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的重点是讨论西方中国学的传承和新潮，侧重分析西方学者如何研究和解释中国的历史。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学者的中国史研究著作，不断在中国翻译出版，引起了许多注意。一般而言，中国学者对于西方同行层出不穷的新颖观点，颇感兴趣。作者认为，西方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之所以擅长推陈出新，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虽然研究中国史，但其历史研究的观点和方法，则常常受到中国史以外领域的启发。二是他们在材料的开发上面，其实还常常受惠于中国学者和出版界，比如中国档案的开放和编辑出版的原始史料等等。换言之，全球化的高歌猛进，使得学术交流比以往更为便利，因而造成了国际中国史学界新潮迭出的现象。
    关 键 词：西方 中国史 中外学术
    作者简介：王晴佳，男，江苏苏州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江讲座教授。

    中外学术的异同以及这些异同如何影响国外中国史的研究，是当今中国史学界颇为关心的问题。我对这一问题，也很有兴趣。作为一个华裔学者，而且又常常回国，我自然比较关注中西、中美两国文化的一些差异。在讨论海外中国学发展或中国研究发展的时候，我倾向于从许多方面来考虑，并不仅仅限于学术层面。我的考虑和思考又与我个人的训练有关。我当年到美国并不是去研究中国历史，而是研究欧美历史的，一直到现在为止也不是完全的China scholar(中国研究者)。在研究中国史方面，我是介于外行和内行之间，因此在跨文化之间的研究与比较、特别是在比较两个史学传统等方面一直抱有很浓的兴趣，并且也着重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顺便提一下，在英语世界，如果说China scholars一般指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学者，而Chinese scholars指的是中国的学者，也即族群意义上的中国人。所以我又兼及两者。
    从2008年开始我主编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中国的历史研究》)。这是由美国M.E. Sharpe出版公司自1968年以来就出版的一种专门翻译、介绍中国学术的杂志，其重点是中国历史研究的状况，其他还有翻译介绍中国学者研究哲学、思想、经济等方面的同类杂志。我把这个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杂志理解为“中国的历史研究”，而不是“中国历史研究”。换句话说，就是我不把它看作为一个介绍中国人研究中国历史的杂志，而是想把它看成一个介绍中国人研究所有历史的杂志。我担任主编之后，编了一个专辑，选择翻译了中国的世界史或全球史研究成果。①以后这样的事情我还要做，因为在中西学术交流方面，中国方面仍然是接受方，呈现的是一种不对等的关系。我将尽我所能，对此有所补正。
    当然，对西方读者而言，可能对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兴趣更为大一些。我主编的杂志也希望能成为一个沟通中外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渠道。最近我知道国内对美国“新清史”研究比较感兴趣，有不少学生甚至已经以此作为硕、博士论文的选题。而在2010年，我就办了一个专辑，介绍戴逸先生近年主持的清史计划，因为就我了解，西方研究清史的学者对这个计划知之甚少，而且也不太重视。一般认为，这是一个很官方的计划。其实这也是很多中国学者的看法。但是不管怎样，当代中国为什么要编一部正史，他们在讨论的一些什么课题，关心什么内容，还是值得让西方的中国学家了解。而且我在选择相关论文的时候，发现在有些方面，比如如何编纂这一“正史”的体例问题，中国学者有不少新颖的看法。换言之，如果这是一部官修正史，那它不是传统史学的回归，而是希求推陈出新的一个尝试，因此个人认为应该引起西方中国学家的重视。②我以后还要编中国的妇女史研究和中国的物质文化研究的专辑。因此近年所做的工作也让我十分注意西方中国学研究的传统和新潮以及与中国学术的异同。
    美国的中国研究抑或西方的中国研究，我以为是和两个方面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的。第一是欧美文化的整体变化和历史学在学科化、专业化以后的发展；第二是中国本身的变化和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的相互交流。下面就这两个方面来作一些观察和分析。
    先谈第一个方面，加州大学周锡瑞教授(Joseph Esherick)最近在北大历史系上课，他提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在美国历史学系，没有我是做世界史的和我是做中国史的那种壁垒森严的区分。但在中国历史系，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我是搞世界史的，中国史的会议和讲座我就不去了。我虽然曾在中国工作，但在美国时间久了，对这一说法和行为也会感到奇怪，甚至无法理解。在美国大学的历史系或者其他系科，基本都有一个机制，而在中国好像还没有，那就是大约每个月甚至每半个月就会让一位教师作一场学术报告，向全系师生(特别是研究生)开放，而所有的教师都会尽量参加。报告者会将尚未完成的论文粗稿拿来给各位批评，所以世界史、中国史或非洲史的学者之间不存在什么学科的分界线，也不会因为自己不从事某一区域的研究，就不对报告者的内容产生兴趣及提出批评。杜维运先生曾在一本比较中外史学的著作中指出，有所谓“正统的西方史家和非正统的西方史家”的区别。③他所指的“正统的西方史家”，就是西方人研究西方历史的学者，而“非正统的西方史家”，就是西方研究西方以外地区的学者。如果有这两种人，他们之间也没有畛域分明的界限，而是一直有着交流和互动。因此欧美的中国学家，可以随时吸收研究欧美历史的学者的成果和视角，不但将有些研究视角引入中国史的研究，而且也对这些视角从中国历史的角度加以修正和补充。这一方面，欧美研究中国或亚洲妇女史的学者，成就就比较突出。妇女史的研究，与196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欧美的妇女史研究，一般都以西方社会对女权的界定出发。但这些界定，或对女权的认识，与亚洲社会的具体情形，自然存在差别，因此欧美研究亚洲妇女史的学者，经常对西方的女权主义不断地进行修正和批评。他们通过对中国妇女的研究，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中国社会中两性关系、家庭结构与西方社会之间的明显差异，由此而对中国历史的理解提出一些不同的解释。④如果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学者不与研究欧美历史的同行、同事进行交流、磋商，显然这些成果就不会轻易获得。
