绕着一份收入就像苍蝇围绕着蜂蜜——有工作和收入的任何人会发现自己淹没在求助的呼吁或不付费的请求中。”(52) 当然，外来者并不完全是依赖者，有些也是雇佣劳动者，某些年长的亲戚也往往有小财产或收入可以补充家庭收入。此外，还有许多家庭由于被房东逐出，只好两三家挤在一起，忍受着家庭拥挤和丧失隐私这些感情上的折磨。
在维持基本生存的同时，中产阶级妇女还想方设法维持传统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尽管在大萧条期间许多家庭收入仅敷支出，但由于较低的生活费用和消费率的下降，他们往往通过分期付款购买等方式努力维持相对高的生活水平，把在繁荣时代已经习惯的生活标准和价值观维持下来。统计数据显示，1930年1月，美国人有25亿美元的分期付款债务，据《女士家庭杂志》报道，这些债务没有拖欠。约500个公司在那个时候对分期付款购买提供财政支持，只有5家未能从危机中幸存。在每100个账单中，只有1个拖欠。尽管耐用品消费在20世纪30年代初急剧下降，但到1936年有价值约60亿的汽车、收音机和其他物品通过分期付款形式被购买，比1929年增加20％。1938年《女士家庭杂志》所做的一个调查揭示，尽管只有54％回答调查问卷的读者赞成分期付款购买，而实际上70％的人承认已实行分期付款购买，88％使用分期付款的人觉得这种方式为家庭提供了所需物品(53)。
中产阶级家庭的这种生活理念在对汽车的态度上最为显著。中产阶级家庭把汽车视为地位和发展的一个象征：“汽车的拥有代表他们对‘美国梦’的一大分享；他们坚持拥有它就像他们维持自尊一样，1935年看到一个家庭驾车去救济委员处排队等待4至5美元1周的食品施舍也是很正常的事。”尽管1929年和1930年购买新车几乎减半，但1929年到1933年期间汽油销售的费用只下降了4％，汽车的登记数量1933年比1929年水平只下降10％，到1935年时也只比1929年低约2％，而比1928年高4％以上。在米德尔敦，每1,000人口中汽车登记数量从1925年的173辆增加到1929年的192辆，1930年下降到179辆，1935年上升到215辆。1937年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所做的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关于出售的汽车数量与出售的汽油数量相比较的研究也显示了相同的趋势（参见表5）(54)。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产阶级家庭把相当一部分收入用于汽车消费，收入在900至1,200美元的家庭，把收入的5％至6％用于交通，相比在1917至1919年为1％或2％；那些收入在1,200至2,000美元的家庭，把收入的6％到9％用于交通，相比之下在较早时期类似收入水平的家庭为2％或3％。在收入5,000美元或以上的家庭中汽车拥有很普及，但即使较低收入家庭中汽车也相当普遍。被研究的所有社区中收入低至750至1,000美元的1／5白人非救济家庭，在1935至1936年间拥有汽车。1,000至5,000美元收入水平的家庭中，拥有汽车的家庭的比例稳定增长。例如，在1,250至1,500美元收入水平的家庭中，40％到75％拥有汽车(55)。
表5：出售的轿车和汽油，1929—1936年（1929＝100）
年汽车汽油(加仑)
1929 100100
193062101
193142104
193230100
193330100
193439104
193560113
193669112
（二）农村妇女的家庭生活
20世纪30年代有1／5的美国家庭生活在农场中，大萧条和天灾加深了她们的苦难。20世纪30年代美国农村的现代化程度大大落后于城市，电气化程度较低，自来水、电力设施也不普及。1935年农村电气化计划之前，只有1／10的美国农场实现了电气化，到1941年也只有4／10的农场通电(56)。1935年680万个农场中600万个以上没有电，密苏里只有20％的农场有带有排水设备的厨房洗涤槽，肯塔基只有7％的农场有室内浴室(57)。全国90％的农家既没有浴缸，也没有淋浴设备，75％的农家室内没有自来水，50％的农家到井里或小河里打水，到室外洗衣服，给小孩洗澡(58)。农村大多数地区还处于前工业化社会状态中，生活条件比城市中的中产阶级要艰苦得多。
