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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 【英文标题】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 in the World History 【作者简介】潘光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世界史学会会长、联合国“文明联盟大使” 【内容提要】 必须指出的是，在亨廷顿的理论中，“文明”的概念是十分混乱的。如果以严肃的世界史研究的标准衡量，他著述中的历史、地域和政治标准往往被任意替换，因此得出的结论有时是片面的，有时甚至是站不住脚的。人类文明发展史的主流是不同文明互相碰撞与交融，在取长补短中共同发展。许多恶性冲突实际上是发生在不同文明背景的一小撮极端分子之间，而不是发生在不同文明背景的广大民众之间，而且这类冲突往往源于深层次的政治、经济、社会矛盾。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世界进入“后冷战时代”。随着国际上原有的两极均势被打破及由此导致的各种力量的重新分化组合，在一段时间里被两极对抗和“冷战迷雾”所掩盖的民族宗教冲突在全球范围骤然凸现。庞大的苏联一夜之间变成了15个国家，曾经有过辉煌的南斯拉夫分裂为5个国家，连一向在一个国家里和睦相处的捷克与斯洛伐克也决定“协议离婚”。很快，从巴尔干到高加索再到中亚就形成了一条冲突热点带，而这正是横跨欧亚大陆的民族宗教分界线，也称“文化断裂带”。同时，在非洲的卢旺达和布隆迪发生了骇人听闻的种族大屠杀；塔利班在阿富汗掌权，宣布要消灭一切异端，以致将极其珍贵的有着1500多年历史的巴米扬巨佛摧毁；在中东和南亚，巴以冲突和印巴争端愈演愈烈；在拉美，新一波民族主义浪潮日趋高涨；这股民族宗教冲突的潮流也蔓延到了西方发达国家，北爱尔兰、巴斯克和魁北克等地的分离主义势力上升，导致了暴力冲突乃至恐怖行动。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出台了。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已不仅仅是一个学术热点，而且成了一场政治辩论。必须指出的是，在亨廷顿的理论中，“文明”的概念是十分混乱的。如果以严肃的世界史研究的标准衡量，他著述中的历史、地域和政治标准往往被任意替换，因此得出的结论有时是片面的，有时甚至是站不住脚的。同时，尽管他强调文明的冲突，但也认为：“未来将不存在全球性的文明，而是一个由不同文明组成的世界，所有文明都必须学习共存。”有意思的是，后来他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比如当许多人将“9· 政治、经济、社会因素才是冲突的根源 从世界史研究的视角看，世界历史上没有纯粹的文明冲突。首先，世界历史上的许多冲突和战争最初实际上都是发生在同一文明之内，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都是欧洲，战争之初两大对立集团内的主角也几乎都是基督教文化圈内的国家。又如目前在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等地发生的内战或内斗，也基本上属于伊斯兰文明内部不同教派或不同集团的冲突。其次，世界历史上还有许多冲突和战争起初是发生在文明范畴之外，即与文明差异并无关系，如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最初都是因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冲突双方均属同文同种。上世纪中叶德国的分裂和中国内战导致的台湾海峡两岸的对立状态，也都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冲突双方均属同一个民族，讲同一种语言，处于同一文明圈内。再次，即使有些冲突的双方具有不同文明或文化背景，如中世纪欧洲的宗教战争和十字军东征，近现代历史上一些亚非国家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战争，近期发生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但其根源主要还是在于政治、经济、社会因素，而非文化差异。 2006年11月发表的联合国《文明联盟》名人小组最终报告比较深刻地分析了“文明冲突”论的负面影响，笔者作为该小组成员参与了报告讨论和写作的全过程。该报告指出，“令人遗憾的是，由‘文明冲突’论所带来的忧虑和混乱扭曲了对于世界面临困境之实质的讨论。用一成不变的文明分界线来概括内部不断变化、千差万别的不同社会，妨碍了人们以更有启发性的方式去理解身份、动机、行为这类问题。与这种公式化的文化框框相比，掌权者与无权者之间的裂痕，富有者与贫穷者之间的裂痕，不同政治团体、阶级、职业、民族之间的裂痕，会具有更大的解释力。事实上，文化框框只会强化已经两极对立的看法，更糟糕的是，它会助长一种错误的观点，似乎不同文化处于某种不可避免的冲突的轨道上，因此会把本可协商解决的争端变为看来无法克服的、基于身份的冲突，而且还会挑起大众的绵绵想象。”因此，报告认为：“很有必要反对这些公式化的偏见和错误理念，因为它们加深了不同社会间的对立与不信任。” 不存在纯粹的本土文化 当然，不同宗教、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碰撞确实会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重要作用。正因为此，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文明因素要予以重视并加以研究。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点是必须强调的。 其一，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各民族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充满了各民族、各宗教、各种文化之间的竞争互补。历史上辉煌一时的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古埃及文化、古波斯文化、古印度文化，都在与其他文化的竞争中吸取了许多外来精华，同时又对其他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印度的国宝泰姬陵，实际上是典型的波斯特色建筑，而在伊朗的波斯波利斯，古波斯帝国的宫殿遗址中又处处可见古希腊文化的影响。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本土文化都是由世世代代不同民族的人民所创造和积累而成，必然蕴涵着不同时代，不同层面的外来影响和外来因素。绝对排外的、纯粹的本土文化是根本不存在的。