    中国学者看到西方的中国研究，大致上有一种新潮迭出、目不暇接的感觉。这一现象，与欧美的中国研究者不断与其他同事、同行交流，有着很大的关系。而从大的方面来说，欧美人从小就培养出一种个人主义的意识。在教育体制上，美国的教育非常强调培养个性，小学生写作文，常有“I am me”，即“我就是我”这样的题目，希望这些学生能发掘自己的个性和特长，也即如何与众不同的特点。这些从小的教育，使得他们成为学者以后，一直追求新颖的视角，即使受到其他同行的启发，一般也不会满足于照搬和引进，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和史料的分析，提出修正。所以对于美国学者来说，你用这种方法，我就用另一种方法，你做这个课题，我就做另一个课题。这是十分常见的现象，造成他们视角的不断转换和更新。与之相比，中国自古(隋唐之后)以来就实行应试教育，学童从小就希望获得一种标准的答案，因此创新意识不强。在有些时代，当权者甚至根本就不允许有创新，因为创新就会产生异端。从这一层面来看，中国人要像西方学者那样，在学术上新见纷呈，为期甚远。但凡事都有正反两个方面。中国人的守旧、划一和从众，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国文明的源远流长。由于每一代的学者都不断在重复前人的成果，保证代有传人，以致至少在文化的层面，中国持续了五千年不间断的文明。而西方历史常有剧烈的断裂。西方人的历史意识，与中国人的历史观念，有着明显的差异。
    西方中国学的研究，与欧美社会又有密切的互动。坦白地说，虽然近代以来，西方学者提出和提倡所谓纯粹的学术。比如在历史研究的领域，德国史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所倡导的“如实直书”的客观主义史学，曾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中期的近一百年中，被视为历史研究的圭臬而受到追捧。换句话说，如果西方有所谓纯粹、客观的学术，也就大致在这段时间里面。所以E.H.卡尔曾说“19世纪是个尊重事实的时代”。⑤但其实这之前与之后，西方学术从大的方面来说，仍然是非常经世致用的，和社会有密切的互动。英文学界里将“经世致用”翻译成 Statecraft，意即治理国家，为政府所用。但其实“经世致用”的中文原意是学术为社会大众服务。我说欧美学术也有“经世致用”的传统，指的是它与欧美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欧美的中国研究，与欧美社会、文化之间，一直有密切的互动。举例来说，最早的汉学传统是从欧洲开始的，当时欧洲强国称霸世界，将西方之外的地区视为冥顽不灵的、行尸走肉的文明，用一个“东方”(Orient)来概括。“汉学”(Sinology)是东方学的一部分，东方学是研究已死的、过往的文明，如印度学、埃及学、巴比伦学等。这一东方学研究的重点是掌握语言和保存文献。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在美国一些传统的历史学系，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人一般都进入东亚系。如在哈佛大学，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人才进入历史系，因为他们认为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历史才与世界历史产生联系。到现在为止，很多欧洲的中国史研究者还基本在“汉学系”，而不在历史系。他们对这一做法也有不少批评，因为影响了他们与同业者的交流。⑥在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种观念逐渐被打破，很多美国的州立大学中，研究中国史的教授都进入到了历史系，无论研究的时段。
    也是在1960年代，西方的汉学研究开始经历一个重要的转化，从原来注重语言的学习和文献的整理、翻译，转到了将中国文化和历史作为一个“活”的对象考察。这一转变由美国开始，由哈佛大学的费正清(John K.Fairbank)所倡导，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哈佛学派”。这一学派的特点就是将中国研究视为一个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换言之，也就是将中国视为影响整个世界的区域之一。所以这一转变十分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根本性的，因为这代表了西方人中国观的一个根本改变。中国文明不再被视为一个停滞不前、亟待拯救的文明，而是成为现代世界的一部分，而且还通过其自身的发展变化，对世界历史产生着某种影响。
    因为篇幅所限，我在这里无法细谈这一转变的多重背景。但历史观的变化显然与历史本身的走向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必须将两者结合起来看。在当今西方学术界，1960年代已经被视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而且颇受重视。因为在这个年代，世界上发生了许多事情，都对历史研究和整个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就是二战以后冷战局面的形成，整个世界分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其次，这两个阵营，又在1960年代开始进行了持久的交锋，那就是耗时长久的美国侵越战争。这一战争不但加害于越南，也伤害了美国人民。许多美国年轻人被征调入伍，其中也有许多人在战场上失去了生命。由此在美国社会中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反战运动。