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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门户的被动开放及中外交流的日趋频繁，如何认识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问题迅速地提上了中国近代史的日程。在鸦片战争到甲午战前的半个世纪，中国社会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士大夫。他们放眼世界，大胆探索，对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分析和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本文对此略加评析，错谬之处，敬请指教。  一 中国人真正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考察和认识，始于鸦片战争之后。在此之前，中国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社会，既没有民主政治的实践和尝试，也缺乏民主思想与观念的理论阐发。虽然中国有着不绝如屡的农民起义，但都没有提出过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民主要求。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尽管不乏批判君主专制的内容，但即便是其中最激进的部分，也只能归属于传统的民本思想。东方的民本与西方的民主虽然仅有一字之别，但二者却有质的不同。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虽然不曾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起来，但有关西方民主的介绍，却在鸦片战前，传入了锁国的中国。 据介绍，1838年，美国传教士高理文就在其所刊印的《美理哥国志略》一书中，叙述了美国的政治制度。该书是一本以美国乡土志课本为主要内容的史地书，书中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来源、组织及功能等，均有扼要的介绍，对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与制衡之关系，也有具体的解释。但该书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思想界未见任何反应。印数有限是其中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长期锁国所形成的天朝上国意识的阻碍。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天朝帝国“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打破了”[1](Ｐ2)。主权丧失、割地赔款的冷酷现实向国人提出了这样一个严肃而紧迫的问题:中国必须对打败自己的海外夷人重新认识，中国必须对拥有坚船利炮的西方社会进行全面考察，再不能像以前那样，不顾时势，安于现状，孤芳自赏。但是，对待这一重大历史转变，并非所有的中国人都表现了主动自觉的历史转折意识。清军的失利，英军的强悍曾使以道光帝为首的统治集团上层感到震惊，可鸦片战后的虚假和平又使他们昏昏睡去。与此相反，鸦片战争的隆隆枪炮声却惊醒了一批思想开明、头脑敏锐的爱国士大夫。强烈的忧患意识驱使他们自觉承担了开眼看世界的历史重任，林则徐、魏源、徐继畲、梁廷楠等人是其中杰出代表。 在鸦片战争期间及战后，他们相继编译了《四洲志》、《海国图志》、《瀛环志略》、《海国四说》等关于外部世界的书籍，在这些著述中，他们不仅向耳目闭塞的国人娓娓叙述了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文化、教育、科技工业及风土人情等情况，而且对西方的民主制度也作了介绍。不仅如此，魏源、徐继畲、梁廷楠等人还将西方政治制度的看法和认识，露诸笔端，成为近代中国士大夫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认识的最早记录。 当时，西方的民主制度大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君主立宪制，另一种则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共和制。魏源等士大夫对后者倾注了极大的关注和热情，并不惜笔墨，大加称赞。其中魏源与梁廷楠主要着眼于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分析和称颂。 例如魏源说:“弥利坚非有雄才枭杰之王也。涣散二十七部落，涣散数十万黔首……而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及世，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呼?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好好之，三占从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呼?” 他还称赞美国的宪法“可垂奕世而无弊”。对同样实行了民主制的欧洲小国瑞士，他称之为“西土之桃花源也”。梁廷楠不仅注意到了美国民主制“未尝以人变法”的特点及好处，而且还对这种制度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说:“(美利坚)自立国以前，凡一国之赏罚禁令，咸于民定其议，而后择人以守之。未有统领，先有国法。法也者，民心之公也。统领年限而易，殆如中国之命吏，虽有善者，终未尝以人变法。既不能据而不退，又不能举以自代，其举其退，一公之民，持乡举里选之意，择无可争夺、无可拥戴之人，置之不能作威、不能久据之地，而群众听命焉。”[3](Ｐ50) 他还认为，美国的地、时及民族性决定了这种民主制度。徐继畲不仅称赞美国“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而且对华盛顿“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大加称赞，誉之为“几于天下为公”[4](Ｐ210)。 对这些士大夫西政观的积极影响不能低估。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的国门刚刚被打开，锁国、保守意识仍象不散的幽灵，徘徊于官场士林，充斥于士大夫的麻木头脑。就是在这样一种自大、蒙昧的氛围中，魏源等士大夫却以明朗的态度称颂夷人的制度，这不仅要有见解，更要有勇气。在专制了两千余年的国度里介绍西方的民主制，这在当时就已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更何况魏源等士大夫不仅停留在介绍的层面，而是一开始就予以赞誉呢?魏源等人均是标准的士大夫，他们是以中国的专制政体和现实政治为参照系与西方民主制相比较到民主的最初觉醒。当然，尽管魏源等士大夫对西方民主制称颂不已，但他们并没有提出如何使这种“长法”移植中国的建议和方案，对这种政治的虚伪本质也未能触及，存在着较大的表面性、片面性。时代的、阶级的及个人认识上的原因使这种情况难于避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