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

【英文标题】British Labour Party's Alternative Economic Strategy
    【作者简介】刘成，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南京 210093）
    【内容提要】 在1973至1983年期间，英国工党出台了一系列以扩大公有制为核心内容的“更替性经济战略”，经历了工党历史上“意识形态决定政策形成”的特殊时期。英国工党左翼组织力量的增长、外部经济危机的影响、霍兰理论的支持是该经济战略得以出台的主要原因，它充分反映了工党内部左翼的激进观点，其主旨是希望通过这些激进政策解决英国社会问题。
    【关 键 词】英国工党/经济政策/公有制/工人阶级

        总体而言，学术界对英国工党的研究，战后研究多于战前研究；工党执政期研究（特别是布莱尔工党政府）多于在野时期的研究。其实，在工党发展史上，其在野时期的政策主张往往更能体现其党的政治主张，由于没有执政的压力，党内的不同意见（尤其是左翼派别的观点）能够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在1973至1983年，工党明确提出了一系列的激进性经济政策，它们合起来被称为“更替性经济战略”(Alternative Economic Strategy)，其目的是“改革英国的经济并为一个具有社会主义①价值观的社会奠定基础”②。该战略包括6个方面：一是需求扩张（强调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二是公有制的实质性的扩张；三是对私有企业实行正式和强制性的经济计划；四是价格控制；五是实现工业民主，改变私有企业主的控制权；六是控制进口。很明显，扩大公有制是“更替性经济战略”的核心内容。特别是1979至1983年，工党进入了一个所谓“意识形态决定政策形成”的特殊时期，即工党政策依据党的价值取向和信仰，而不是国家利益或民意。工党这段历史时期在工党发展史上极其重要，本文③试图对这一时期工党以扩大公有制为特征的经济战略进行论述，一是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二是引起学界对工党这段历史的关注，增加对英国工党的全面认识。
        一
        在1970年大选失败后，由于对哈罗德·威尔逊工党政府在1964至1970年期间经济政策的普遍不满，在野的工党开始反思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主流经济政策，即以克罗斯兰为主要代表的修正主义经济政策。为此，工党在1970至1973年的历次年会上颁布了一系列决定，主张将银行、保险、建筑、公路运输、船业制造和修理行业国有化。工党决定制定一个新的经济政策纲领，主要内容是扩大公有制，保证工党朝着传统的“社会主义”目标前进④。托尼·本是这一时期工党国内政策的“设计师和监护人”⑤，他的观点是：资本主义已不可挽救地衰落了，必须用一个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新经济体系取代之。为此，托尼·本负责制定了创建国家控股公司的重大计划，该公司主要承担两项任务：一是对国家在工业中现有股份进行配套管理；二是将公有制扩大到一些大型的制造企业中去。在此基础上，组建国家企业局，对大型的私有企业制定出强制性的投资和出口规定⑥。
        上述建议写进了“工党1973年纲领”中。该文件指出：60年代威尔逊工党政府的调整措施，只触及了资本主义的表面，英国社会的权力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未来的工党政府承诺：权力和财富的分配将向工人阶级及其家庭发生根本转移，北海油田、造船业、金融业和港口实现国有化。文件认为，战后英国实行的所谓“混合经济”不是真正的混合，国家只接手了那些无利可图的基础性行业，“混合经济”实际上是国家帮了资本主义的忙⑦。因此，只有将那些效益好的企业也实行公有制，才能消除资本主义体制下的“随意性”，将社会的控制权从少数人转到大多数人的手中⑧。该纲领的核心任务是，下一届工党政府将把英国100个最大企业中的25个实行国有化，对大型私营企业制定强制性的计划。从内容上看，这是自1934年工党发表“为了社会主义与和平”以来最激进的纲领性文件。
        对此，工党左、右翼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回应。被称为党内“社会主义”守门人的富特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说：“这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好的社会主义纲领。”托尼·本说：“工党现在坚定地实施了左翼政策……这是我们经过三年艰苦工作所取得的显著成绩。”右翼代表克罗斯兰则认为1973年工党纲领“是那些生活在非真实世界的人起草的”，强烈呼吁工党“回到理智上来”⑨。工党领袖威尔逊认为，工党影子内阁不会赞成该政策，担心该政策对即将来临的大选造成不利的影响⑩。虽然存在着反对意见，1973年工党年会还是以383.9万张赞成票对221.7万张反对票通过了一项大会决议。该决议案指出：“大会认为需要改变公与私的比例，下一届工党政府应该扩大公有制，全国执委会据此制定大选宣言。”(11)威尔逊极力阻止将上述内容写进1974年的大选宣言中，尽管如此，工党的1974年2月的大选宣言还是反映了“工党1973年纲领”的扩大公有制的观点(12)。
        工党提出了同以往根本不同的经济主张，即试图通过以扩大公有制为核心内容的“更替性经济战略”来恢复和发展英国经济。1977年的职工大会认可了工党的“更替性经济战略”，例如，职工大会总理事会认为，应该审视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作用，发挥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项目中的作用(13)。在1980年工党年会上，工党再次重申了“更替性经济战略”内容，包括公有制、工业民主、扩大需求、财产税、选择性进口控制、每周工作35小时、削减军费、反对核武器、退出欧共体、消除私有教育和医疗(14)。托尼·本在大会上提出了更加激进的主张，指出未来的工党政府在上任后一个月内应完成的3件立法：第一，制定“扩大公有制”的工业法；第二，退出欧共体；第三，册封1000名贵族，废除上议院(15)。1981年12月1日，为了促进议会及工党加强国有企业发展的政策，全国职工大会下属的国有企业委员会在下院召开了国有企业问题会议，40个工会的近150名代表参加会议(16)。1982年的全国职工大会上又提出了10项要求重新国有化的提案(17)。“工党1982年纲领”认为，“工党的社会和经济目标只有通过扩大公有制才能达到”，工党将恢复被撒切尔私有化的企业公有制性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公有制的范围(18)。1983年大选宣言《英国的新希望》完全体现了“工党1982年纲领”，声称工党上台后的一项“紧急行动”就是将“恢复被保守党卖掉的公有企业”(19)。