第三，反对越战的年轻人，不但批评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其中深思熟虑者，还对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自由世界的价值系统提出质疑，也即怀疑西方文明的优越性。第四，这一反思，也让他们注意到了自身社会的弊病，比如美国社会中间存在的种族歧视。也就是说，西方年轻人看到西方近代文明中虽然提倡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追求自身幸福的权利，但实际上美国社会和法律制度，都助长并肯定了对黑人和少数族裔的歧视。这就是一种表里不一，显现出西方近代文明的虚伪。(举一个中国人或许想知道的例子，那就是自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以后，中国人在美国无法成为合法公民，也无法将自己在国内的妻儿带到美国。这一法案到1943年才逐步取消。因此美国人歧视中国人，长达60年之久。而中国人可以在美国正式申请成为公民，要到1965年才为美国国会认可，这也可视为是那时民权运动的成果之一。)因此那时掀起的民权运动，虽然以黑人为主体，但也有不少白人青年人参与其内，甚至为之牺牲了生命。
    就学术层面而言，从汉学到中国区域研究的转变，展现了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及其深化发展。现代化理论的缘起是探讨西欧现代化的成功，但很快研究者便发现，即使在西欧的国家中，其现代化的道路也不是划一的。由此扩展出去看世界，那么世界各地区的现代化道路，也各个不同，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因此现代化理论的原意是想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够实现现代化，为什么有些区域不能实现现代化。但其以后的发展则正好与之初始愿望相反。到了20世纪70年代，一些学者提出了多元现代化的理论，其基本核心就是主张各个国家都可以有不同的现代化。于是，现代化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终结，自那时起不再为西方学者所青睐。⑦
    但是1960年代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和中国区域研究的发达，则有着很密切的联系。许多费正清的学生回忆道，费正清在哈佛常常请一些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来一同探讨中国文明的传统以及在近代的变化，由此而显现出中国区域研究的特点。他们所关心的主要论题是两个，一是为什么中国社会在长时期内没有产生像西方那样的革命性的变化，譬如资本主义的兴起。二是中国在近代开始变化以后，又为什么是共产主义者最后在中国取得了政权。前面的一个问题与现代化理论有密切的关系，而后一个问题则突出了中国研究的现实意义，因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成功，使其成为共产世界的重要一员，在冷战的背景下成为了美国的对立面。于是，中国研究就从欧洲汉学的传统中脱离了出来，不再以研究中国的古典文献为重点，也不再把中国看做是一个即将流逝、不合时宜的文明，而是开始注重研究中国的近代发展及其对当今世界的潜在影响。费正清本人著作等身，其中最具社会影响的一本是《美国与中国》，在1948年出版以后不断再版。其实费正清在1940年代后期写作该书，已经反映了他希求将中国研究，在二战以后世界局势变化、共产世界与西方“自由世界”相互对立的场景下，加以重新审视。
    于是，中国研究在战后美国的发展，便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意义。而这个现实意义，又与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息息相关。因为对费正清等人来说(这也是他《美国与中国》一书的关注重点)，中国在受到西方冲击以后，最后选择了共产主义的道路，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美国的公众、包括政客，都无法理解，而作为一个“中国通”，费正清必须做出他的解答。如所周知，国民党与美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国民党政府中的许多人，都受过美国的教育，更加强了美国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纽带。但在二战之后的短短四年间，国民党就一败涂地，退居台湾，于是美国舆论界就有“谁丢掉了中国?”(Who lost China?)的疑问。如果要对这个质疑作出解答，那就必须注重研究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整体变化。换言之，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便成了问题的核心。
    饶有趣味的是，中国所走的现代化道路，如果有独特之处，则正好挑战了现代化理论的原始出发点，那就是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普适性、普遍性。相反，以中国为例，在世界非西方地区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其道路可以多种多样，并不以西方的、也即西欧的模式为基准。费正清的著名论点——“西方冲击、中国回应”，其实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第一个层面就是西方的冲击，其中自然有突出、强化西方作用、模式的一面，但应该说并不违逆近代以来世界局势的整体发展，因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达的确是促进近代世界历史变化的主要动因。费正清论点的第二个方面，那就是中国的回应。在这个方面，他的最后解答其实是：中国的回应有其特别之处，并没有按照西方模式。这也就是说，费正清承认中国走向共产主义，有其一定的必然性。这也就是承认现代化道路之多元和多样。从这个意义上说，费正清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并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样，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西方中心论。