如今的中国文化，就是由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各民族的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互相碰撞、交融而形成的，其中也吸收了许多外来的文化因素，如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等。 其二，极端主义使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有时会演变为恶性冲突，这其中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根源，例如，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不公平就与极端思潮的产生紧密相关，特别当这种不公平导致某些群体被社会边缘化、精神上无所寄托、缺乏权利保障机制之时，极端主义产生的温床和土壤便存在了。为什么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有时会演变为恶性冲突呢？主要原因不在于文明差异本身，而在于无知、狭隘、偏见和因此产生的极端主义，乃至种族主义，这在许多文明发展的历史上都出现过。在西方列强崛起的过程中，就出现过殖民主义打着基督教文明的旗号摧毁土著文明的血腥进程，出现过纳粹德国摧毁犹太文明，消灭犹太人的“最后解决”。 人类文明发展史的主流是不同文明互相碰撞与交融，在取长补短中共同发展。许多恶性冲突实际上是发生在不同文明背景的一小撮极端分子之间，而不是发生在不同文明背景的广大民众之间，而且这类冲突往往源于深层次的政治、经济、社会矛盾。那些言行最极端的人根本不具有代表性。本·拉登就不能代表伊斯兰世界；4年前，在丹麦漫画事件中蓄意侮辱伊斯兰教先知的那些人也不能代表西方国家的广大人民。这进一步说明，尽管国际纷争和危机中存在着文明因素，即宗教、民族、文化因素，但完全由文明原因导致的冲突是不存在的。 极端主义思潮的政治经济根源 应该承认，极端主义思潮的上升和由此导致的非理性行动，确实是人类历史上发生的许多冲突和战争的原因。直到今天，它仍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那么其形成的根源是什么？又为什么能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有四个根源性因素需要特别引起注意。 其一，历史遗留问题与实际的政治经济权益之争互相交错。需要指出的是：历史遗留的宗教、民族之间的争端，往往由于掺入了现实矛盾而更为加剧，使冲突双方采取非理性的手段。如19世纪时土耳其奥斯曼帝国逐步走向衰落，其广阔版图内的宗教、民族、领土争端纷纷突现，同时欧洲列强争夺奥斯曼帝国遗产的斗争也愈演愈烈。这两类矛盾和争斗互相交错，被马克思称为“东方问题—对土耳其怎么办”的问题，使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那块地区成为当时一系列战争和冲突的策源地。直到现在，在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南斯拉夫等国家、地区的冲突中仍可看到“东方问题”的后遗症，而它们又与21世纪的新的政治经济权益之争，如争夺石油的明争暗斗互相纠缠在一起，导致了今日那些地方极端主义思潮的上升及由此引发的纷争。 其二，一些冲突热点长期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解决。许多长期以来导致冲突的根源性问题一直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解决，以致冲突双方中的弱势一方采取极端手段来打击强势一方及其支持者，这是极端主义乃至恐怖主义上升的重要原因。如1914年塞尔维亚极端民族主义者暗杀奥匈帝国皇太子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其根源就在于塞尔维亚与奥匈帝国之间盘根错节的矛盾积重难返，导致弱势一方的塞尔维亚的极端分子采取极端手段。今日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冲突，也是这样的根源性问题之一。许多观察家认为，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彻底而又公正的解决，针对以色列乃至其主要支持者美国的自杀性袭击和其他攻击恐怕一直不会停止。 其三，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对某些争端的强力干预未得到国际社会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如干预一方与被干预一方属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圈，就特别容易引起不同文明之间的误解和对抗。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日、意法西斯对捷克、中国、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的侵略和占领，就导致了民族矛盾的激化及反侵略斗争或抵抗运动的兴起，并逐步蔓延、升级，最终引发了世界大战。又如历史上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对亚非伊斯兰国家的侵略和干涉，2003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都使西方与伊斯兰国家之间的误解和对抗大大加剧。 其四，贫富差距和南北鸿沟的扩大。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在今天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有些国家和社会集团越来越富，有些国家和社会群体则越来越穷，于是出现了“弱势地区”、“弱势国家”、“弱势群体”。前面提到的联合国《文明联盟》名人小组的最终报告尖锐地指出：“我们这个世界充满了巨大的不平等和矛盾性。在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三个人的收入超过了世界最不发达国家的总收入；虽然现代医药每天创造着奇迹，可是有300万人每年死于可预防的疾病；虽然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了解遥远的宇宙，但仍有1.3亿儿童无法获得教育机会；虽然存在着各种多边的公约与机构，然而，国际社会在面对冲突和大屠杀时经常显得无能为力。对于人类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免于饥饿、免于恐惧依然是遥不可及的梦想。”无政府主义是绝望的产物，往往产生于绝望的弱势群体之中，而无政府主义又极易走向极端主义乃至恐怖主义。如前所述，如果差距的扩大源于不公正，特别是差距的扩大发生在不同的宗教、民族群体之间，则为不同文明背景的极端主义提供了经济和社会基础。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京)2010年527期第(14)页 责任编辑：刘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