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屹峰

【英文标题】The Kennedy Government's View on Current Affairs and Its Policy Towards China
    【作者简介】张屹峰，助理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上海 200020）
    【内容提要】 社会制度竞争和意识形态对抗是东西方冷战的重要特征和主要内容。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亚非拉新独立国家的出现为冷战双方在社会制度上的竞争提供了新的舞台。肯尼迪政府将苏联和中国在经济、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及其在亚非拉地区影响力的迅速扩展，解读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在制度竞争上的进攻和胜利。尤其将中国的意识形态化外交言行视为美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主要威胁，认为西方阵营在社会制度竞争中面临失败的危险。肯尼迪政府关于冷战“时势”的这一战略判断形成了美国对华认识和定位的基本架构，导致中国成为美国冷战战略的主要对象，美国冷战战略的“东亚错位”现象进一步强化。从这个意义上看，肯尼迪政府的“时势观”是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与实施并加剧冷战“东亚错位”的重要因素。
    【关 键 词】美国/肯尼迪政府/时势观/对华认识/对华政策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的冷战战略就一直存在着“东亚错位”①，形成了冷战的逻辑重心在欧洲（美苏），实际重心却在亚洲（中美）的独特现象。尽管肯尼迪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开始出现一些微妙变化，但美国冷战战略上的“错位”更加突出，如何解释冷战中的这一独特历史现象是冷战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②对此，笔者的基本判断是，肯尼迪政府冷战战略“错位”加剧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美国对中国“定势”解读而来的对华认识，与中国外交言行的高度互动并逐步强化上升为美国对华政策的直接依据。③其中，肯尼迪政府对东西方阵营在社会制度竞争和意识形态对抗上的“时势”④的战略判断，深刻影响了它对华认识的建构和基本构架。本文旨在梳理肯尼迪政府对“时势”的战略判断，并分析在“时势观”视野下对中国认识和定位的变化，进而揭示其对华政策及冷战战略“错位”进一步加剧的深层次根源。
        一肯尼迪政府面对的冷战时势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世界处于“变革之风吹遍全球”的革命时代⑤，世界的政治、经济、科技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变化。在冷战背景下，东西方阵营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竞争与对抗，赋予这些变化前所未有的含义并形成了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时势。
        二战后，世界政治格局最重大的变化之一就是西方殖民体系的崩溃瓦解，一大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脱离西方殖民体系成为独立国家。⑥其中一部分新独立国家在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上选择了社会主义，还有一些选择西方社会制度的国家也与西方阵营保持距离。在东西方冷战背景下，东西方阵营更多地从社会制度竞争和意识形态对抗的角度来解读这种历史性变化，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以及新独立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就具有特殊的时代含义。在社会主义阵营看来，这是西方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体系走向衰落的标志，而西方阵营则具有强烈的被遗弃感，并将其视为西方世界在社会制度竞争中失败的征兆。
        冷战的主要特征和重要内容就在于东西方阵营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和对抗。⑦美苏“两个竞争对手各持一种意识形态，保证自己的价值体系可取得确定的胜利，声称历史在自己一边。美国认为，自由、民主和民族独立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苏联认为，共产主义是‘未来的趋势’。”⑧因此，亚非拉新独立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加入哪一个阵营，这不仅仅涉及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而且还关系到究竟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代表人类历史发展方向和时代发展潮流这一根本性问题。“这些国家在其发展中到底走民主道路，还是走共产主义道路或别的极权主义的道路，可能会决定我们星球上的文明进程。”⑨这样一来，亚非拉新独立国家客观上成为冷战双方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展开竞争与对抗的新舞台。