        二
        工党扩大公有制战略的思想基础是1918年党章第四条的公有制条款。然而，工党虽在党章中提出了公有制的思想，但这种公有制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如何实现公有制，党章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表述。因此，公有制条款是工党内部长期争论的焦点，正如密利本德所言：“在工党领导人和工党左翼积极分子之间一直存在着根本分歧，这种分歧不仅涉及具体的问题和政策，而且关系到党的根本宗旨。”(20)有学者甚至认为，公有制条款一天不修改，工党左右翼之间的斗争就不会结束(21)。
        在工党历史上，党内的分歧和争论现象极其严重。工党成立之初由工会、独立工党和费边社组成（社会主义团体与合作社），这些团体组织在名义上加入了工党，但仍保持原组织的独立性。不同团体所代表的群体不同，观点就不可能完全一致。比如，独立工党是在1893年成立的一个劳工政治组织，它以苏格兰矿工为基础，代表着英国最贫穷阶层的利益。而且，工党领袖和议会党团的控制力有限，在它们上面还有一个工党全国委员会，该委员会产生的全国执行委员会对领袖和议会党团有很大制约。1918年党章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全国执行委员会和工党议会党团执行委员会，将决定党的纲领中哪一条将被列入每次大选前由全国委员会发表的宣言中。两个执行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将确定本党在竞选中出现但宣言中并没有提出的主张(22)。富特曾抱怨：“工党党章中有一个奇怪的特征，即允许党内存在两个权威组织，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同神圣罗马帝国的教皇与皇帝一样，通常谁也不被命令或愿意向对方屈服……大部分过去以及现在的工党内部争吵，究其原因，就是源于这种异常而不切实际的党章规定。”(23)此外，工党还受制于工会，英国职工大会及其下属委员会对工党的影响力极大。
        工党又从来没有一个严格的纪律，也不要求党员的绝对忠诚。工党理论家和政治家拉基斯在一次经典性演讲中指出：“英国共产党要求思想上机械性的绝对一致，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的手里，因此，我不希望英国工党也是这样。我希望工党执行委员会不要对‘狩猎’的方法进行限制，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不要在意‘翼’的问题，只要认清鸟儿逃跑的方向。存在各种各样的分歧意见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工党思想上的根本进步。”(24)而且，工党在创建过程中一直受到英国左翼运动的影响，社会民主同盟和独立工党就属于英国左翼政治组织，其他的左翼组织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工党施加影响，并希望工党真正向社会主义方向转变(25)。
        但是，尖锐的分歧所导致的党内斗争对政党本身是有害的，工党在很多时候看上去就像是两个党(26)。为了减少党内派系斗争，1946年的工党党章规定：一个政治组织如果有自己的纲领、原则和政策以及有选区分支机构，就不得加入工党。此规定对工党左翼的活动限制很大：如果他们开展组织活动，会被指责为破坏工党的团结；如果个人单枪匹马的作战，又极容易被击败。因此，工党对党内左翼的宽容是有限的，将左翼作为削弱工党选举的“分裂分子”开除出党的例子在工党历史上屡见不鲜。另一方面，工党左翼在党内缺乏群众基础，工党的大多数人认为，左翼的主张会给工党带来选举上的损害。在1931年以后，独立工党的部分激进分子离开工党，独立工党对工党的影响大大减少，工党左翼的斗争在多数情况下只是一个或几个人的孤军奋战。工会领袖一般不支持党内的派系斗争，大工会的领导权又掌握在右翼工会的领袖手中。而且，工党既然认可了英国的宪政议会制的道路，就必须服从宪政原则，并克制自己的激进主张。很多左翼人士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由于受到英国内阁“共进共退原则”的限制，在工党执政时期，即使像比万这样的左翼领袖也保持了一定的克制。于是，长期以来左翼容易在工党内部产生并始终进行斗争，同时又只能是少数派，只能得到少数人的支持，左翼的主张始终没有在工党内部占据主导地位(27)。但是，工党右翼的政策并没有解决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出现的英国经济问题，也没有为大选带来实质性的优势。与此同时，工党左翼的主张开始逐渐被工党多数人接受，认为至少可以试一试，它们始终遭到反对但毕竟没有真正付诸于实践。
        1966年以后，工党对内部结社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客观上促进了左翼力量的发展和聚合(28)。比如，“论坛组织”是工党议会党团内部的左翼组织。在1952年工党年会上，该组织遭到了一些右翼工会领袖的攻击，英国运输与普通工会领袖阿瑟·迪金在年会上威胁说，如果论坛集团继续存在，他就要组建一个组织与论坛集团相抗衡。年会最后以188票对51票通过一项议案，决定立即取缔包括论坛组织在内的所有“非正式”组织(29)。在工党放松有关纪律后，1966年，伊安·米卡多等7位工党议员正式成立了“论坛组织”，该组织极力主张激进政策，支持工党1973年工党纲领(30)。1978年“论坛组织”成员人数共86人，占工党议会党团人数的27%。1974年3月，伊安·米卡多当选为工党议会党团的主席。“论坛组织”虽然在工党的议会党团成员中是少数，但在工党和保守党议员人数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工党想要通过或反对某议案，必须得到“论坛组织”成员的配合和支持(31)。