    正如上面所言，如果看到并承认现代化道路的多样，也即“多元现代性”，那么现代化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终结。196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的发展，逐步走出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其道理就在于此。那时以来，西方的中国研究，又转向了一个新的方向，那就是柯文(Paul A.Cohen)在他那本初版于1984年的有名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所总结的那样，西方的中国学家希望在中国的立场上，重新审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变化。⑧但吊诡的是，这些费正清学生辈、新一代的中国研究者，并没有在中国生活的经验(因为自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就与西方世界隔绝了)。他们希望“在中国发现历史”，从中国立场出发解释中国历史，其实更多地反映的是他们在美国生活经验的心理写照。⑨
    那么，1960年代以后美国或西方的学术界发生了什么变化，才促使柯文等人希求“在中国发现历史”呢?从大的方面来讲，就是二战以后冷战局面的形成，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独步全球的挑战。与之相联系，战后的民族独立运动标志了第三世界的崛起，其中包括中东石油输出国家自1970年代以来的强势地位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那也就是说，与19世纪迥然不同的是，西方强权在二战以后，不但必须面对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且还要与日渐强盛的第三世界尊俎折冲、时时较量。从历史学的演变来看，这一变化的表征就是西方史家开始放弃原来那种一线的历史观，也开始怀疑西方文明引领全球的自信。用当代历史思想家安可施密特(Frank Ankersmit)的话来形容，那就是西方史学这棵大树已经步入深秋，秋风萧瑟，落叶缤纷。如果说19世纪的史家注重探讨历史演变的长程规律，也即注重研究树干的延伸和发展，那么到了当代，史家则更倾向于研究那些色彩斑斓但又微微欲坠的落叶，而放弃了对宏观历史走向的探寻。⑩安可施密特的观察，用的是形象的比喻，体现了后现代历史思维的特征。但他的观点，也为实践中的史家所同意。美国历史学会的前任主席、拉美史专家芭芭拉·瓦因斯坦(Barbara Weinstein)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现代史家一向以探究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为研究重点，但当代史家已经逐渐放弃了这一企求，而是转向了对事件本身的叙述与描绘。(11)其实，如果因果关系不再成为历史著述的核心内容，也就说明史家已经慢慢放弃了对历史走向做长程考察和解释历史进程演变的这一传统职责。
    美国的中国研究，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从思考、解释历史进程轨迹到形象描述历史事件本身的转变。我们可以结合美国中国学变化的第二个方面，也即从与中国本身的变化和中美两国学者相互交流的角度，举例阐述。费正清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突出了西方激发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因素。他的这一结论，也为民国时期的史家所赞同，比如蒋廷黻的《近代中国史》，也以西方与清代中国的交涉为考察重点。坦率地说，如果我们继续将1840年的鸦片战争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其实就是接受了“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解释框架。因为这一做法，突出了西方对传统东亚世界秩序的挑战，忽略、弱化了中国社会自身产生变化的潜能。1949年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继续了民国时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对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做了更大规模的讨论。这些讨论集中表现为所谓“五朵金花”——所围绕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探寻中国历史演化是否有其特殊的、自主的规律性。而其中“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更是为了发见中国封建社会自身发生变化的潜能。
    有趣的是，中国史家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得出的基本上是一个悲观的结论，也就是由于种种原因，明清两代虽然有不少资本主义的原发因素，但最终资本主义在中国封建社会没能、也无法建立起来。这样的讨论却在西方新一代的中国研究者中，激起了不少回应。黄宗智(Philip C. C.Huang)的学术道路，便是一个佳例。从香港到美国求学的黄宗智，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获得中国研究的博士学位。据他自己回忆，他在华盛顿大学受到的教育，基本上遵循欧洲汉学的传统，以阅读、分析、考订文献为主。在这个基础上，他出版了研究梁启超的第一本书。他之选择梁启超，显然有费正清“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观点的痕迹，因为梁是一位能从“域外”看中国的思想家。(12)但黄注意梁启超，在西方/中国这两极之外，又增加了另外一个、也即亚洲的向度。
