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新中国成立到中日复交前，日本多数首相是“两个中国”论者，日本多届内阁奉行了“两个中国”政策，只是表现或露骨或隐晦而已。这一政策既是导致日本长期成为“台独”活动的大本营和中日邦交正常化迟迟不能实现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出人意料地为中日复交后的日本朝野右翼所沿袭，继续干扰两岸统一和阻挠中日关系的发展。本文就迄今尚未系统梳理的从吉田茂到佐藤荣作五位日本首相及其内阁的“两个中国”政策进行纵向考察，对认识和把握今天台湾问题中的日本因素及其政策源头和来龙去脉，不无裨益。
    关 键 词：日本政府 “两个中国” 台湾问题 中日关系
    作者简介：孙立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中日复交前，日本多数首相是“两个中国”论者，日本多届内阁奉行了“两个中国”政策，只是表现或明或暗、或露骨或隐晦而已。这一政策不仅阻碍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早日实现，还深远影响了复交后中日关系的发展。而且，还是导致日本长期成为“台独”活动的大本营和日本右翼势力“分裂中国论”出笼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容忽视。然而，有关中日复交前日本政府的“两个中国”政策问题，不仅在欧美、日本学术界论著① 不多，而且我国学术界的相关论著也多属个案研究，② 即国内外学术界迄今尚无系统梳理从吉田茂到佐藤荣作五位日本首相及其内阁“两个中国”政策的专论问世，至于这一政策与当年“台独”势力坐大以及今天日本右翼势力“分裂中国论”的内在联系，更是无人问津。由此便缺乏对中日复交前日本政府一脉相承的“两个中国”政策的整体把握，也有碍于对当下台湾问题中的日本因素的政策源头及其来龙去脉的深刻认识。有鉴于此，本文试就中日复交前日本政府“两个中国”政策的演变及其影响进行系统考察。
    一、日本政府“两个中国”政策的酝酿与形成
    
    吉田茂内阁（1946年5月—1947年5月，1948年10月—1954年12月）在为战后日本制定“重经济、轻军备”和与美国结盟这一内政外交总路线的同时，还酝酿和铺设了“两个中国”对华政策轨道，影响至深至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美、英驻日外交官就注意到，吉田茂这些人始终没有放弃对台湾的野心，认为台湾问题“最好的解决方策是迅速完全地将台湾返还给日本统治……次善方策是通过亲日的本省人建立‘独立’的政府，经过一定时期之后将台湾纳入日本的霸权统治之下”③。作为“迅速完全地将台湾返还给日本统治”这一首选“方策”，吉田首相曾多次授意松本重治等亲信向美、英驻日外交官征询建立“日台邦联”（union between Formosa and Japan）或“日台联合王国”（Japanese United Kingdom）的意见，④“反映出吉田帝国意识的新动向”⑤ 和重新染指台湾的企图。由于美、英两国对日本尚心有余悸，而且正在执行“亲蒋反共”政策的美国不附和日本的这一“构想”，吉田内阁直接恢复对台殖民统治的图谋宣告破产。于是，它退而求其次实施“次善方策”，一面默认廖文毅等“台独”分子在日本活动，⑥ 一面酝酿“两个中国”政策，图谋间接实现“将台湾纳入日本的霸权统治之下”之目的。
    吉田内阁酝酿和铺设“两个中国”对华政策轨道，首先从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着手。1951年9月8日签署的《旧金山和约》第二条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权利根据及要求”⑦，至于其“归属”问题只字不提。该条款便成为吉田内阁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和酝酿“两个中国”政策的“法理”依据，实际在为将来“重新染指”台湾创造“重新布置的机会”⑧。1951年12月24日，吉田内阁又屈从美国的压力抛出《吉田书简》，表示“日本政府无意与中国共产党政权缔结一个双边条约”，而“希望能够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建立这种关系”，并宣称《日台和约》“将适用于现在或以后可能属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管辖的全部领土”⑨。随后在日台“缔约”谈判中，台湾当局“外交部长”叶公超要求将“中华民国代表全中国”写进“和约”。而日方首席谈判代表河田烈始终坚持“限定承认”立场，最终在《日台和约》（1952年4月28日）“照会”中表述为：“本约各条款，关于‘中华民国’之一方应适用于现在在‘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⑩ 吉田茂本人称：“这个条约是与统治台湾、澎湖诸岛的国府间的条约，并未承认国府是代表全中国的政权。”