大萧条加剧了农村家庭的困境。许多农村家庭由于不能赎回被抵押的农场而破产，农产品价格低于成本价，农民只好大量毁掉农产品。此时天灾也频繁发生，使农村家庭生活更加黯淡艰辛。干旱贯穿了整个20世纪30年代，庄稼枯萎，牲畜死亡。长期的干旱也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沙尘暴频繁发生，大平原地区的农村经常漫天尘灰。“疏松的土壤旋转成像龙卷风一样的沙尘暴袭击了大平原上的城镇，把白天变成黑夜，把居民包裹在泥土、烟灰和尘土中。”(59) 家庭主妇们用上了油的衣服塞在门下与窗格里，但是到处一片狼藉。安·玛丽亚·罗保留了1927年到1937年的日记，记载了被干旱和大萧条破坏的美国农业的荒芜以及农场中妇女的艰苦工作。罗在1934年4月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述：“上周末是我们从未见过的最糟糕的沙尘暴。……这个春天的很多日子里空气中充满不断涌来的尘土，绵延数百里，尘土无孔不入。……上周末由于害怕损坏汽车没有人驾车外出。”(60) 大萧条、干旱和沙尘暴使农村妇女觉得沮丧和无助，生活更加困苦。
20世纪30年代中期，社会学家玛格丽特·哈古德旅行了整个东南部，采访了大量佃户农民的妻子，其经典之作《南方母亲》详细描述了此时白人佃户妇女的生活。农村妇女生活在低收入与贫困中，照顾庞大的家庭、干农活、农场工作以及家务。她们主要依赖棉花、烟草之类的农产品换取现金，生活被极高出生率、贫穷和家里田里没完没了的辛劳以及家长制所笼罩。南方农场妇女要负责所有的家庭杂务，她们在柴火炉上烹饪，用脚踏缝纫机做大部分的家庭衣服。洗衣是最繁重的家务，丈夫的肮脏的工装裤与婴儿尿布要费大量的精力才能洗干净。她们还是处于前工业社会的家庭经济模式中，“做饭‘又回到了最原始’的烧木材的炉子上，从井里提水，长时间在田间劳作，让男人‘理财’，总是不停地生孩子并焦虑地关注她们女儿的性贞洁”(61)。哈古德指出，南方农村妇女的生育率非常高，每个已婚妇女平均成活生育6.4个，明显高于全国的平均生育率2.19(62)。农村妇女一般在邻居年长妇女的帮助下在家中生育孩子。过多的生育不仅损害了她们的健康，而且增加了她们的负担，南方妇女普遍愿意控制生育。除了繁重的家务与生养孩子，农村妇女还必须做农活，她们在农场经济中起了重要作用。
卡罗琳·A. 亨德森太太的生活是大萧条时期农场妇女日常生活的一个缩影。她和丈夫生活在俄克拉荷马的农场，他们的生活与几个世纪以来的农民生活类似，生活取决于天气、铁路以及世界市场的价格。农业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陷入慢性萧条中，大萧条和天灾加剧了农民的困境，她向朋友描述了她在最困难时期的生活状况：衣衫褴褛，尽力与无孔不入的沙尘作斗争。俄克拉荷马农场的生活艰苦又寂寞，但天灾人祸并没有使他们绝望，亨德森太太对将来还是充满信心，她感谢新政部门对她的建设性帮助，并为她家乡大多数人自力更生而没有依赖政府的救济而自豪。俄亥俄流域的洪水与大平原的沙尘暴危害了千万人的生活，但与亨德森太太一样的农场的妻子们在大萧条的困难时期保持了令人振奋的状态，她们坚信人定胜天，与丈夫并肩在地里劳动，同时照顾团结家庭。
大萧条也影响了农村年轻女孩的生活。一战后，越来越多的农村女孩离开农场到镇上上学，但很多女孩子由于家庭负担加重，或对学校失去兴趣无法继续学业，一般14或15岁就离开学校回家或在城市地区找到一份有工资的工作。到20世纪30年代，经济萧条使许多农村女孩子很难在城市中找到工作，不得不回到农村。农村寂寞黯淡的生活使女孩们普遍向往婚姻，把它看作是一种解脱。20世纪30年代农村女孩普遍婚龄较低，甚至在十七八岁就结婚。诺拉·米勒描述了这样一对夫妇，年轻时本来想从事商业但由于大萧条不得不回农村结婚，但他们并不满意在农场的生活，常常梦想他们有可能会从事的职业，惋惜悲叹。大萧条断送了许多农村女孩进军城市的梦想，给她们的农村生活蒙上了阴影。
总之，20世纪30年代期间无论是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家庭还是农村家庭，生活状况都普遍恶化，但家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此时美国人更关心工作与家庭，20世纪30年代离婚率下降，家庭变得更加稳固。社会对家庭与婚姻的关注程度也不断提高，1930年洛杉矶开了第一家婚姻诊所，1936年纽约州召开了婚姻与家庭的会议，1938年召开了关于家庭关系的全国会议。大萧条也导致“父母教育全国委员会”改名为“家庭生活促进协会”，《生育节制评论》把其重点从优生转移到“婚姻与家庭保护”。盖洛甫民意测验证明，在这样一个经济危机的年代里，大多数已婚妇女仍然把操持家务看成是她们的主要责任，它在社会结构中又呈现出新的重要性，家庭成为对付大萧条的堡垒和个人寄托感情的处所。很多社会学家在研究家庭对大萧条的反应时惊讶地发现，经济上的逆境并没有像他们所预料的那样毁灭了家庭，相反，它把家人们连接成一个更亲密的整体，“自从美国的小木屋时代以来，更多的家庭现在比任何时候都了解它的家庭成员”(63)。20世纪30年代的媒体也宣布看到了困难中出现的光明，“许多失去汽车的家庭发现了灵魂”(64)。
四、大萧条对妇女在婚姻和家庭中地位与角色的影响