    在这以后，黄宗智的中国研究，产生了一个转折性的变化，而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既有1960年代西方学术界变化的影响，又与中国学界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有着直接的联系。据黄自己说，在1960年代反越战的热潮中，他们这一代的学者，对于以西方模式为出发的现代化理论，产生了很强的怀疑感。相反，他们同情弱者，也即越南战争中作为美国对手的越南，进而把这种对弱者的同情延伸到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认为中国的革命，也是弱小的民族反对外国强权的一种抗争。他们于是对自以为是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十分不以为然。因此黄宗智的研究，便从思想史转到了经济史，以明清两代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为核心。
    黄宗智等美国中国学家有关明清经济的研究，与中国学者之间有大量的互动。如同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这种互动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中美中国研究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挑战原来那种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停滞不前、一成不变的看法。明清社会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出现，便自然成了他们关注的重点。黄宗智自1966年开始，就一直在美国的中国研究重镇之一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并在1975年开始主编《近现代中国》(Modern China)杂志。他在《近现代中国》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论述，既回顾他个人的研究路径，又评论反思该领域的研究动向。后者也包括对中国学者论著的评论。1979年，也即在他开始研究明清经济的数年以后，黄发表了一篇评论中国学者论著的文章，其中说道：“美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解释，自然也影响了中国史家，也许更多地是在负面的方面。在这同时，美国的中国研究，受到了中国学者的深刻的影响。这一影响在目前表现为，美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与中国学者的兴趣和研究，产生了一些交合，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中国学者在1950和1960年代对群众运动和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对美国学者产生的影响，尚无可估量。”(13)黄宗智的评语其实指的是当时中国史学界“五朵金花”中的两朵：“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对美国年轻一代的学者，产生了许多吸引力，因为这些问题的讨论，目的是要考察中国社会自变的能力和实际变动的情形。
    1979年也是中国开始对外开放的年代，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者有机会到中国实地考察，阅读和运用档案材料。黄宗智本人就是在那一年到了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访学，不但阅读明清档案、走访民间和发现地方史料，而且还与中国学者之间产生了大量的互动，对他们进行长时间的访问与交谈。(14)他这一年对中国华北农村的研究，显然是他写成《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1985)一书的一个重要前提。当然他这本书的成功，也得益于他娴熟的日文阅读能力(他的资料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取自日本学者采集的所谓“满铁档案”)和西方社会科学的知识，比如如何借助人口学的方法考察社会的变化等等。他所提出的“内卷化”(involution，亦可译为“过密化”)观点，正是在他考察华北农村家庭人口的增长及其对家庭农场的经营所施加的影响而后得出的。
    如果说黄宗智对于华北农村经济的研究，还没有与中国学者的“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直接交接，那么他在1990年出版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350—1988》一书，则显然是针对明清江南经济变迁的历史意义而写的。其实，即使是第一本书，他所关怀的还是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换句话说，他要考察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内部结构，由此来思索中国传统社会是否能自身转化的问题。他对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影响，在第二本书中有详细的描述，但他还是认为，中国传统经济的“过密化”或“内卷化”，在明清江南还是存在，并没有由于那些“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所改变。因此黄宗智的这两本书，得出的结论也与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有着不少相似之处。那就是中国的传统农业经济，缺乏由自身的变化而形成一种在本质上变化的能力。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黄的研究又有至少两个独特之处。第一，他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没有为在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反而延缓了中国经济的变化发展。他认为中国经济的本质性变化，一直要到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以后，才慢慢形成(这也就是他将第二本书断限在1988年的缘故)。第二，黄宗智的研究，力图淡化政治、军事事件对历史进程所造成的影响，而更注意历史变化的“长程”或“长时段”因素。他在第一本书中，没有把鸦片战争视为一个历史的开端，而在第二本书中，也没有突出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的成功如何转变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