        同时，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冷战进一步从欧洲和东亚向亚非拉未见分晓的中间地带扩展延伸，亚非拉地区日益成为东西方冷战的重要战场，新独立国家成了东西方阵营争夺的主要对象。在美国看来，“美国的决心与核力量已经顶住了苏联在欧洲的扩张，苏联尤其是中国正在把它们对美国的挑战从欧洲转移到第三世界。”⑩肯尼迪甚至认为，“争取欧洲的斗争（除柏林外），在40年代末期已经基本取得了胜利……目前的斗争不在欧洲，而是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第三世界目前已成为民主制度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一个极关重要的战场”。(11)因此，肯尼迪政府尤其强调争取亚非拉地区对冷战的重要性。1961年1月30日，肯尼迪在他的第一份国情咨文中就提出，“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仍然是在冷战以外的世界”(12)。2月28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争夺非洲、拉丁美洲、中东的战斗，现在又多了个亚洲，首先不是军事上的，而是为了影响力、威望、信仰等，这是生死攸关的斗争。”(13)5月25日，肯尼迪在给国会的特别咨文中指出：“今天保卫和扩大自由的伟大战场是……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14)
        实事求是地讲，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矛头直接指向西方殖民主义，这与社会主义阵营针对西方阵营的斗争指向基本一致。殖民主义是西方阵营在争夺亚非拉新独立国家的较量中致命的弱点，并成为西方备受攻击的一个“软肋”。社会主义阵营在亚非拉地区的竞争中具有先天的道义优势，相对容易获得亚非拉国家的认同。同时，社会主义阵营和亚非拉新独立国家之间相互支持，形成了遥相呼应的态势。亚非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为摆脱西方殖民体系获得独立，希望得到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而社会主义阵营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社会主义阵营在国际事务上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也得到了亚非拉新独立国家的理解和支持。这样，社会主义阵营在亚非拉地区的影响迅速扩大。(15)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在冷战中对抗西方阵营的力量，而东西方阵营在亚非拉地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消长态势是判断制度优劣的一个主要依据。
        另外，东西方阵营在发展态势上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差，使得制度竞争和意识形态对抗空前激烈。东西方阵营的发展态势在冷战中具有特殊政治含义，成为衡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优越性最直观和最有说服力的证据。1957年8月苏联试验了第一枚洲际导弹“谢苗尔卡”，10月4日又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斯帕特尼克”。这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有力证据，大大增加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力。社会主义阵营对国际局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景充满信心。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分析国际形势时表示，“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并提出“人是主要的，制度是主要的”。(16)1958年1月，赫鲁晓夫也指出，“苏联领先发射斯帕特尼克显示出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均势，已经发生真正的变化，而且是有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17)1961年1月6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高级党校、社会科学院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联席会议上表示，60年代初的形势表明历史潮流在共产主义一边，“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了。”(18)
        美国政府也认为，苏联在导弹和外层空间上取得的成就冲击了美国和西方在世界上的威信和地位。1958年8月1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5814/1号文件指出，“苏联在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方面的成功，严重影响了美国人民的自信心，打击美国对其世界领导地位的信心，冲击了美国在科技和军事上的领先地位，影响到美国与盟国、与共产党国家阵营、中立国和非共产党国家的关系。”美国还认为中国也将在苏联的援助下，在外层空间技术方面取得进展，“这将会提高中国在亚洲和发展中国家的声望。”(19)1959年12月17日的NSC5918号文件进一步指出，“苏联已经在利用其在外层空间领域所取得的优势，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及世界力量的平衡已经朝着有利于共产主义方向发展……如果美国不能取得与苏联同等的或超过苏联的成就来证明美国的能力，那美国就会被认为是第二流的，世界其它国家将对美国失去信心，开始相信苏联的能力和发展道路，从而影响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威信。”(20)