20世纪70年代成立的议会外左翼组织比较多（主要包括：工党民主运动、独立工党出版物、工党协调委员会、第四条小组等），它们以不同的形式开展活动。在撒切尔政府实施变革的初期，许多地方选区奉行“社会主义”的市政议员、团体、社区组织积极分子和各行业的激进分子形成了一个“新城市左派”组织，在它的影响下，许多人加入了工党(32)。70年代以后，英国还兴起了广泛的生态运动、和平运动、妇女运动等社会运动，这些运动体现出一种后工业革命的思潮，很多英国人开始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私营企业自身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这些社会运动组织的主体成员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这些新中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支持工党。青年一代对英国政治影响力加大，比如，工党执委会在1972年专门增加了一个名额给工党下属的“青年社会主义者组织”(33)。
        工党党员的政治立场也发生了变化。工党党员由集体党员和个人党员组成，集体党员主要来自于工会，个人党员来自选区工党组织。我们以英国两个典型选区为例，首先论证选区工党在70年代的政治倾向。
        在二战以来的历次选举中，哈勒姆一直是保守党的选区，阿特克里弗选区始终被控制在工党手中。我们似乎可以推断，前者的工党组织应该保守，后者的工党组织比较激进。但实际情况是，70年代两个选区的工党组织都很激进。比如，支持工党政府实施党章第四条公有制条款的党员占全体选区党员的比例分别是55.6%和68.5%，反对的只有22.3%和8.9%。在是否将英国最大的200家企业国有化问题上，反对的也只占28.6%和34.9%(34)。
        其实，从入党动机上可以将工党个人党员分成两类：一类是为了现实的目的，即为了提高工人阶级和工会的利益。另一类是出于感情上因素，如，信仰“社会主义”和实现公有制，建立一个更加平等和公正的社会等。由于70年代工党政府的政绩等原因，导致第一类工党党员人数减少，而第二类党员不容易改变信仰，在个人党员人数下降的同时，工党出现了向左转的趋势(35)。在整个70年代，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候选人中，选区工党左翼占整个选区候选人的比例每一年里都超过了50%，并呈递增趋势，1979年比1970年增加了10%。同期的工党个人党员数1970年是690191人，1979年是666091人，减少了24010人，下降率3.5%，1980年大幅度减少到348156人(36)。上述两组数据对比表明，70年代，工党内部的个人党员人数减少的同时，左翼势力对工党的影响力反而加大了(37)。如果将70年代工党个人党员人数、全国大选工党选票数与50年代相比较，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工党个人党员数和工党选票数是同步下降的，其下降的幅度之大已经动摇了工党作为两大党之一的地位。工党左翼力量的强弱与工党的选民多少成反比的观点是有根据的(38)。
        当然，工会的集体党员在工党党员中占据大多数，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倾向又如何呢？在工党历史上，工会的态度基本是保守的，但这一倾向在6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工会对工党政府的限定工资政策、失业率增大等问题产生不满情绪，1967年到1969年，全国6个大工会中的4个支持左翼的政策，1970年，右翼工会的票数在工党年会上已不占多数(39)。如上所述，英国职工大会在70年代后、80年代初的历次年会上接受了工党的左翼政策。
        工党党员的激进态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断出工党年会和执行委员会的激进立场，实际情况正是如此。据统计，执行委员会中的左、右翼力量对比，在1970年是11：28，但到了1974年，左翼占据了多数(40)。全国执行委员会下属的国内政策委员会和国际政策委员会的主席职位原长期由右翼把持，但在1972年，伊安·米卡多担任国际政策委员会的主席，1975年，托尼·本成为国内政策委员会的主席(41)。当然，这并不能证明工党的议会党团也是激进的。比如，在1973年工党年会后不久，工党选举产生的12名影子内阁中只有2人属于左翼(42)。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工党党员的普遍激进一定对议会党团产生很大影响。1981年1月24日，工党通过了关于成立选举团的决议，在选举工党领袖这个关键问题上，选区工党和议会党团都有30%的决定权，两者平起平坐，这无疑是工党左翼的一大胜利。1980年11月，富特当选为工党的领袖。在党的副领袖竞选中，托尼·本又获得了81%选区工党的选票，37.5%的工会选票，34%议会党团的选票，最后仅以总票数0.4%微弱差距失利(43)。在左翼领袖富特已经成为工党领袖的情况下，一般投票倾向是不再产生一位左翼副领袖，托尼·本能有这样的支持率也充分体现了工党左翼势力的变化。
        简言之，从1970至1983年，工党左翼思想逐渐在工党内部历史性地占据了上风。工党左翼对保持一个少数党的工党政府已彻底失去兴趣，认为只有对工党进行重大调整，才能保证未来的工党政府进一步执行“社会主义”纲领，而不是上台前一套，上台后又是一套。
        三
        英国经济的衰退是工党决心根本性改变经济政策的重要因素。战后英国政府在经济上奉行的是凯恩斯理论，英国两党进入长期的共识政治时期。但20世纪60年代后，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同时出现的“英国病”开始出现征兆，麦克米伦政府一方面仍然保持扩张经济的态势，另一方面对政府机构进行大规模改组并加强对工资的控制(44)。然而，保守党的“新人新政”没有使经济出现好转，1963年的英国失业人数达到了1947年以来的历史最高点(45)。此后，工党和保守党交替上台执政，但只走了一条“U”字型的道路，没有获得突破性的成功(46)。