    也许有人会说，黄宗智是一个华裔学者，所以比较重视中国学者的成果并与中国学者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其实不然。许多美国的中国研究者，其研究均在不同程度上与中国学界产生一些互动和交接。黄曾在一篇长文中分析美国中国研究、甚至中美关系中的“文化双重性”(biculturality)。美国的中国研究者自然也包括在内，因为他们掌握了中文，但同时又在美国的学术界工作、研究。(15)他们对中国的研究，显然无法与中国完全脱离。举例来说，近年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王国斌(R.Bin Wong)等人引人瞩目的中国研究，虽然被许多人视为当今“全球史”研究的一部分，但其实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及研究的原始出发点，与黄宗智的研究并无二致。他们都是想关注、考察和分析中国的“前近代”(early modern)，也即中国在资本主义入侵以前的社会经济状况。所以他们与黄宗智等人一样，都被视为“加州学派”(California School)的成员。而这一学派的成员中，也包括像李伯重这样的中国学者，更可见中美两国学者的密切交流。
    如所周知，彭慕兰等人的研究，与黄宗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以致他们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6)而值得注意的是，与黄宗智相比，彭慕兰等人对江南经济的考察，得出了更为正面的结论，向西方中心论的现代化理论模式，提出了更为激烈的挑战。他的名作《大分流：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指出，在19世纪以前，特别是1750年以前，中国的江南与英国，经济发展水平相仿，都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结构相对合理的经济体。英国工业革命的产生，并不像以前所认为的那样，是从原来的经济形态和活动中衍生出来的，而更多地是与北美殖民地的发现以及能源的运用这些偶然因素相关。换言之，如果没有这些偶然因素，英国的经济也会像江南一样停滞不前，更无法产生革命性的剧变，引发资本主义。(17)彭慕兰的论点，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问题。他问的不是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因为这个问题的背后就暗示西欧产生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相反他力图指出：即使在西欧或者英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也不是必然的、自发的，而是借助一些偶然的外部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彭慕兰的论著，一方面延续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基本命题，另一方面则又转换了思考问题的角度。一言以蔽之，明清中国的研究，成了美国中国学家和中国历史研究者之间相互取长补短、斟酌商榷的最佳领域，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关心的课题，那就是如何用中国历史的事实，质疑和挑战西方模式的现代化发展途径。(18)
    美国的中国学家的“文化双重性”，不但表现在观点上与中国学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还表现在史料运用的方面。后者其实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他们从事的是中国历史的研究，运用中国保存的史料(不一定是中文史料)，就是一种必需。这方面的例子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但近年以来，美国的“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学派的论著，在中国史学界激起了不少涟漪，也许我们可以以此为例，略作说明。顾名思义，所谓“新清史”学派，就是因为这些学者的论著，对中国的清朝历史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他们的新颖之处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关清朝统治的性质。他们认为满洲人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能成功统治中国两个半世纪，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汉化”。相反他们指出，满洲统治者能维持清朝的统治，正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帝国”的视野，而不是想让他们的政权只是成为一个“中国的王朝”。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新清史”的学者特别注重研究满文的史料，希图由此来展现清朝统治者在文化认同上的“双重性”或“多重性”。限于篇幅，我们在此无法详论、评价这一学派论点。但必须承认，“新清史”学者的工作的确为清史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从而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19)
    那么，这一“新清史”学派的兴起，与中国学者的工作有何联系呢?其实，虽然中国的清史工作者，一般都不太重视满文史料，甚至也不懂满文，但最早开始运用满文来研究清史的，还是中国学者。当今“新清史”的领军人物、哈佛大学东亚系的教授欧立德(Mark C.Elliot)就指出，较早发现满文档案价值的是中国台湾的学者陈捷先和庄吉发。他们在1970年代发现，虽然清官的档案，有满文和汉文两种，但它们之间并不完全相同。换言之，满文档案并不只是作为一种副本而存在，而是有它们自身的价值。而几乎与此同时，日本和中国大陆的学者也开始整理和使用满文档案来研究清史。比如中国第一档案馆在1981年创刊的期刊《历史档案》，就刊载了满文史料的翻译。其他如《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等丛刊，也出版了满文档案的专辑。