        新中国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在工业化进程中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对刚刚获得独立的亚非拉落后国家的心理影响更具冲击性。中国作为曾经遭受西方国家侵略的落后国家，与其它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具有许多共同之处，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相似的困难和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所取得的进步不仅鼓舞了亚非拉国家谋求发展的信心，而且也赋予了中国的发展道路某种代表性。中国的发展道路对亚非拉落后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成为影响亚非拉新独立国家工业化模式的重要因素。而且，中国的社会制度被认为是推动中国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这大大增加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亚非拉地区的影响力。
        与社会主义阵营的蓬勃发展相比，西方阵营的表现就显得有些差强人意，肯尼迪当选总统时，美国经济正面临着严重的困境。(21)1961年1月30日，肯尼迪在他的第一份国情咨文中也承认了美国经济的疲软，世界上“有些人已经明显地怀疑美国是否还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履行美国的义务。”(22)美国经济上的停滞不仅冲击了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更严重的还在于严重削弱了美国在冷战的制度对抗和竞争中获胜的重要手段。在美国经济衰退的事实面前，资本主义制度失去了昔日的“光环”，美国在冷战中宣称的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优越的观点不攻自破，大大影响了资本主义制度对亚非拉新独立国家的吸引力。美国当时著名的时政评论家阿尔索普指出，“美国在国外的地位下跌到近代历史空前未有的最低点。”(23)肯尼迪总统的国家安全问题兼职顾问亨利·基辛格明确指出，“现在是美国历史上最危急的时期之一”。(24)美国国内舆论也开始对美国的主导地位失去信心。在1961年2月3日和1962年1月31日，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惊人的相似，分别只有32%和33%的人认为美国将会赢得世界各地人民赞成它的政策观点。(25)
        简而言之，20世纪50、60年代世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对冷战的意义并不是这些变化改变了冷战的基本格局，而在于它们影响了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优越性的判定。冷战双方都从制度竞争和意识形态对抗的角度来看待这些变化，并将它们作为判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前景的重要证据。亚非拉新独立国家对东西方阵营的认识和判断，也具有强烈的社会制度情节和意识形态色彩。从这个意义上看，冷战的制度竞争和意识形态对抗特征更加浓厚并开始进入政策层面。
        二肯尼迪政府关于“时势”的战略判断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世界出现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肯尼迪政府对这些历史性变化的判断和认识形成了特有的一种时势环境，它深刻影响着美国应对这一时代性变革的战略选择。
        50年代末，时任参议员的约翰·肯尼迪就对世界所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变化提出了独到见解。1957年10月，肯尼迪发表了题为《一个民主党人对外交政策的看法》的文章。他意识到，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所包含的民族独立要求，已经成为影响国际格局发展的主要力量。东西方之间的冷战不再是国际政治中的唯一内容，新兴国家人民的独立要求已经对西方阵营形成了巨大挑战，并担忧美国不能对这种变化作出迅速而适当的反应。(26)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打破了原有力量格局，产生了一系列权力真空地带，社会主义阵营对亚非拉地区的影响急剧扩大，严重冲击西方在世界上的地位。因此，肯尼迪认为，“‘中立主义’和‘不干涉’无助于我们推动北约盟友的事业及西方的整体地位。”美国应该有所作为，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加以引导、利用，不能任其自由发展。(27)肯尼迪特别强调，苏联和中国对亚非拉新独立国家的吸引力大大增强。“中国和苏联具有说服力的经验，可能对印度尼西亚和埃及这样一些面临经济恶化、人口膨胀的国家，产生很大的吸引力。”(28)他指出，“近年来，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和拉丁美洲这些地区……共产党及其同盟者通过正常的政治程序在选举中获得了胜利。而长期以来西方的政策却是建立在以下这样的一个假设之上的，即共产党将通过外部军事威胁或干涉、内部控制或暴力等手段来获得胜利。”因此，肯尼迪提出，美国必须建立“自由世界最强大的防波堤，以抵挡北京和莫斯科的诱惑。”(29)
        1960年，美国民主党重要领导人阿德莱·史蒂文森在题为《分清主次》的文章中提出，“在这个革命的时代，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是：老殖民体系被彻底打破了，新的国家——新的帝国主义——极力插手政治革命所造成的真空地带。大多数新国家寻求在短期内实现经济的现代化。”(30)他认为，社会主义阵营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地缘政治利益。“世界上发生的变化给共产主义带来了巨大的优势。他们没有发动世界革命，但他们却在世界范围内以反帝口号和共产主义理论学说利用这些革命，声称集权性计划体制是摆脱经济落后的唯一道路，共产主义现代化和迅速发展壮大的事实，对落后国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然而“民主制度和自由选举程序仍然没有证明它们能比集中计划和独裁制度更具效率。”(31)