(11) 吉田内阁一再强调《日台和约》是一个“限定承认”条约，“目的是希望最后与全中国维持条约关系”(12)，“不希望彻底使日本同中共政权的关系恶化”(13)；说穿了，就是企图先与台湾当局缔结一个所谓的“和约”，日后再与新中国政府签订另一个和约，实为制造“两个中国”预留回旋空间。而其这样做的最终目的，就是想充分利用处于分裂状态的两岸资源为日本经济复兴服务，进而重新染指台湾。吉田内阁酝酿的“两个中国”政策和确立的“政经分离”原则，成为中日复交前日本对华战略的基本思路，影响至为深远。正如台湾学者司马桑敦（本名王光逖）所言：日台“从缔结和约、断交乃至今天所谓保持文化、经济关系的地下外交，都一直是循着吉田茂的两个中国政策发展而来的。”(14)
    1954年12月，鸠山一郎上台组阁。鸠山内阁（1954年12月—1956年12月）曾积极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甚至打算在任内一举实现日苏和中日邦交正常化。最后之所以仅实现了日苏关系正常化而中日复交延宕下来，主要源于其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以“两个中国”为前提的。其露骨的“两个中国”言行，一再暴露出不希望中国统一的心迹，标志着日本政府的“两个中国”政策正式形成。
    鸠山一郎与战后日本其他首相的显著不同之处在于，他唯恐世人不知自己在台湾问题上的真实立场，利用各种场合表明“两个中国”的想法。早在组阁前的1954年11月15日，鸠山就向媒体公开宣称：“中共、‘国府’都是独立国家，我打算分别与其缔结友好关系。”(15) 12月15日，鸠山首相在接受广播电台采访时又说：“‘蒋政权’和毛泽东政权都是卓越的独立国家的政权”(16)，因此日本与双方进行贸易理所当然。当并木芳雄议员在国会针对这一讲话提出质询时，外务省条约局长下田武三答称：“‘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有其领土和人民，并遂行其治权。大陆之中共政权亦有其领土和人民，亦遂行其治权。如果从通俗之观点来看，不妨认为是‘两个国家’……鸠山总理所说的所谓‘两个国家’，我认为并不矛盾。”(17) 1955年3月10日，鸠山首相直言不讳对合众国记者谈话时说：“‘两个中国’是这个问题现有最好的解决办法”。3月14日又向媒体宣称：“中共方面说，因为我先提出‘两个中国’，如果不清算与台湾的关系就不能谈判，这是不可想象的。”(18) 1956年3月15日，他在参议院回答议员质询时再次公然表示：“与周恩来会面旨在建议人民政府与‘国民政府’彼此相互承认”(19)，实欲通过中日直接接触说服新中国政府接受其“两个中国”方案。鸠山首相上述不厌其烦地表明其“两个中国”的立场，表明该内阁延伸和拓展了吉田政府铺设的“两个中国”政策轨道，因此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谴责。指出：“承认‘两个中国’的任何想法都是绝对不能赞成的”(20)，“抱着这种想法的人，表面上好像与吉田有所不同，其实他们走的仍然是吉田政府的老路。”(21)
    值得注意的是，鸠山内阁执政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正是“台独”分子纷纷潜入日本并猖狂活动的时期，那么鸠山政府对在日“台独”活动究竟持何种态度，当有究明之必要。据日本外务省解密档案《关于台湾独立运动》（1963年）记载：“从1950年前后起，‘台湾独立’运动转移至本邦作为其活动据点。1956年建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廖文毅就任‘大总统’……‘台湾独立’运动一时活跃起来。……中国方面（指台湾当局——作者注）强烈要求严格取缔一切‘台湾独立’活动。实际上其实际活动水平很低，大概还称不上政治活动，在我国几乎不为人知，加之当时没有禁止外国人政治活动的特别法令，故政府只能依据一般国内法所允许的最大限度进行取缔。”(22) 这段文字表明：第一，当时台湾当局不但不允许“台独”分子在岛内立足，而且对移至日本的“台独”组织及其活动也绝不放任。第二，鸠山内阁对台湾当局取缔在日“台独”活动的要求给予了一定的配合，说明其“两个中国”政策主要以台湾当局为对象，“几乎不为人知”的能量和影响还小的“台独”势力，尚未进入其政策视线；另一方面，鸠山内阁执政期间以“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为标志的“‘台湾独立’运动一时活跃起来”，则又说明其奉行的以台湾当局为对象的“两个中国”政策，客观上为以日本为大本营的“台独”活动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空间。
    二、日本政府“两个中国”政策的推进与“完善”
    