    1980年代又是中国开始对外开放的年代。西方的中国研究者藉此机会，能到中国查阅资料、使用档案，无疑有助于他们研究的深入。以致美国的一些清史研究者惊呼：从此以后，如果想做一流的清史研究，掌握满文已经成了一种必需。(20)而通过对满文史料的研究，他们看到了清朝统治者的内心世界：虽然康熙、乾隆等清朝皇帝表现出对汉文化的尊重，但同时也竭力维护满族的文化传统。当然，“新清史”的提倡者也承认，在很大程度上，清朝统治者最终未能守住满族文化的传统——在清朝统治下，满人的汉化程度的确非常高，以致到了清朝中期以后(乾隆朝后期)，能熟练运用满文的满族人，已经不多了。但从清朝的对外政策来看(比如对新疆的征服和对西藏的统治)，还是能看出清朝统治者的“帝国”心态和姿态。(21)
    如果说“新清史”学派的兴起，与中国档案的开放和中国学者对满文档案的整理切切相关，那么“新清史”论点的提出，更是直接与中国学者对清朝历史研究的成果有关。显而易见的是，“新清史”强调满族统治者在文化认同上的“双重性”，就是直接针对中国学者(包括美国的华裔学者)的清朝“汉化”理论所提出的。在这方面的论争以罗友枝(Evelyn Rawski)与何炳棣在美国《亚洲研究》(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发表的文章最为有名。罗友枝的文章是她1996年成为美国亚洲年会主席的就职演说，其中总结了“新清史”的一些研究成果，然后提出应该对清朝有一个新的认识，不应把其简单视为一个“中国王朝”。因为她的文章以1967年何炳棣在同一刊物上的“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一文为对象，何便在1998年写了一个反驳，认为罗的文章断章取义、无事生非，因为他当时虽然强调清朝的“汉化”，但同时也注意到清代帝国的多种族性。何还强调，不能把清朝的历史从中国历史中孤立起来看，而应该把清朝视为许多“征服王朝”中的一个，因为它所采取的政策与其他王朝相比有着共同性和历史延续性。换言之，“汉化”是一个历史趋势，是中国历史的常态。(22)
    何炳棣虽是一个美籍华裔学者，但他的观点似乎也为大多数中国的清史研究者所赞同。这也就是说，虽然“新清史”的研究，与中国史学界在许多层面上有密切的互动，但其基本观点，却无法让许多中国学者接受(当然也有一部分中国学者赞同“新清史”的部分或全部论点)。(23)2010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举办了一场“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欧立德出席并发表了他的观点。但与会的中国学者大都表示歧义，不支持“新清史”对清代历史的解释。(24)
    为什么同样研究中国历史，中国学者与美国的中国研究者之间既能产生共识、又时有歧见呢?这个问题似乎又回到了本文探讨的核心。美国中国学家有关中国历史的研究，不但是美国学术研究的一个部分，同时也因为所处理的对象及运用资料的缘故，又与中国学界不时产生交接和交流。而两者相较，还是前者为主要。欧立德在解释“新清史”的兴起时说：“这些近年来我们(美国学者——引者注)共同所注意的题材。而如‘想象的共同体’、‘被发明的传统’、‘地缘实体’(geobodies)与国族目的论等，所有质疑民族国家之自然性质的概念，都与新清史的关怀相关。此外，新清史也接受‘族群’(ethnicity)与‘异己’(alterity)的新概念，将认同的‘事实’部分问题化。这个理论倾向，让新清史对中国这个‘国家’而言，具有潜在的颠覆性，从中开启了‘什么是“中国”’、‘成为“中国人”是什么意思?’等问题”。(25)换言之，美国学者推动“新清史”的研究，与当前西方史学界寻求突破和解构民族—国家史学这一近代史学传统的努力密切相关，而这一努力，又是他们希求突破西方中心论的史学研究模式(包括现代化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这其中的道理说来也简单：如果坚持以民族—国家的兴衰作为观察历史变动的视角，那么就无法真正突破西方中心论的藩篱，因为民族—国家最初就是在西方兴起的，其发展模式和运作结构，都影响甚至制约了非西方地区民族—国家建立和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一点上，彭慕兰对清代江南经济的考察，与“新清史”提倡者的政治层面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都希望超越民族—国家史学的视野，将中国历史的变迁从全球的、世界的角度来衡量和评价。彭慕兰将江南与英国相比和欧立德等人把清朝视为一个亚洲的多民族帝国，实际上都出于同一种关怀，基于同一种立场。他们都把“中国”视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抑或至多是一个历史偶然性的产物，因此可以加以解构、拆散和重新组合，而对于许多中国学者来说，“中国”则是一个具体的、不但可以触摸得到而且血肉相连的实体。当前中国人的全球史研究，基本没有也不想抛弃民族史的框架，其道理正在于此。(26)不过，美国学者的研究中，是否能完全超越美国民族主义的认知框架，也存有不少的疑问。但这已经超出本文的探讨范围了。
    注释：
    ①见“World History vs. Global History: The Changing Worldview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42:3 (Spring 2009)。
    ②见“‘ Qingshi’ (Qing history): Why a New Dynastic History?”,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43:2 (Winter 2009/2010)。
    ③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1年版。
    ④Gail Hershatter和Susan Mann的研究就是一例，前者著有Women in China's Long 20[th] Centu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后者有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18[th] Century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⑤原文为“The Nineteenth Century was a great age for facts.”见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Houndmills: Palgrave, 2001), p. 2。