大萧条时期妇女是家庭的灵魂，她们在家庭中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在家庭的生存中起了重要作用。在艰苦的处境下，妇女在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中充分发挥了她们的作用，在油盐酱醋米中为整个国家摆脱危机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同时，许多女性出于家庭经济需求而从事有酬劳动，甚至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许多家庭得以因此维持下来。在很多失业男性消沉、厌世的悲观情况下，女性却在生活中显示了信心和勇气。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勉励全国女性，指出女性“要有伟大的精神，她应该把这个时候看作是她可以贡献的机会。在这样的环境下，她对于生命认识的准确或错误可以令全家的生活快乐，也可以令全家的生活痛苦，一切都操在她的掌握之中”(65)。
严重的经济困难破坏了传统的家庭功能和关系，引起男女两性在家庭中角色与地位的变迁。在传统的性别角色定位中，男性是家庭的“养家糊口者”，女性扮演辅助者的角色，这种社会性别分工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使女性在经济危机期间遭受的打击要比男性少。由于男性的地位和利益与他支撑家庭的能力联系在一起，大萧条使男性作为养家糊口者的角色比妇女作为家务管理者的角色更迅速和直接地受到影响。“当男性失业，他就失去了作为其家庭养家糊口者的身份和男性角色。但是国家中没有一个家庭主妇失业；事实上，当她们的丈夫失业时，家庭中她们角色的重要性增加。通过以她们自己的劳动力取代以前购买的物品，家庭主妇能在失业或工资削减期间延续家庭的预算。”(66) 失业的男性心烦意乱地到处求职，沮丧消沉，妇女则成为家庭稳定的中心。“各种各样带有本质性的变化出现了，在压力下面，妇女们显得有远见而且坚强有力，而男人则陷入到小气和自怨自艾之中。”(67)
男性的失业对男女两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变迁影响最为显著。专家指出，男性长期没有收入会在家庭内部造成一种“不寻常的消沉气氛”，导致他们的自责和自我怀疑，使其与妻子和孩子的关系陷入混乱(68)。男性很少能成功地适应因为失业而导致的权力和威望的改变，1931年哥伦比亚特区福利部门的一位官员指出：“失去工作所带来的落魄、彻底的恐惧与恐慌、丧失与痛苦腐蚀着男性的灵魂。”(69) 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病学者内森·阿克曼在研究宾夕法尼亚煤矿的失业情况时也指出，男性不愿告诉妻子自己被解雇，因为有些妻子“通过控制自己的性欲，通过贬低和弱化男人，削弱他们的父亲权威和转向长子来惩罚男人不能谋生”(70)。失业的男人是毫无价值的，他本人与家庭都这样认为，失业的男性怀有深切的羞耻感与挫败感，有些离家出走不见踪影，有些成了酒鬼，还有一些人自杀。
失业不仅给男性带来沉重的精神压力，也使一些男性与女性的传统角色产生错位，社会学家称之为“角色倒错”，使很多男性难以接受。当男性突然发现他们整日围绕家庭转时，心情烦躁，甚至认为妻子与孩子们在看他的笑话。路易斯·亚当密克的一份研究发现，这样的家庭杂务引起失业男性深深的抵触与痛苦：“他有的是时间，早上妻子上班前叮嘱他要整理床铺，孩子们看着他的新角色，有时要嘲笑他。我偶然遇见一个男人，有一天在整理床铺时，被他的儿子激怒，差点杀了孩子。”大多数研究强调这种角色的颠倒既非男性也非女性所愿，许多妇女发现丈夫并非是称职的家庭主妇，造成许多矛盾冲突，使妇女在丈夫失业后不想出去工作。因为“当他有工作，疲惫地回到家，她正在等他，他们有融洽的交谈，但反之就不一样了”(71)。性别角色的错位在大萧条时期对男女两性都是一种考验和煎熬。
在男性在家庭中的地位由于失业而下降的同时，许多家庭主妇由于丈夫失业或工资削减而进入劳动力市场，她们承担起家庭的主要经济责任，其家庭地位也不断上升。社会学家C.怀特·贝克指出经济下降阶段中家庭调整的一般化模式：第一个阶段是男性最初的失业。第二个阶段，他称之为“不稳定的平衡”，妇女在这个阶段试图获得有酬工作，妻子仍然负责家务，但她承担了更多的管理责任和作出更多的经济贡献；丈夫由于未能找到工作而意气消沉，把家庭中大多数的决定留给妻子做。在第三个阶段，贝克称之为“瓦解”，妻子明确地接管了管理和计划责任，丈夫维持了名义上作为家长的位置，如果混乱持续一段时间，作为整体的家庭就会被毁灭(72)。拉帕克一家在大萧条时的经历体现了这种模式。拉帕克先生在失业前是“赚面包的人”，一直是家庭的支柱，家中的大小事情都由他决定，包括日常开销和娱乐活动等。但失业改变了这一切。失业使家庭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拉帕克先生无力解决，拉帕克太太不得已站出来，为家庭生计而奔走，家庭的变化也随之开始。