        撒切尔夫人成为保守党领袖之后，用新自由主义及自由市场的观点统一了全党思想，决心开展非国有化运动。1976年，保守党在题为“正确的思路”纲领文件中“重新阐述了新保守主义”，重申了“我们的路子与社会主义的路子的不同之处”(47)。与此同时，工党也试图打破共识，在1976年的工党年会上，即将担任工党领袖的卡拉汉发表了著名的结束凯恩斯时代的划线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很长时间以来，甚至是从战后开始，我们忽视了英国社会和经济的变化……我们通常认为，凯恩斯经济理论可以使英国经济走出萧条，并扩大就业。但实践证明并不是这样。如果我们还坚持这个理论，必然会导致经济的进一步膨胀，接下来的就是更大程度上的失业。”(48)
        其实，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处于这样的一个时期：凯恩斯理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旧的经济理论根基已经动摇，但新的主流经济理论还没有确立。在这种时期，各种理论同时出现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除了少数人仍然坚持凯恩斯理论外，以原来的共识政策为基点，以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保守党决定向右转，开始奉行新右派的货币主义。工党内部以托尼·本和富特为首的左翼开始向左转，主张实行扩大公有制的经济战略。无论这两种观点是多么针锋相对，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否定了作为战后共识政治基础的凯恩斯主义，两党都决心要在凯恩斯经济理论之外去寻找一种解决英国经济问题的方法。为了克服经济困难，工党和保守党在混合经济体制下，所能运用的措施和手段都用了，战后基本保持不变的所有制结构成为剩下的一个最大的可能目标(49)。
        克罗斯兰是为凯恩斯辩护的主要工党理论家。1956年，克罗斯兰出版了《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这本“新费边主义宣言”以凯恩斯理论为依托，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繁荣时期的英国社会，认为英国已彻底改变了1914年以前传统资本主义的特征，建成了“福利国家”，采取了“混合经济”模式，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特殊阶段，它虽然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但“确实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它的确实现了传统社会主义的某些目标，并在这个范围内具有社会主义的特点”(50)。因此，面对左翼的激进政策，他必然要全力反击。1975年，克罗斯兰出版了论文集《现在的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和公有制问题再次予以阐述。他在书中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平等，“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再是一个社会的主要问题和特征”。在1950年之后，私营企业的权力并没有随着英国制造业的集中而增大，没有理由将大型私营企业公有化，公有制的延伸应该在混合经济的框架内有限度的进行。企业可以有不同的所有制形式，没有必要全部公有制或私有制，应根据不同情况选择最佳的融合，公有制是可以采用的一个政策和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手段。对于未来经济发展的理论和政策，克罗斯兰仍然从平等出发，即主张充分利用社会资本，使普通家庭也能消费部分奢侈品，普及和提高医疗教育水平，让普通群众过上不为衣食住行犯愁的生活。克罗斯兰认为，工党在70年代的主要目标就是实现上述任务，而不能指望更多的干预或国有化(51)。克罗斯兰对1964至1970年工党政府的经济政策进行辩护，坚持认为快速和持久的经济增长是可以实现的，政府有能力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和对私有经济的控制(52)。然而，面对70年代经济停滞和工业衰败的严酷现实，克罗斯兰的乐观主义设想显得太不合时宜了，不可能再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
        任何一个新纲领的出台一般都有理论上的论证，目的是获得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克罗斯兰是工党右翼理论家，在他的理论被推翻之后，应该有一个新的理论取而代之，否则，“工党1973年纲领”就很难被工党接受。正是出于对“工党1973年纲领”的辩护之需要，工党左翼理论家霍兰的专著《社会主义的挑战》正式出版了。
        霍兰认为，战后历届工党政府对“社会主义”的定义“并不是要改变阶级社会，而是关注社会的贫穷、痛苦和脏乱”。因此，它“保全了资本主义体制，加大了社会不公正”。工党政府制定的“不是社会主义的计划，其目的不是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垄断和资本家的生产动机，而是维护了社会阶级结构和经济的不平等”。在现实中，“相对于中产阶级、上层阶级来说，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在下降”。英国经济危机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结构的根本变化，即私人垄断的加剧。1970年，最大的100家企业控制了50%的资本。在这样的现实面前，谈论政府的干预和民主权利是自相矛盾的。由于跨国公司在英国经济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政府对跨国公司基本上无能为力，公有化的减弱增强了跨国公司的能量。因此，跨国公司是经济活动中最危险的敌人，任何政府想要遏止跨国公司的侵扰，必须具备强大的干预经济活动的能力。为了削弱跨国公司的影响，工党必须认识到目前的私营企业和公有企业的混合状况是不能让人满意的。公有企业不能被局限在那些无利可图的社会服务性行业和基础性行业，对这些行业实行公有制，是保证经济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面对国际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以及国家经济主权的衰落，如果工党不扩大公有制和进行“社会主义”的变革，工党政府只能是失败，今后再次上台还将失败。为此，霍兰主张抛弃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采取对经济活动中供给方的直接控制，通过两种方式加强国家干预，一是扩大公有制，二是建立一个管理和指导私营企业的国家机构。霍兰认为，未来的工党政府，只有采取这样的强有力的国家干预的措施，才能抵御跨国公司的威胁，解决英国经济问题，实现凯恩斯经济理论所不能实现的目标。通过对英国跨国公司的研究，霍兰得出了必须在更大范围、更深层面上实行公有制和计划化的结论，为“工党1973年纲领”作了理论上的注脚。霍兰相信，工党的1973年纲领和1974年的竞选宣言是一个具体化的战略，“工党的社会主义政策是解决我们目前面临问题的唯一希望”(53)。在霍兰的理论出台后，英国学术界对工党更替性经济战略的重视程度增强，产生了大量理论文章和专著，对这种工党新战略进行论证和支持。