    ⑥王晴佳：《中国文明有历史吗?——中国史研究在西方的缘起、变化及新潮》，《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⑦这方面的论著种类繁多，但比较早的研究者是以色列学者S.N.Eisenstadt，他曾主编一期“Multiple Modernities”，Daedalus，129：1(Winter 2000)，撰写者之一是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
    ⑧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⑨我在《五四运动在西方中国研究中的式微?——浅析中外学术兴趣之异同》一文中，对费正清与他学生辈对待中国的不同立场，有比较详细的讨论，此不赘述。见《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⑩F. R. Ankersmit, “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 History and Theory, 28:2 (1989), pp. 137-153.
    (11)Barbara Weinstein, “History without A Cause? Grand Narratives, World History and the Postcolonial Dilemma”, Internationaal Instituut voor Sociale Geschiedenis, 50 (2005), pp. 72-73.
    (12)Philip C. C. Huang,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Four Traps and A Question”, Modern China, 24:2 (1998), pp. 184-186。
    (13)Philip C. C. Huang, “Current Research on Ming-Qing and Modern History in China,”Modern China, 5:4 (1979), p. 503.
    (14)Philip C. C. Huang, “County Archives and the Study of Local Social History: Report on a Year's Research in China,”Modern China, 8:1 (1982), pp. 133-143.
    (15)Philip C. C. Huang, “Biculturality in Modern China and in Chinese Studies,”Modern China, 26:1 (2001), pp. 3—31.
    (16)他们之间的论争，主要发表在Journal of Asian Studies，61：2(2002)那一期上。2002年第4期和2003年第4期的《历史研究》，也发表了黄宗智和彭慕兰文章的译文。
    (17)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18)顺便说一下，基于中国当前现代化的长足进展，学者们也相应提出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理论。我曾编辑了一个专辑向西方学界作了介绍：“Modernization Theory in/of China，”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43：1(Fall2009)。
    (19)见Joanna Wiley-Cohen，“The New Qing History，”Radical History Review，88(Winter 2004)，pp.193-206。刘凤云、刘文鹏：《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0)欧立德：《满文档案与新清史》，《故宫博物院学术季刊》，24卷第2期。另见http://economy. guoxue. com/ article. php/22627。
    (21)这方面的代表著作为Peter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oasia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22)Evelyn Rawski,“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4 (1996), pp. 820-829; Ping-ti Ho,“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6:2 (1967), pp. 189-195和“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 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7:1 (1998), pp. 123-155.
    (23)定宜庄就是明确表示赞同“新清史”论点的一位中国学者，参见其“由美国的‘新清史’研究所引发的感想”，《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24)有关这次会议的情况，参见刘凤云：《“新清史”研究：不同凡响的学术争鸣》，《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26日。另见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0623/13054239.html。
    (25)欧立德：《满文档案与新清史》，前引文。
    (26)相关的论文较多，比较典型的观点可见于沛：《全球史：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另外也可参见于沛主编的《全球化和全球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