先是工作角色的转换，拉帕克先生留在家中做家务，拉帕克太太则到教堂或其他地方为一家人争取救济物资，拉帕克先生在家中的权威大为下降，在妻子和孩子们眼中，他不再是过去那个说一不二的丈夫和父亲。虽然他后来找到了一份工作，但昔日的权威却难以恢复。随着儿子们长大成人、找到工作，拉帕克先生的地位更低。由于儿子有了工作，拉帕克先生不再享受工作救济的待遇，他再次成为“对支撑家庭没有贡献的人”。儿子们的工资都习惯交给母亲，财政大权由拉帕克太太掌握，家庭的一切开支现在由拉帕克太太决定，拉帕克先生根本没有发言权。拉帕克先生抗议过，也想过自杀，但他现在对他的家庭来说是“一个受益者而不是一个伙伴”，根本无力改变这种状况。最后失意的拉帕克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来过(73)。大萧条期间的许多其他案例也都表明了类似的角色转换与权力更替。
同时，传统的家长制模式在大萧条时期被强化。大萧条时期社会舆论强调“妇女的位置在家庭”的传统观念，得克萨斯的国会议员乔·伊格尔宣称：“妇女的工作应该是做一个好男人的好妻子，并恰当地抚养家庭中的孩子。”(74) “今天家庭主要所关切的事”，一位社会学家在1933年建议，“不是它作为一个经济组织多么强大，而是它怎样为其成员中的个人提供良好的服务”(75)。大萧条期间一些妇女杂志重新强调妇女的传统角色是做妻子和母亲，其中一份妇女杂志宣称：“办公室女性，无论多么成功，也是移植的花束……就像一朵玫瑰花在其自己合适的土壤里达到最美丽，当她深深扎根于她自己最深爱的人每天每小时的事务时，家庭是妇女达到其最完美的地方。”(76) 强大的舆论规范了妇女在社会中的角色，大萧条时期传统的家庭模式和男女角色分配得到巩固，即由妇女全权负责家庭事务，在维持家庭团结中担当重要角色，以对抗大萧条所带来的分裂力量。卢斯·米尔克曼注意到，在大多数的危机与突然事件中，妇女对家庭生活的额外贡献非但没有提高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反而加强了她们在家庭中的传统角色定位。“虽然由于时世艰难而使丈夫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逐渐削弱，但他们失去的权威不会暂时还是永久性的添加到妇女身上。”(77) 芝加哥社会学家在1934至1935年通过对100个家庭的研究得出结论，组织良好的家庭趋向于团结一致克服危机，其成员之间不能很好调整的家庭则四分五裂。这种组织良好的家庭基本属于传统模式的家庭，家庭角色的变更会危害家庭的稳定。威廉·奥格本、约瑟夫·K. 福尔索姆等社会学家也指出，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外部世界控制了经济、教育、宗教、娱乐以及保护任务，家庭所保留的主要功能是“为配偶提供幸福和为年轻人提供理想的个性”，即“感情方面的”的功能，拯救家庭要求增强其影响功能，传统主义者把保留下来的功能解释为命令妇女待在家庭帮助它们发展有效的影响与内在力量，以经受住经济打击(78)。米勒·凯莫洛夫斯基在《失业的男人与他的家庭》中也指出，男性保持了对家庭的控制与权威，甚至在他没有收入的情况下也如此。只有25％的样本显示，失业明显降低了丈夫在家庭中的地位，或逐渐削弱了他作为决策者的男性统治角色(79)。大萧条时期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上升是有限的，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依然占主导地位。
总之，大萧条对美国妇女的婚姻和家庭产生了重要影响，路易斯·亚当密克指出：“一方面，成千上万的家庭破碎了或严重瓦解，有些是永久的，有些是暂时的。另一方面，成千上万的其他家庭比他们在大萧条之前更加紧密团结。”(80) 大萧条期间人们对婚姻的期望值上升，家庭成了免遭经济大萧条破坏的精神避难所，家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女性在家庭中承担起更多的责任，维持着婚姻和家庭的生存，妻子和母亲这个文化概念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妇女受到大萧条的伤害，而不是毁灭”(81)。大萧条也使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和角色出现了变化，她们在家庭中的经济作用和精神力量相对增大，地位相应提高，有的甚至成为维持家庭生存的中流砥柱。这种角色转变给美国妇女带来了新的生活模式，她们不再把自己局限于家庭，而是参与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拓宽了活动领域。不过大萧条时期传统性别定位也有强化之势，她们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取得的进展是有限的。
