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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末到民国，尽管在政治上我们试图接续中国，回归中国，确立新的中国，以跻身于世界民族国家之林，但在学术上则怀疑中国，文化上渐渐丧失对中国的自信心，疑古论、历史包袱论大行其道。前者尚有学术上的合理性，后者则完全是一种文化逆反和癫狂心理。 值得庆幸的是，西方文明也给中国带来了反思中国的另一种方法——西学尤其是考古学，通过发现和研究古代的物质性遗存，不仅可以对历史上的一些成说包括司马迁的记载有一个验证取舍或者重新观察的手段，甚至也可以让我们更真切地看到历史上的中国，这包括司马迁记录下的中国乃至之前的中国是何种面貌。而司马迁之前，即秦汉之前的中国，尤其是文字记载之前的中国、史前的中国，确实是需要以考古为主体去重建的。 考古学是从物证出发的客观的科学，它不只是要去否定或肯定博大丰厚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或者去验证司马迁的记载准确与否——尽管《史记·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被新发现的甲骨文证明是准确并曾经给了不少人极大的心理上的安慰——更重要的是考古学的材料、方法和研究角度及所观察到的历史与文化的结构是前所未有的，是新知。时至今日，因为考古发现与研究，关于中国尤其是早期中国的基础文化和文明，我们的确可以说的更细化、深入也更加系统一些了。 华裔美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在其所著《商文明》中开宗明义就讲到现在已经有条件利用所有材料撰写一部整合的商代文明史，并专设“绪论”一章讨论探索商代文明的五条途径，或者说要用到的五种不同的资料和方法，除传统历史文献一途和司马迁一致但也未必完全相同之外，青铜器、甲骨和卜骨、考古学及理论模式则是司马迁所完全不知的。其中青铜器、甲骨和卜骨不仅可以做为纯粹的考古出土物品研究，其所包含的铭文和刻辞也是对文献的极大补充。 相对传统考古学主要研究人工制品尤其是典型器物，今天的考古学及其相关学科已经扩充到比这些外证丰富得多的內证性学科与材料，比如语言演进与谱系，人体遗存与遗传基因的分析等等，使得我们完全可能依据古人的遗存与遗迹及其他相关资料包括环境资料等描画更完善的古代人群、经济、社会与文化图景了。 关注早期中国也一直是中国考古学者的一个情节。中国考古学初创时期，虽风雨如晦，却鸡鸣不已。早期的考古机构如中央研究院选择发掘河南安阳殷墟，就是因为那里发现了甲骨文，证明了《史记》等所记载的商的存在。北平研究院选择发掘陕西宝鸡斗鸡台，也是因为那里距周人发祥的老家不远，想寻找周文化。李济、徐旭生先生等也曾尝试在晋南豫西寻找夏墟。因为倘若中国的真实性、中国的来龙去脉都不能坐落在一个坚实的科学的基础上，又如何去正确认识并谋划中国的现在与未来呢？解放后考古工作长期以配合基本建设为重心，但是几代考古学家仍然以蚂蚁啃骨头般的精神，孜孜不倦地在广大的时空里星星点点地开展工作，积累资料。文革刚刚结束，苏秉琦先生等即归纳提出了中国考古学的区系类型学说，初步建立起全国性的考古学文化发展演变谱系。关注和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学术传统也一直没有中断，其中外国学者如安特生和瓦西列耶夫等的西来说、安志敏先生的中原中心说，苏秉琦先生的满天星斗说，严文明先生的重瓣花朵说等等，在当时都极具学术和社会影响力。 1996年以来，国家投入较多资金相继组织开展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集中多学科力量运用高科技等手段进行综合研究，其成果一则是落实了许多似是而非的说法，二则是将一些发现与现象的年代和内涵大大精确，三则是细化、深化了很多方面的认识。当然，两大工程也提出了更多有待于深入研究的新问题。总起来说，今天我们关于早期中国的认识——包括时空框架、谱系、要素、性质等诸多方面已经更加精确和深化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