        四
        然而，“更替性经济战略”被1983年大选的惨败砸得粉碎。由于“更替性经济战略”并没有在工党1974至1979年执政时贯彻实施，当工党1979年再次在野后，党内派系斗争更趋激烈。1981年3月，出于对“更替性经济战略”的极度不满，前工党内阁大臣大卫·欧文、雪莉·威廉斯、比尔·罗杰斯以及罗伊·詹金斯等成立了社会民主党，20多位工党议员退出工党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工党内部发生了自二战以来的最大一次分裂(54)。不久之后，社会民主党与自由党结成自由一社会民主联盟。工党在1983年大选中的得票率降到27.6%，仅比自由—社会民主联盟高出2.2个百分点(55)。在英国南部，工党只得到17%的选票，比自由—社会民主联盟低出12个百分点(56)。事实表明，绝大多数选民不赞同工党的更替性经济政策，工党遭遇了自1918年以来的最大一次失败，其以扩大公有制为核心的大选宣言被认为是“历史上最长的自杀备忘录”(57)。面对这样的结局，富特只有辞去领袖职务。
        “更替性经济战略”的失败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作为一个遵从资本主义制度游戏规则的党，根本原因应该从其选民基础上去寻找。工党是20世纪初诞生的一个新兴的政党，在较短时间内从一个选举联盟发展成为英国的两大党之一，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工人阶级的支持。工党因而被打上了工人阶级的烙印，决定其在制定政策时应该首先考虑工人阶级的利益。但与此同时，工党又是一个宪政党，尤其当其上台执政时，它还必须从国家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试图扮演一个全民党的角色。因此工党在政治上一直受到来自英国社会两个方向的压力，在制定政策时总感到左右为难。为了使工人阶级满意，工党就要采取激进的措施，这样就会破坏经济的渐进发展。为了平息资本家的恐惧，它就要背叛对工人的承诺，这样又会失去工人阶级的支持。这种左右为难两边都不想得罪的思想致使工党在战后历次执政前后表现出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开始靠承诺获得支持（主要是工人阶级的支持）赢得大选上台执政；上台后，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却让支持它的选民大失所望。从艾德礼政府到卡拉汉政府，任何一届工党政府的政策总是发生从左向右的变化。戴维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几乎不可能希望工党政府进行实质性的社会改革”，对工党而言，“不存在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58)。
        虽然如此，工党总体上还是被认为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说话的。工人阶级在历史上是工党的核心选举队伍，工党应该代表他们的利益并获得他们的支持，为此可以不惜得罪其他社会阶层。工党1973年纲领出台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防止一而再地忽视工人阶级的利益(59)。但这样做应该有这样一个前提：工人阶级是英国社会的主流力量，而且，工党的政策能够迎合他们的需求。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工党的核心选举人队伍大大削弱。由于科技的高速发展和充分利用产生了许多新兴工业和服务部门，非体力劳动性质的职业大幅度增加，到70年代末以后已超过职业总量的1/3。相反，传统制造行业在60年代达到高峰后迅速衰落，此行业内的工人阶级人数大大减少。如果按照英国传统的社会阶层来划分，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工人阶级人数在减少，中产阶级人数在增多。据统计，在80年代，英国大约有58%的人是工人阶级，39%的人属于中产阶级(60)。而且，工人阶级中的上层与中产阶级的下层的区分已很模糊(61)。这些中产阶级以及中产阶级化的工人阶级收入较高而且稳定，工作环境好，生活情趣及政治态度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从资本主义私有制中得到了好处，反对工党公有制政策(62)。
        上述变化在大选的选票中充分反映出来。1974年大选，工党最后一次依靠传统力量的支持而以微弱多数获胜，其中“有色人种”的72%投了工党的票，这些外来移民的大多数在传统制造行业工作(63)。1979年大选结果，工党只得到36.9%的选票，除了在苏格兰的选民支持率有所增加外，在英国中部、伦敦和东南地区的很多选民背弃了工党，工人阶级的支持率已不到50%，其中，技术工人的支持率从1974年的49%下降到45%，保守党则从31%上升到45%(64)。1979的大选在工党历史上是一个大的分水岭，它标志着工党开始失去技术工人的选票。1983年大选的情况更加明显，工党的工人阶级选票从1979年的55%又下降到49%，中产阶级的支持率下降到20%左右(65)。
        以上数字可以看出，工人阶级的选票在工党的全部选票中仍然占有最大的比重，但是工人阶级的大部分已经不支持工党了。继续支持工党的工人阶级中的绝大多数是来自英国北部地区的传统工人阶级，而且工人阶级选民数量在全体选民中的比率在下降。从1979年开始，工党不仅得不到中产阶级的支持，过去忠诚的南方工人阶级的选举基础也日益受到削弱(66)。工党在经历了80年的政治生涯之后，又几乎回到了其成立之初的起点上(67)。