注释：
① 卡罗琳·伯德：《无形的创伤》（Caroline Bird, The Invisible Scar），纽约1966年版，第ⅩⅠⅤ页。
② J. 布卢姆等著，戴瑞辉等译：《美国的历程》下册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57页。
③ 威廉·曼彻斯特著，广州外国语学院英美问题研究室翻译组、朱协译：《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第1部，海南出版社和三环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④ 商务部：《美国收入与支出》（Department of Commerce, U. S. Income and Output），1958年编；商务部：《全国收入》（Department of Commerce, National Income），1954年编。
⑤ 苏珊·韦尔：《支撑自己：1930年代美国妇女》（Susan Ware, Holding Their Own: American Women in the 1930s），波士顿1982年版，第ⅩⅠ—ⅩⅡ页。
⑥ 艾丽斯·凯斯勒－哈里斯：《外出工作：美国有工资收入妇女的历史》（Alice Kessler－Harris, Out to Work: A history of WageEarning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纽约1982版，第250页。
⑦ 默里·罗斯巴德著，谢育华译：《美国大萧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⑧ 苏珊·韦尔：《支撑自己：1930年代美国妇女》，第ⅩⅡ页。
⑨ 多琳·拉帕珀特编：《美国妇女：她们口中的生活（文献史）》（Doreen Rappaport, ed., American Women, Their Lives in Their Words: a Documentary History），哈珀·特罗费1992年版，第215页。
⑩ 菲利普·S. 方纳：《妇女与美国劳工运动：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现在》（Philip S. Foner, Women, and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From World War I to the Present），纽约1980年版，第256页。
(11) 威廉·曼彻斯特著，广州外国语学院英美问题研究室翻译组、朱协译：《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第8页。
(12) 威廉·曼彻斯特著，广州外国语学院英美问题研究室翻译组、朱协译：《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第19页。
(13) 威妮弗雷德·D. 旺德西：《妇女的工作和家庭观：1920—1940）（Winifred D. Wandersee, Women's Work and Family Values, 1920—1940），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
(14) 苏珊·韦尔：《支撑自己：1930年代美国妇女》，第ⅩⅡ页。
(15) 阿瑟·林克、威廉·卡顿著，刘绪贻等译：《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76、377页。
(16) 威廉·曼彻斯特著，广州外国语学院英美问题研究室翻译组、朱协译：《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第5页。
(17) 沃尔特·特雷塔纳：《从济贫法到福利国家：美国社会福利历史》（Walter I. Trattner, From Poor Law to Welfare State: A History of Social Welfare in America），纽约1989年版，第260页。
(18) 德怀特·L. 杜蒙德著，宋岳亭译：《现代美国1896—1946年》，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70页。
(19) 菲利普·S. 方纳：《妇女与美国劳工运动：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现在》，第263页。
(20) 多莉丝·基恩斯·古德温著，尤以丁等译：《非常年代——罗斯福夫妇在二战岁月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6—47页。