        肯尼迪上台执政后更加认识到，新独立国家独立之后的发展道路选择具有特殊的深远意义，亚非拉新独立国家已经成为东西方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展开竞争的新战场。在1960年总统选举中，肯尼迪在与尼克松辩论时就提出，美国必须采取行动，让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人民关注美国，而不是注意苏联或者中国。1961年4月28日，肯尼迪进一步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危险的时代……一个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界中……非洲现在独立了……他们对苏联和中国的模式有很深的印象……想知道共产主义制度是否具有组织国家资源、提供更美好生活的秘诀。非洲所出现的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亚洲和拉丁美洲。”(32)5月17日，肯尼迪在加拿大议会发表的演说中又指出，“当新的国家取得独立后，它们面临着一种选择：他们是通过民主的方式发展，还是将他们的自由交给集权体制以谋求发展。”(33)他强调，社会主义阵营在亚非拉地区影响力的扩大，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对亚非拉新独立国家的吸引力，这对西方阵营和美国来说极其危险。
        面对社会主义阵营蓬勃发展的势头及其在亚非拉地区影响力的急剧扩大，美国对冷战时势的判断相当悲观。在肯尼迪政府看来，西方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所产生的心理冲击，亚非拉新独立国家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浓厚兴趣，这些对美国及整个西方世界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1960年8月24日，肯尼迪在弗吉尼亚的一次竞选总统的演说中表示，“我认为有一种危险——历史将作出判断：这是美国潮流开始结束的日子，这是共产主义潮流汹涌而来的时代，这是人们开始不再担心须按照华盛顿的意图考虑什么，而仅仅按照莫斯科和北京的意图思考问题的时代。”(34)1961年1月30日，肯尼迪在其第一篇国情咨文中指出，美国所有的国内问题同美国在世界上面临的问题一比，就“不算什么了”，并郑重地警告“危机在一天天地增加，解决危机一天比一天困难……我们一天天迫近最危险的时刻……在每一个主要的危机地区，时势的潮流一直在下落，时间并不是我们的朋友。”(35)
        肯尼迪之所以产生这种危机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美国政府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在亚非拉地区影响力的迅速提高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是社会主义阵营在社会制度上的进攻。1960年9月23日，肯尼迪在盐湖城演讲时提出，“这是一场自由与专制暴政两种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之间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36)而且，是关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优越性的竞争，是“两种制度之间的斗争……要检验一下哪种制度运行得更好，哪种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能够更加有效地改变人民的生活”。(37)1961年5月3日，国务卿腊斯克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指出，1960年社会主义阵营向亚非拉地区提供了价值15亿美元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以扩大他们在这些地区的影响，“这种新的经济和技术援助……把共产主义体制说成是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的一条捷径。”(38)可见，肯尼迪政府主要从冷战的制度性竞争和意识形态对抗角度来看待亚非拉新独立国家的道路选择。
        肯尼迪政府认为，西方阵营尤其是美国肩负的使命不仅是要保卫西方民主社会免受共产主义的威胁，还要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最终“帮助推进人类的自由和世界秩序事业——正义和持久和平的全球性事业，实现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组成的和平的世界大家庭”。(39)1961年3月22日，肯尼迪在他的第一份援外咨文明确提出，“我们60年代对外援助计划的根本任务，并不是消极地同共产主义作斗争；它的根本任务是帮助作出一个历史性的证明，即在20世纪……南半球与北半球一样，经济增长和政治民主是可以齐头并进的。”(40)
        而且，在肯尼迪看来，传统意义上的冷战在核武器时代不可能决出胜负，东西双方的主要竞争领域就在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层面。肯尼迪认为，“同共产党国家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或者经济、科学和政治方面的竞争，在短期内不会结束。”这种竞争“充其量也不过导致一个漫长而又缓慢地‘脱离共产主义，走向国家独立和自由’的演变过程。”“让它持续地进行下去，使之有可能让自由和真理的持久力量自然地、和平地取得成功……让当今仍为共产党国家所控制的地区感染上托马斯·杰斐逊称之为‘自由病’的那种疾病。”(41)肯尼迪甚至希望东西方之间的竞争能在和平环境下以非暴力方式进行，自由民主制度将在对抗中获胜，“如果自由制度和共产主义在一个和平的世界上彼此争取人心的话，我在展望未来时，将有越来越大的信心。”(42)肯尼迪认为，“即使新兴国家拒绝采取自由制度或加入冷战，但加强它们的独立对美国还是大有好处的。保证民族特性的发展，到头来只会使苏联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观念遭到挫折，从而加强美国的观念……我们的制度更符合任性的根本原则，因此我相信我们最后终将走向胜利。”(43)
