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70年代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更加深入，中国门户进一步被打开。西方廉价商品的大量涌入，使中国社会经济日益衰败，人们生活更加贫困。政治、经济形势的恶化使爱国的人们对中国的前途更加忧虑。与此同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也开始创办，中外文化交流日趋频繁，西学东渐的规律也显著扩大。这些因素，推动和促进了中国士大夫思想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和变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中国的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 早期维新派士大夫的眼界更为开阔。除了以西方为媒介了解和认识外部世界外，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与来华的传教士朝夕相处，切磋学问;也有些人则漂洋过海，亲历西方，足践欧土。这些都大大丰富、加深和提高了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认识。就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主流认识而言，这些先进的思想家们将关注的目光和思考的重点还是放在了经济领域。从他们当时所发表的言论看，更多的是关于兴利、重商、求富的论述。不过，也有极少数爱国士大夫，如王韬、郑观应、郭嵩焘等，独具慧眼，思想超前，在阐述其经济思想的同时，也表达了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的看法和见解。 与鸦片战后魏源等人相比，郭嵩焘等人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及其与中国关系的认识有了明显提高和深入，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西政在资本主义文明中的地位问题。当时，这些先进的思想家认为，中国要想实现民富国强，必须学习西方。正如郭嵩焘所言:“西洋立国，自有本末。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得国千年可也，不得其道，其祸也是”[5](Ｐ137)。 但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资本主义文明中，根本和关键之处何在呢?经过分析和研究，他们认定，西政是比科学技艺和工商贸易更为重要的东西。这种见解，郭嵩焘于1875年在清廷关于海防之议的大讨论中最先作了明确阐述。 他说:“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不过他接着又说:“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末遑，而姑务其末者。”[6](Ｐ345)意思是说，西政虽是西方立国之本，且本与末是不可分割的关系，但目前中国还不具备学习西政的条件，因而应当从“商贾”、“造船制器”的“末”入手，为日后实行“本”打下基础。尽管如此，但他承认西政是西方文明之本，是中国应该取法的关键，这在中国历史上则是前所未有的，这标志着中国先进士大夫对西方文明的深化。 其次，他们对中西政治的利弊进行了比较，对西方的君主立宪政体及民主共和政体也进行了对比分析，论证了中国学习西政的必要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应当选择的政体模式。 例如郑观应在《易言》中指出，中国政治的运作方式是“于政事之举废，法令之更张，惟在上之人权衡自秉，议毕即行，虽绅耆或有嘉言，未由上述”，“于是利于上者，则不利于下矣;便于下者，则不便于上矣”。“泰西列国则不然，其都城设有上下议院。上院以国之宗室勋戚及各大员当之，以其近于君也。下院以绅耆士商、才优望重者充之，以其迩于民也。凡有国事，先令下院议定，详达之上院。上院议定，奏闻国主。若两院意议符合，则国主决其从违。徜彼此参差，则或令停止不议，或覆议而后定。故泰西政事举国咸知，所以通上下之情，期措施之善也。”[7](Ｐ103) 他期望中国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王韬则指出:“泰西立国有三，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前两种均有弊端，只有君民共主最好。这种政体的运行方法是:“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议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也。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远近。他认为，欧洲诸国之所以能横行天下，原因在于实行了这种政体，而中国之所以“欺藐于强领悍敌”，在于没有实行“君民共治”。“中国苟得君主之上，而民主于下，则上下之交固，君民之分亲矣，内可以无乱，外可以无侮，而国本有若苞桑盘石焉，由此而扩充之，富强之效亦无不基于此矣。 上述情况表明，中国先进士大夫对西方政治的认识已有了质的提高，特别是“君民共主”的见解，标志着中国人开始有了微弱的民权思想。但局限性也明显存在，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缺乏哲理性思考;第二，没有提出具体的实施建议和方案，无法操作;第三，没有付诸政治实践，只是坐而论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