(21) 洛伊斯·班纳著，侯文蕙译：《现代美国妇女》，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200页。
(22) 萨拉·M.埃文斯著，杨俊峰译：《为自由而生——美国妇女历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页。
(23) 苏珊·韦尔：《支撑自己：1930年代美国妇女》，第7页。
(24) 南茜·沃洛克：《妇女与美国经历》（Nancy Woloch, Women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纽约1984年版，第443页。
(25) 萨拉·M. 埃文斯，杨俊峰译：《为自由而生——美国妇女历史》，第226页。
(26) 苏珊·韦尔：《支撑自己：1930年代美国妇女》，第7页。
(27) 南茜·沃洛克：《妇女与美国经历》，第443、444页。
(28) 南茜·沃洛克：《妇女与美国经历》，第443页。
(29) 苏珊·韦尔：《支撑自己：1930年代美国妇女》，第7页。
(30) 玛丽莲·亚隆著，许德金、霍炜等译：《老婆的历史》，华龄出版社2002年版，第380页。
(31) 洛伊斯·班纳著，侯文蕙译：《现代美国妇女》，第198页。
(32) 伊丽莎白·赖斯编，杨德等译：《美国性史》，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31页。
(33) 伊丽莎白·赖斯编，杨德等译：《美国性史》，第325页。
(34) 伊丽莎白·赖斯编，杨德等译：《美国性史》，第335页。
(35) 伊丽莎白·赖斯编，杨德等译：《美国性史》，第338页。
(36) 玛丽莲·亚隆著，许德金、霍炜等译：《老婆的历史》，第381、382页。
(37) 南茜·沃洛克：《妇女与美国经历》，第443页。
(38) 艾丽斯·凯斯勒－哈里斯：《外出工作：美国有工资收入妇女的历史》，第252页。
(39) 南茜·沃洛克：《妇女与美国经历》，第440、441页。
(40) 盖尔·柯林斯：《美国妇女》（Gail Collins, America's Women），纽约2003年版，第353页。
(41) 沃尔特·特雷塔纳：《从济贫法到福利国家：美国社会福利历史》，第259页。
(42) 莫里斯·利文等著：《美国人的消费能力》（Maurice Leven, Harold G. Moulton, and Clark Warburton, America's Capacity to Consume），华盛顿特区1934年版，第54页；《1935—1936年家庭与个人的收入》（“Incomes of Families and Single Persons, 1935—1936”），《劳工月刊》（Monthly Labor Review）第47期，1938年10月。
(43) 苏珊·韦尔：《支撑自己：1930年代美国妇女》，第3页。
(44) 威妮弗雷德·D. 旺德西：《妇女的工作和家庭观：1920—1940》，第31页。
(45) 苏珊·韦尔：《支撑自己：1930年代美国妇女》，第2页。
(46) 史都兹·特克尔：《艰难时世：大萧条的口述史》（Studs Terkel, Hard Times: An Oral History of the Great Depression），纽约1970年版，第153页。
(47) 威妮弗雷德·D. 旺德西：《妇女的工作和家庭观：1920—1940》，第46、47页。
(48) 苏珊·韦尔：《支撑自己：1930年代美国妇女》，第3、4页。
(49) 南茜·沃洛克：《妇女与美国经历》，第444、445页。
(50) 塞西尔·T. 拉法耶特：《对652名从事有酬工作的已婚主妇的调查，对教育的贡献》（Cecile T. LaFollette, A Study of the Problems of 652 Gainfully Employed Married Women Homemakers, Contributions to Education）表619，纽约1934年版，第31页。
(51) 玛丽·凯利编：《妇女的本质，妇女的位置：美国历史中的女性身份与职业》（Mary Kelly, ed., Woman's Being, Woman's Place: Female Identity and Vocation in American History），波士顿1979年版，第298页。
(52) 威妮弗雷德·D. 旺德西：《妇女的工作和家庭观：1920—1940》，第30页。
(53) 威妮弗雷德·D.旺德西：《妇女的工作和家庭观：1920—1940》，第50页。
(54) 罗兰·S. 范尔：《大萧条时期社会消费状况的研究与备忘录》（Roland S. Vaile, Research Memorandum on Social Aspects of Consumption in the Depression）第35号公告，纽约1937年版，第19页。