        1945至1979年，工党核心的工人阶级选民人数下降，工人阶级内部的阶层也出现分化，70年代人们就已经对工党是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展开争论(68)。由于来自工人阶级的选票尚能够满足工党大选中的需求，在战后30多年的执政时间上，工党与保守党基本上平分秋色，有关争论还不能过早地下结论。但工党在1979年和1983年连续两次大选的惨败结果证明了这样的事实：社会阶级和投票意向之间已没有必然联系了，仅仅依靠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传统体力劳动者的支持已不能保证工党在大选中获胜。霍布斯鲍姆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体力劳动者人数的下降以及失去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大多数选民的支持，是1979年以后工党几次惨败的根本原因(69)。工党既然遵守资本主义宪政制度，它就必须根据选民的需求而不是党的原则行事，工党左翼提出的“更替性经济战略”其实是工党长期实行右翼经济政策的一次强力反弹，但它并不能真正替代过去的政策，根本原因就是缺乏选民基础。
        综上所述，1973至1983年，由于英国工党左翼组织力量的增长、外部经济危机的影响、霍兰理论的支持等因素，英国工党制定了以扩大公有制为主要内容的“更替性经济战略”。后来的事实证明，上述工党政策并不符合英国的实际情况，造成工党在1983年大选中的惨败。但其经验教训也是极其宝贵的，它使工党内部更多的人认识到，左翼的激进政策不能迎合多数英国选民的要求，也不能解决英国的经济困境，反而造成自身在英国两大党政治格局中被淘汰出局的危险，从而促使工党下决心进行根本变革。工党想要再次复兴，它将不得不在一个更低的起点上去努力，赢得日益扩大的中产阶级以及中产阶级化的工人阶级的支持是工党必须努力的方向。于是，工党在1983年后开始“政策反省”运动，在布莱尔任期内实现了从老工党向新工党的历史性转变。
        注释：
        ①需要指出的是，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主要是指“费边社会主义”，工党所有理论家所提出的“社会主义”都是改良主义的某种表现形式，其实质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某种修修补补。而且，除了费边社会主义之外，英国工党还受到基尔特社会主义、道德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因此，工党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概念具有本质区别。
        ②马克·威克姆—琼斯：《经济战略与工党：1970-1983年的政治及政策形成》(Mark Wickham-Jones, Economic Strategy and the Labour Party: Politics and Policy-Making, 1970-1983)，伦敦1996年版，第53页。
        ③此文为200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英国工党主流意识形态演变与内外政策发展》（项目批准号：08BSS016）的中期成果；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对抗与合作：20世纪的英国工会与国家》（项目批准号：06JA770020）的中期成果。
        ④公有制在工党1918年党章中被确定为国内奋斗目标，但在工党执政时期并没有充分实施，工党左翼对此一直强烈不满。
        ⑤1970年之后，托尼，本在党内的地位极为显赫，曾任影子内阁的工业大臣，执行委员会下属的国内政策委员会的主席，1970年至1974年任工业政策高级委员会的主席，1974年2月至1975年任国家工业总干事、邮电部大臣。在1962至1985年选取工党的工党执行委员会成员的选举中，其名次一直位居前列，其中1974至1984年名列第一。帕特里克·赛义德：《工党左翼的兴起和衰落》(Patrick Sey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abour Left)，纽约1987年版，第98页。
        ⑥托尼·本认为，英国社会主义的基础是公共道德、民主控制和国际团结，它起源于基督教伦理，受到欧文、马克思、哈第、比万的多种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即使在苏东事变之后，托尼·本依然坚守其英国社会主义的主张，反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右翼势力的必胜信念忽视了资本主义世界衰落的事实。托尼·本：《一个时代的结束：1980-1990年的日记》(Tony Benn, The End of an Era: diaries1980-1990)，伦敦1992年版，第XI-XII页。
        ⑦克里斯·库克、伊恩·泰勒编：《工党：历史、组织结构和政纲》(Chris Cook and Ian Taylor, eds., The Labour Party: an Introduction to its History, Structure and Politics)，伦敦和纽约1980年版，第24-25页。
        ⑧埃里克·肖：《1979年以后的工党：危机与转化》(Eric Show, The Labour Party Since 1979: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伦敦和纽约1994年版，第8页。
        ⑨马克·威克姆—琼斯：《经济战略与工党：1970-1983年的政治及政策形成》，第1页。
        ⑩M.哈特菲尔德：《1970-1975年左翼政策的形成》(M. Hatfield, The House the Left Built: Inside Labour Policy-Making1970-1975)，伦敦1986年版，第149页。
        (11)F.W.S.克雷格主编：《保守党和工党年会决议，1945-1981》(F. W. S. Craig compiled & ed., Conservative & Labour Party Conference Decisions1945-1981)，西苏塞克斯1982年版，第413页。