        基于以上判断，肯尼迪政府在外交上提出了“和平战略”应对世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以维持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应该指出的是，制度竞争和意识形态对抗是这一战略的核心思想。肯尼迪政府的“和平战略”，以加强美国军事实力为基础，强调通过谈判来解决美苏之间的矛盾，并以经济、文化援助等“和平”手段加强对亚非拉国家的影响，力图重新获得美国在第三世界的优势地位，进而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竞争中获得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胜利。“和平战略”是肯尼迪政府面对急剧变化的世界局势所作出的一种战略调整，它不是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妥协和退让，而是在坚持对抗的同时更加重视对话和谈判，强调非军事手段的作用。“和平战略”目的就是要通过营造出一种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冻结世界力量格局的变化，减少世界上的动荡和不安，从而使美国能够通过发挥自己的优势，使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朝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
        可见，肯尼迪政府对世界的变化和美国所面临挑战的认识，充满了制度竞争和意识形态对抗色彩。美国把世界政治局势的变化看作是社会主义阵营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进攻，认为西方阵营和美国处于步步退守境地，自由民主制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肯尼迪政府强调对亚非拉地区的争夺，除了地缘政治因素之外，主要还是出于冷战制度竞争方面的战略考虑。因此，肯尼迪政府致力于重振西方在亚非拉地区的影响力，以证明自由民主制度才是人类发展的方向。
        三肯尼迪政府“时势观”视野下的对华政策
        肯尼迪政府的“时势观”及其指导下的战略调整，导致美国冷战战略重心进一步发生转移，亚非拉地区在美国冷战战略中地位提升。同时，社会制度竞争和意识形态对抗成为美国冷战政策考量中的重要内容。冷战的这些变化影响了到它对中国在美国冷战战略中的定位，进而影响到它的冷战战略和对华政策。
        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日益提升，给中国共产党人带来巨大的成就感。中共领导人深信，中国式的革命道路是亚非拉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的榜样，并以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指导和推动亚洲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斗争。(44)从50年代后期开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反美斗争的双重目标下，中国领导人明确强调中国在推动世界革命事业中应该担负的国际责任，积极支持世界各地的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中国外交路线的意识形态化倾向日益浓厚，革命外交的色彩进一步加强。1957年11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明确强调中国外交的“革命”特质，“从外交政策和国与国的关系方面来讲，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这是正确的。但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共产党的对外关系的总路线，就不能只限于和平共处……还有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问题，所以不能把和平共处作为一个党的对外关系总路线。”(45)1963年6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文，集中阐明了中国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把以武装斗争为主的暴力革命作为实现共产主义主要手段，并提出亚非拉地区是“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当代的两大历史潮流。是当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46)7月31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一篇题为《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道路——纪念（论持久战发表二十五周年）》的文章，总结中国革命中的关于统一战线、农村根据地、游击战等斗争经验，而且认为“这是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是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根本道路。”(47)
        中国强调改变世界现状、支持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外交方针和言行，与肯尼迪政府稳定世界局势和维持力量格局现状的战略截然对立。肯尼迪政府担心，中国通过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实现的政权更迭模式影响世界上其它处于社会变革进程之中的国家，使暴力革命成为世界上社会变革的主要方式。中国在外交路线上的激进变化和革命色彩，以及中国在亚非拉地区影响力的迅速上升，使美国深切感到它所担心的事情正在变成现实。肯尼迪政府甚至把亚洲出现的社会变革看作中国策划或渗透的结果，认为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中广泛出现的农村根据地、游击战等军事斗争模式，就是中国革命模式在亚非拉地区深入传播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中国内战的‘农村包围城市’成功经验，运用到国际斗争之中，实施通过亚非拉包围欧美的战略。”(48)