(55) 威妮弗雷德·D. 旺德西：《妇女的工作和家庭观：1920—1940》，第41、42页。
(56) 萨拉·M. 埃文斯著，杨俊峰译：《为自由而生——美国妇女历史》，第230页。
(57) 盖尔·柯林斯：《美国妇女》，第364页。
(58) 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第36页。
(59) 苏珊·韦尔：《现代妇女：文献史》（Susan Ware, Modern American Women, A Documentary History），芝加哥1989年版，第207页。
(60) 安·玛丽亚·罗：《沙尘暴日记》（Ann Marie Low,“Dust Bowl Diary”），埃伦·斯金纳编：《妇女与国家经历，美国历史中的主要资料》（Ellen Skinner, ed., Women and the National Experience, Primary Sources in American History），纽约2003年版，第197页。
(61) 萨拉·M. 埃文斯，杨俊峰译：《为自由而生——美国妇女历史》，第230页。
(62) 苏珊·韦尔：《支撑自己：1930年代美国妇女》，第9、10页。
(63) 洛伊斯·班纳著，侯文蕙译：《现代美国妇女》，第196页。
(64) 盖尔·柯林斯：《美国妇女》，第353页。
(65) 罗斯福夫人著，陈维姜、刘良模译：《这时代的女人》，长城书局1935年版，第10页。
(66) 苏珊·韦尔：《现代妇女：文献史》，第194页。
(67) 洛伊斯．班纳著，侯文蕙译：《现代美国妇女》，第198页。
(68) 苏珊·韦尔：《支撑自己：1930年代美国妇女》，第16页。
(69) 南茜·沃洛克：《妇女与美国经历》，第444页。
(70) 罗伯特·L. 丹尼尔：《20世纪美国妇女，生活的欢乐》（Robert L. Daniel, American Women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Festival of Life），奥兰多1987年版，第87页。
(71) 苏珊·韦尔：《支撑自己：1930年代美国妇女》，第15页。
(72) 威妮弗雷德·D. 旺德西：《妇女的工作和家庭观：1920—1940》，第111、112页。
(73) 罗莎琳·巴克萨德尔等：《美国工作妇女：文献史——1600年到现在》（Rosalyn Baxandall, Linda Gordon, Susan Reverby, American Working Women, a Documentary History: 1600 to the Present），纽约1976年版，第244页。
(74) 威廉·亨利·查夫：《美国妇女，其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角色，1920—1970》（William Henry Chafe, The American Woman, Her Changing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oles, 1920—1970），纽约1972年版，第62页。
(75) 林恩·Y. 温纳：《从工作女孩到工作母亲：美国的女性劳动力，1820—1980》（Lynn Y. Weiner, From Working Girl to Working Mother: the Female Labor Forc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20—1980），查帕尔·希尔1985年版，第98页。
(76) 威廉·亨利·查夫：《妇女与平等：在美国文化中的变化模式》（William H. Chafe, Women and Equality: Changing Patterns in American Culture），纽约1977年版，第17页。
(77) 苏珊·韦尔：《支撑自己：1930年代美国妇女》，第16页。
(78) 艾丽斯·凯斯勒－哈里斯：《外出工作：美国有工资收入妇女的历史》，第253页。
(79) 苏珊·韦尔：《支撑自己：1930年代美国妇女》，第16页。
(80) 路易斯·亚当密克：《我的美国，1928—1938》（Louis Adamic, My America, 1928—1938），纽约1938年版，第283页。
(81) 苏珊·韦尔：《支撑自己：1930年代美国妇女》，第68页。
转自《世界历史》(京)2008年6期第66～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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