    1957年2月，岸信介接替短命的石桥内阁上台执政（1957年2月—1960年7月），开始“以现职首相和前首相的身份位居‘台湾帮’之首”(23)。在岸信介看来，当年吉田内阁签订《日台和约》仅完成了“两个中国”政策的一半——处理了日台关系问题，而另一半——解决与中国大陆的关系问题，要由本届政府来完成。于是，岸内阁推行了路径矛盾但目的一致的“两个中国”政策，即一面公开推行以台湾当局为对象的“两个中国”政策，一面又暗中支持台湾当局要求取缔在日的“台独”活动。这种以重新染指台湾为最终目的的做法，将日本政府奉行的“两个中国”政策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但同样不能得逞。
    首先，公开推行以台湾当局为对象的“两个中国”政策。岸信介早在上台前的1954年11月26日就公开对美国驻日外交官说：“日本不想断绝同台湾的关系，希望在联合国或在自由世界中以某种形式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种政策一旦形成，并得到联合国的支持，中共将会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主张，接受‘两个中国’政策。”(24) 时至组阁前后，他一面宣称“日本在同国民政府缔结和平条约的同时，也不能无视中共已在大陆建立起安定政权”(25)，一面欲借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签署，在日本国内造成既有台湾当局“官方”贸易机构存在，又有中国政府准官方贸易机构并存的“两个中国”局面。然而，岸内阁显然低估了美国政府一直秉持的与“两个中国”政策相左的“亲蒋反共”立场，也显然低估了台湾当局抵制“两个中国”政策的坚决态度，更显然低估了中国政府反对“两个中国”阴谋的坚定决心和意志。随着各方尤其中国政府对其“两个中国”阴谋的揭露，感到图谋难以得逞的岸信介内阁对签署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态度迅速由“支持”转为破坏，于是发生了震惊一时的“长崎国旗事件”。
    岸内阁借签署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破产后，又试图通过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将美国拉上“两个中国”政策轨道。1958年10月14日，访问美国的岸信介对NBC记者发表谈话说：“日本为了自身的安全，必须尽一切可能防止台湾和南朝鲜被共产主义势力所夺取……对日本的安全来说，不使韩国和台湾落入共产党之手是绝对必要的。”(26) 于是，日美两国政府在1960年1月14日强行修改了《日美安保条约》（6月19日日本国会强行通过）。新条约之“远东条款”突出了“保卫”台湾立场。2月26日，岸信介在众议院阐述政府“统一见解”时诠释说：“远东条款”的适用范围，“大体是菲律宾以北和日本及其周围地区，韩国及中华民国统治下的地区也包括在内。”(27) 台湾自此被纳入日美安保“防卫”范围，暴露出岸信介等“日本军国主义者是妄想借助美国的支持，再次吞并我国领土台湾的”(28)。
    其次，在暗中支持以“台独”势力为对象的“两个中国”政策。岸信介成为“台湾帮”鼻祖，并非完全出于对蒋介石“感恩”和具有共同的反共意识，而是希望台湾重新回到日本手里。“台湾独立建国联盟”主席黄昭堂在一次演讲中，就披露了岸信介希望台湾早日“独立”的心声。他回忆说：“每次岸信介遇到我时，总是对我说：‘黄君，台湾什么时候独立？怎么不快一点？’”(29) 经常把向蒋介石“报恩”挂在嘴上的岸信介，居然向蒋介石当局正在通缉的“台独”组织头目黄昭堂说出这样一番话，致使这位“台独”大佬震惊之余不禁恍然大悟道：“表面上支持国民党的岸信介，遇到我却说这样的话……事实上他是支持台湾独立的。”(30) 岸信介直至晚年，也未曾忘记重新染指台湾。据出任过李登辉“外交智囊”的许介鳞披露，岸信介曾向李登辉密授过两条机宜，“一是用人口占多数的台湾人，二是把台湾建设成为‘王道乐土’”(31)。前者系基于“台湾人不急于回归大陆”、“台湾人喜欢日本人”(32) 之误判；后者是欲弥补当年未能把“满洲国”建设成为日本的“王道乐土”之“遗憾”。其实，无论当年“台湾帮”的鼻祖岸信介及其帮内同辈，还是今天置身于“台湾帮”的新生代右翼政客，他们“亲台”是假，“亲台”只是手段，最终目标是将台湾重新纳入日本殖民版图。恰如当年《人民日报》社论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岸信介政府在制造‘两个中国’方面也还有自己的打算，它一贯地包庇和扶持所谓‘台湾独立同盟’的廖文毅集团”(33)，“制造‘台湾复归日本’舆论，充分暴露了它的帝国主义野心。”(34)