        更为关键的是，在肯尼迪政府的“时势观”视野下，中国支持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的外交言行具有浓厚的制度竞争和意识形态对抗色彩。在肯尼迪政府看来，中国外交言行反映出中国向外输出革命、打乱国际力量基本格局的意图。中国针对亚非拉地区的政策，不仅是为了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更主要的在于扩展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推广中国式的社会变革模式和发展道路，成为破坏世界稳定局势的主要因素。
        1961年1月30日，肯尼迪在其第一篇国情咨文中指出，“形势变得更加严重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加强了。共产党在关键地区的干涉更大了。”(49)2月8日，肯尼迪在界定美国最大的危险时表示，“面对共产主义阵营力量的增长，以及共产主义阵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表现出来的好战性。我们将在未来四年面临重大考验。”(50)3月3日，肯尼迪与新西兰总理霍利约克在一份联合声明中也指出，“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敌意和侵略立场，尤其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和平构成威胁。”(51)1962年12月3日，肯尼迪明确提出，西方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影响力的迅猛增长。“我们现在的问题，当然是共产党中国力量迅速增长并与扩张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哲学相结合。”“共产主义中国有上十亿人口，他们按照中央的意志行动，并处在一个极其好战的国家发展阶段。我认为这是亚洲面临更大危险的一个时期，今天的共产主义运动在本质上不仅信奉阶级斗争，而且信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国际阶级斗争。”(52)1963年8月1日，肯尼迪指出，“中国政府不仅在国内实行斯大林主义路线，而且在国际上号召战争、世界战争，以实现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危险因素……美国现在必须采取一些预防性的措施以缓解未来美国总统面临的形势。”否则，“美国就将面临自二战结束后最危险的形势。因为苏联人在大多数情况下追求他们的野心还是很谨慎的。”(53)显然，肯尼迪政府得出结论，“中国是和平的长期威胁。”(54)
        肯尼迪政府认为，苏联已经发生明显的变化，“它已经从一个致力于推翻现存制度的革命国家变成了一个在现状中拥有重大既得利益的权势集团。”(55)虽然苏联仍坚持其扩张共产主义的路线，但苏联理解西方的利益，与西方缓和关系，并以不威胁西方安全的方式推进他们的利益，开始以符合国际行为规则的方式来进行。“至少在未来十年，苏联对美政策看起来倾向于采取一种更为灵活的路线，承认西方在某些地区的利益。”(56)在美国政府看来，中苏分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争夺世界革命领导权，也是中国奉行好战路线的有力证据。1961年2月28日，腊斯克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提出，“北京政权已经明确表现出，它是共产党阵营最富攻击性集团的领导力量，共产党阵营内部对共产主义基本学说展开激烈的争论，北京政府是讨论中最激进力量的领导者。”(57)3月3日腊斯克又表示，“北京在与莫斯科关于共产主义的争论中，中国显然已表现出他们是共产主义集团最好战的领导人。”(58)1962年4月5日，腊斯克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指出，苏联和中国之间“深刻的分歧”，是“共产党中国强硬路线和苏联的和平共处理论”之间关于“主义的争论”。(59)12月17日，肯尼迪明确表示，“如果中国主导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那我们和世界将会更加糟糕，因为他们信奉通过战争手段实现共产主义世界……即使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核战争，中国在战争中仍有7亿5千万人活下来。”因此，肯尼迪“更能接受赫鲁晓夫的观点，而不是中国共产党的观点。”(60)
        在肯尼迪政府看来，中国积极向外扩展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甚至不惜以战争手段推进世界革命。1962年12月17日，肯尼迪明确指出，“中国以极其好战的方式表现出一种他们扩张力量和影响的坚定决心……他们不会满足于一个和平的世界，而是追求一个共产主义的世界。这才是真正危险的事情，再加上在核时代两种社会制度在全世界的冲突，使60年代变得特别危险。”(61)“这些中国人是强硬的，问题不在于他们如何谈论我们，而在于他们如何谈论俄国人。他们处在斯大林主义阶段，信奉阶级斗争和使用武力，并且看起来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牺牲三亿人口来统治亚洲。”(62)因此，肯尼迪政府认为，“在目前世界上所有国家中，中国是最好战的，如果它现在还不如苏联危险，这只是因为它还没有苏联强大。如果它有朝一日强大了，就是最危险的国家了。”(63)中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共产党国家——并非对美国的安全，而是对世界和平构成危险。中国人对原子战争的可怕并不在乎，依然保持强烈的革命性，因此，相信他们比苏联更有可能采取侵略行动。”(64)
        在上述认识的指导下，进一步遏制中国成为美国在东西方冷战中面临的一个主要任务。肯尼迪政府认定，美国在亚非拉地区遏制政策的对象，已经不是杜鲁门时期的苏联和艾森豪威尔时期的中苏联盟，而是“比苏联更加好战”的中国及其领导的“亚洲共产主义”的扩张。美国只有坚定地对抗中国，使其在对抗中得不到任何好处，才能使中国改变现行政策。“美国除了耐心、持久地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存在下去，没有其它能说服中国放弃侵略计划。”“即使红色中国没有成为美国情感和政治上的一个问题，美国现在提出任何谋求谈判、外交承认或接纳入联合国的提议，都将会被认为是对侵略的一种奖励。”(65)1963年12月16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与法国总统戴高乐会谈时也表示，中国外交上采取好战和敌视西方的路线，美国必须阻止中国的行动获得成功，否则将会“鼓励”中国及其盟友采取更大的行动。“我们觉得不应该给北京任何这种政策能获得好处的印象……让中国或他们的共产主义盟友产生任何这种政策获得成功的想法，将是一个很大的错误。”(66)