        (12)伊恩·戴尔主编：《1900-1997年工党大选宣言》(Iain Dale, ed., Labour Party General Election Manifestos1900-1997)，伦敦和纽约2000年版，第201-202页。
        (13)英国职工大会：《英国职工大会第109次年会报告》(TUC, Report of 109[th] Annual Trades Union Congress)，伦敦1977年版，第251-252页。
        (14)英国职工大会：《英国职工大会第112次年会报告》(TUC, Report of 112[th] Annual Trades Union Congress)，伦敦1980年版。
        (15)罗伯特·哈里斯：《尼尔·金诺克的素质》(Robert Harris, The Making of Neil Kinnock)，伦敦1984年版，第155-156页。托尼·本在9月29日上午代表工党执行委员会作了上述自认为是“具有首相”风格的演讲，其主张废除上院的动机使后者延迟了左翼提出的关于公有制和工业民主的立法。托尼·本：《一个时代的结束：1980-1990年的日记》，第30页。
        (16)英国职工大会：《英国职工大会第114次年会报告》(TUC, Report of 114[th] Annual Trades Union Congress)，伦敦1982年版，第273页。
        (17)杰夫·里：《私有化》(Geoff Lee, "Privatisation")，比尔·约翰编：《英国政治问题现况》(Bill John, ed., Political Issues in Britain Today)，曼彻斯特和纽约1999年版，第200页。
        (18)埃里克·肖：《1979年以后的工党：危机与转化》，第12-13页。
        (19)伊恩·戴尔主编：《1900-1997年工党大选宣言》，第244页。
        (20)拉尔夫·密利本德：《英国资本主义民主制》，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80页。
        (21)帕特里克·赛义德：《工党左翼的兴起和衰落》，第1-3页。
        (22)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资料汇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页。
        (23)迈克尔·富特：《另一个心脏和不同的脉动》(Michael Foot, Another Heart and other Pulses)，伦敦1984年版，第160-161页。
        (24)帕特里克·赛义德：《工党左翼的兴起和衰落》，第7页。
        (25)詹姆斯·贾普：《1931-1941年的英国激进左派》(James Jupp, The Radical Left in Britain 1931-1941)，伦敦1982年版，第147-155页。
        (26)戴维·鲍威尔：《何为左派？——英国工党与社会主义传统》(David Powell, What' Left? Labour Britain and the Socialist Tradition)，伦敦和切斯特1998年版，第221页。
        (27)工党左翼很少与工会联系是左翼长期支持率较低的原因之一。
        (28)佩特森、托马斯编：《西欧社会民主党》，上海文艺出版社1977年版，第114-115页。
        (29)亨利·佩林：《工党简史》(Henry Pelling, A Short History of the Labour Party)，伦敦1965年版，第110页。
        (30)戴维·科茨：《工党及为社会主义的斗争》(David Coates, The Labour Party and the Struggle for Socialism)，伦敦1975年版，第210页。
        (31)由于论坛组织成员在议会表决时多人“缺席”，工党政府在1974至1979年的很多提案被否决。
        (32)马丁·博迪、科林·富奇：《工党委员会和新左派的选择》(Martin Boddy and Colin Fudge, "Labour Councils and New Left Alternatives")，马丁·博迪、科林·富奇编：《地方社会主义？工党委员会和新左派的选择》(Martin Boddy and Colin Fudge, eds., Local Socialism? Labour Councils and New Left Alternatives)，伦敦1984年版，第7-8页。
        (33)保罗·伯恩：《英国社会主义运动》(Paul Byrne, Social Movements in Britain)，伦敦和纽约1997年版，第63-94页。1972年后，工党执委会人数23人，其中地方选区组织7人，工会12人，社会主义团体1人，青年社会主义者1人，正、副领袖2人。D.巴特勒、G.巴特勒：《英国政治实况（1900-1994年）》(D. Butler & G. Butler, British Political Facts, 1900-1994)，伦敦1994年版，第148-149页。
        (34)帕特里克·赛义德：《工党左翼的兴起和衰落》，第63-71页。
        (35)保罗·怀特利：《危机中的工党》(Paul Whiteley, The Labour Party in Crisis)，伦敦1983年版，第53-79页。
        (36)保罗·怀特利：《危机中的工党》，第7页。
        (37)个人党员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人阶级党员的减少，1966至1970年的工党政府下台后，一部分体力劳动者离开了工党。保罗·怀特利：《危机中的工党》，第61页。
        (38)G.基钦：《重想社会主义：为了更好实践的一种理论》(G. Kitching, Rethinking Socialism: A Theory for a Better Practice)，伦敦1983年版，第102页。
        (39)帕特里克·赛义德：《工党左翼的兴起和衰落》，第47页。
        (40)帕特里克·赛义德：《工党左翼的兴起和衰落》，第101页。
        (41)佩特森、托马斯编：《西欧社会民主党》，第114页。