        四结语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肯尼迪政府极其重视冷战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并对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时势深感忧虑。在肯尼迪政府的“时势观”视野下，美国对中国外交言行的解读，以及对中国在冷战的制度竞争和意识形态对抗中的定位发生了深刻变化。
        肯尼迪政府对中国外交政策及其影响的解读，尤其突出了冷战的制度竞争和意识形态对抗，其对华认识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质，中国在冷战的制度竞争和意识形态对抗中的地位急剧凸显。在肯尼迪政府看来，中国共产党经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而且，中国原来属于亚非拉落后国家，中国在亚非拉地区比苏联更具代表性，中国所发生的这些变化更具说服力，更能影响正处于变革之中的亚非拉新独立国家在社会发展道路上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亚非拉地区的政策行动对西方的威胁比苏联还严重，是美国在制度竞争和意识形态对抗上面临的主要对手。
        同时，中国这一时期的外交言行也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肯尼迪政府对中国的新的战略定位。因此，虽然中国对西方和美国的真实威胁远远不及苏联，但中国日益成为美国冷战战略针对的主要目标，导致美国冷战战略的“东亚错位”现象进一步加剧。
        注释：
        ①陈兼：《对“冷战”在战略层面的再界定——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美国对华及东亚政策的转变及其涵义》，《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3期。
        ②Noam Kochavi, A Conflict Perpetuated: China Policy during the Kennedy Years,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2002; Evelyn Goh, Constructing the U. S. Reapproachment with China, 1961-1974: From "Red Menace" to "Tacit All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牛大勇：《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历史系，2000年；刘子奎：《遏制与孤立：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年；温强：《肯尼迪政府与中国——“遏制但不孤立”政策的缘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③张屹峰：《肯尼迪政府的“中国观”与对华政策》，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06年。
        ④本文探讨的“时势”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局势或形势，而是指冷战这一特定历史环境下东西方阵营之间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和竞争态势，尤其是关于究竟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代表人类历史前进方向和时代发展潮流问题上的竞争。
        ⑤Henry A. Kissinger, The Necessity for Choice: Prospect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61, pp. 1-3.
        ⑥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8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页；（苏）安·安·葛罗米柯、鲍·尼·波诺马廖夫：《苏联对外政策史，下卷(1945-198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2页。
        ⑦John L.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84-285, p. 290.
        ⑧（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05页。
        ⑨（美）J·斯帕尼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47-148页。
        ⑩Gabriel Kolko, Confronting the Third Worl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5-1980, New York: Pantheon Books,1988, p. 128.
        (11)（美）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87-388页。
        (12)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ohn F. Kennedy, 1961, Washington:1962, p. 23;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Service, China and U. S. Far East Policy: 1945-1966,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1967, p. 102.
        (13)Executive Sessions of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Volume XIII, Part 1, Eighty-Seventh Congress First Session,1961, p. 187.
        (14)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ohn F. Kennedy, 1961, p. 397.
        (15)（苏）尼基塔·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25-630页。
        (1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630-645页。
        (17)（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第521页。
        (18)（美）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第229-230页。
        (19)Paul Kesaris ed., Document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1947-1977, Microfilm, Second Supplement,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n, Inc., 1983, Reel 2, Pic. 616-619, MF2527002, Microfilm collected in the library of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RUS, 1958-1960,Vol. II, pp. 845-863.
        (20)Paul Kesaris ed., Document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1947-1977, Microfilm, Second Supplement,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n, Inc., 1983, Reel 2, Pic. 970 -975, MF2527002, Microfilm collected in the library of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1)（美）西奥多·索伦森：《肯尼迪》，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99页。
        (22)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ohn F. Kennedy, 1961, pp. 18-23.
        (23)《人民日报》1961年1月21日。
        (24)Henry A. Kissinger, The Necessity for Choice: Prospect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 ix.
        (25)The Gallup Poll: public opinion, 1935-1997, Wilmington, Del.: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2000, p. 1704, p. 1753.
        (26)(27)(28)(29)John F. Kennedy, "A Democrat Looks at Foreign Policy ", Foreign Affairs, Vol. 36, No. 1 (Oct 1957) pp. 44-45,pp. 52-53 ,p.53,p. 59.
        (30)(31)Adlai E. Stevenson, "Putting First Things First: A Democratic View", Foreign Affairs, Vol. 38, No. 2, (Jan. 1960),pp. 192-193 ,pp. 193-194.
        (32)(33)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ohn F. Kennedy, 1961, pp. 340-341 ,p. 386.
        (34)New York Times, August 25, 1960.
        (35)(42)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ohn F. Kennedy, 1961, pp. 22-23, p. 23.
        (36)Richard J. Walton, Cold War and Counterrevolution: The Foreign Policy of John F. Kennedy,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1972, p. 9.
        (37)（美）罗伯特·达莱克：《肯尼迪传》，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159页。
        (38)Executive Sessions of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Volume XIII, Part 1, Eighty-Seventh Congress First Session,1961,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4, p. 454.
        (39)（美）阿兰·内文斯编：《和平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19页。
        (40)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ohn F. Kennedy, 1961, p. 205；（美）小阿瑟·M·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第471页。
        (41)（美）西奥多·索伦森：《肯尼迪》，第348页。
        (43)（美）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第386-388页。
        (44)杨奎松：《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对美政策变动原因及趋向》，《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
        (45)吴冷西：《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页。
        (46)《人民日报》1963年6月17日。
        (47)《人民日报》1963年7月31日。
        (48)Peking Review, June 21, 1963, pp. 7-9.
        (49)(50)(51)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ohn F. Kennedy, 1961, p. 36, pp. 68-69, p. 149.
        (52)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ohn F. Kennedy, 1962, Washington: 1963, pp. 850-851.
        (53)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ohn F. Kennedy, 1963, Washington: 1964, p. 616.
        (54)Arthur, M. Schlesinger, Jr., A Thousand Days: John F. 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5, p. 904.
        (55)（美）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F·肯尼迪在白宫》，第632页。
        (56)FRUS, 1961-1963, Vol. 5, p. 19.
        (57)Executive Sessions of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Volume XIII, Part 1, Eighty - Seventh Congress First Session,1961, p. 205, p. 221.
        (58)U. S. State Department Bulletin, Vol. 44, (January-March, 1961 ), p. 441.
        (59)Congressional Quarterly Service, China and U. S. Far East Policy: 1945-1966, p. 111.
        (60)(61)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ohn F. Kennedy, 1962, p. 900, p. 898.
        (62)(65)Theodore C. Sorensen, Kennedy, New York:Harper & Row, 1965, p. 665.
        (63)Felix Greene, A Curtain of Ignorance: How the American Public has been Misinformed about China,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64, p. 191.
        (64)（美）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页。
        (66)FRUS, 1961-1963, Vol. 22, pp. 409-410.
     

转自《史林》(沪)2009年2期第155～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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