        (42)戴维·科茨：《工党及为社会主义的斗争》，第215页。
        (43)D.巴特勒、G.巴特勒：《英国政治实况（1900-1994年）》，第136页。
        (44)哈罗德·麦克米伦：《从政末期》，商务出版社1980年版，第84-87页。
        (45)D.巴特勒、G·巴特勒：《英国政治实况（1900-1994年）》，第374页。
        (46)乔纳森·米奇：《1972-1992年的经济遗产》(Jonathan Michie, The Economic Legacy 1979-1992)，伦敦1992年版，第1页。
        (47)玛格丽特·撒切尔：《通往权利之路》，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第321-322页。
        (48)帕特里克·赛义德：《工党左翼的兴起和衰落》，第23页。
        (49)工党扩大公有制战略的出台也受到1973年以后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的影响。危机加深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现有经济体系的怀疑，西方世界出现了新一轮的社会主义和扩大公有制的热潮，危机更为严重的英国当然也不例外。1974年4月，威尔逊工党政府上台之后，英国开始了第二次国有化浪潮，1975年和1976年分别成立了国家企业局，其主要任务就是创建新的国有企业、对私营企业参股等。徐茂魁等：《国有经济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8、105-106页。
        (50)安东尼·克罗斯兰：《社会主义的未来》(Antony Crosland, The Future of Socialism)，伦敦1956年版，第115页。
        (51)安东尼·克罗斯兰：《现在的社会主义和其他评论》(Anthony Crosland, Socialism Now and other Essays)，伦敦1975年版，第15-58页。
        (52)克罗斯兰是这届工党政府的内阁大臣，先后担任经济事务部、教育和科学部、贸易委员会、地方政府和区域计划部的主要负责人。
        (53)斯图亚特·霍兰：《工党纲领的挑战》(Stuart Holland, Stratege For Socialism: The Challenge of Labour's Programme)，诺丁汉1975年版，第5-82页。
        (54)埃里克·肖：《1979年以后的工党：危机与转化》，第16-17页。
        (55)D.巴特勒、G.巴特勒：《英国政治实况（1900-1994年）》，第219页。
        (56)A.米切尔：《工党死亡的四年》(A. Mitchell, Four Years in the Death in the Labour Party)，伦敦1983年版，第131页。
        (57)埃里克·肖：《1979年以后的工党：危机与转化》，第12页。
        (58)戴维·科茨：《工党及为社会主义的斗争》，第VIII页。
        (59)史蒂文·菲尔丁：《工党：“新”工党的继承与变化》(Steven Fielding, The Labour Party: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Making of "New" Labour)，纽约2003年版，第24页。
        (60)亚瑟·马威克：《1945年以来的英国社会》(Arthur Marwick, Britain Society, since1945)，伦敦1996年版，第329页。
        (61)亚瑟·马威克：《1945年以来的英国社会》，第208页。
        (62)亚瑟·马威克：《1945年以来的英国社会》，第207页。
        (63)塔里克·莫多德：《雇佣中的人种和种族歧视》(Tariq Modood, "Ethnic diversity and racial disadvantage in employment")，泰萨·布莱克斯通等编：《英国的种族关系：一种发展议程》(Tessa Blackstone and others eds., Race Relations in Britain: A Developing Agenda)，伦敦和纽约1998年版，第53页。
        (64)彼得·詹金斯：《撒切尔夫人的革命》，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249页。
        (65)埃里克·肖：《1979年以后的工党：危机与转化》，第27页。工党在1983年大选中获得工人阶级的选票，有的学者的统计数字是42%。马丁·史密斯、乔安娜·斯皮尔编：《变化中的工党》(Martin J. Smith and Joanna Spear edited, The Changing La bour Party)，伦敦和纽约1992年版，第15页。
        (66)戴维·科茨：《工党政府：旧的制约与新的参数》，杨雪冬：《“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页。
        (67)英国当时被认为存在南方和北方两个民族，工党代表北方，保守党代表南方。北方与过去、依赖和救济、失业和贫穷联系在一起；南方代表着未来、自立和自信、就业和富裕。彼得·泰勒：《政治变迁》(Peter Taylor, "Changing Political")，保罗·克拉克编：《英国在撒切尔时期的政策和变化》(Paul Cloke edited, Policy and Change in Thatcher's Britain)，伦敦1992年版，第51页。
        (68)汤姆·福雷斯特：《英国工党与工人阶级》(Tom Forester,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and the Working Class)，纽约1976年版，第8-67页。
        (69)克里斯·哈姆莱特等编：《变化的社会结构》(Chris Hamnett & others edited, The Changing Social Structure)，伦敦1994年版，第120页。
     
    转自《世界历史》(京)2008年5期第64～74页

责任编辑：刘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