    岸信介政府被日本人民推翻后，池田勇人上台组阁（1960年7月—1964年11月）。池田内阁不但着手调整前政府露骨的“亲美反华”政策，而且将中日关系从民间往来层次推进到“半官半民”往来阶段，甚至给人有望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印象。池田政府推动中日关系发展是值得肯定的，但与鸠山内阁一样，其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以“两个中国”为前提的。池田内阁与岸内阁的最大区别在于，岸政府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均采取敌视中国的态度，而池田政府为实现其“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暂时采取了“政治消极，经济积极”的对华外交姿态，企图既与台湾当局保持“外交”关系捞取政治资本，又与中国大陆进行充分贸易获取经济利益，不但没有触动吉田茂最初确立的“政经分离”原则，而且暗中“完善”了前几届内阁的“两个中国”政策，以便伺机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池田上台后不到半年即1960年12月19日，自民党外交调查会中国问题分委员会主席松本俊一就提出了重新研究“两个中国问题”的提案，表明池田政府开始重新研究“两个中国”政策。(35) 笔者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查阅到的解密档案，就清楚地记录了池田内阁阴谋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行径。由外务省亚洲局制订的《中国问题》文件明确记载，1961年小坂善太郎外相访美时，曾带去了一份“有关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其实质一言以蔽之，就是意在表明自由阵营应从维护远东安全保障和尊重台湾民族自决原则出发，把台湾从大陆切割出来。换言之，就是以实现‘一个中国，一个台湾’为目标，由美国施压来推进这一目标的实现。自此，我国政府便暗中渴望实现这一解决方式，并摸索这种机会。”(36) 这份文件将池田内阁借“美国施压”制造“一中一台”之图谋和盘托出。另一份解密档案即由外务省国际资料部长研拟的《关于国民政府的对策》报告，不但建议台湾当局将“放弃大陆的主权，在台湾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家’……作为长远目标”，而且就如何促成“两个中国”格局拿出了具体对策，即“联合国成员国中多数国家持‘两个中国’观点，应利用这种观点向台湾施压”，以促使台湾当局反省其地位。但为了不“累及自身”，日本与两岸不要“交往过密”，最好保持一定的距离，尤其“中共最讨厌‘两个中国’的做法”，“而我们这样做，正是为了实现‘两个中国’格局”(37)。这份文件又将池田内阁借“联合国成员国”“施压”以“实现‘两个中国’格局”的图谋暴露无遗。2000年5月即外交档案解密时，面对这些白纸黑字的解密档案文件，就连右翼报纸《日本经济新闻》也不得不承认：“围绕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1960年代日本外交看似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但实际上日本倾向于只要能维持台湾的国联席位，中国也可以加入的‘两个中国论’。然而由于台湾和中国都予以拒绝……而‘败北’。”(38) 而20世纪60年代前半段，正是池田内阁执政时期。犹有甚者，池田内阁还以党和政府文件的形式“完善”其“两个中国”政策。1963年3月26日制订的《日本自民党关于中国问题的统一见解》明确提出：“我党对中国的基本政策是与国民政府保持正常的‘外交关系’，同中共本着政经分离的原则，谋求发展民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对日本社会党和共产党所持“一个中国”立场，即“视中共为中国的唯一正统政府，并准备与其缔结和平条约，恢复邦交，同时断绝同国民政府的外交关系”的做法，“我党是不赞成的”(39)。日本外务省在1964年3月5日制订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见解》也明确表示：日本“要在同国民政府之间继续维持正式‘外交关系’的同时，同中国大陆之间在政经分离的原则下，维持以贸易为核心的事实上的关系”(40)。为确保上述文件精神的贯彻落实，池田首相还亲自出面教导说：“要逐步说服最大的反中共国家美国，并根据其意向的变化继续努力创造出一个新的国际形势。日本最终必须承认中共。”(41) 池田所谓“说服”美国，旨在让美国放弃既定的“亲蒋反共”立场而与日本一道奉行“两个中国”政策；其所谓“创造出一个新的国际形势”，旨在创造出一个有利于“两个中国”局面形成的国际形势；其所谓“最终必须承认中共”，旨在“承认”台湾当局的前提下承认大陆政权。对池田内阁奉行和“完善”“两个中国”政策的行径，不但中国政府阐明了反对立场，指出“池田勇人对吉田茂、岸信介之流的阴谋勾当，正是心心相印，心照不宣的”(42)，台湾当局也表明了反对态度，揭露“日本政治家正在策划采取‘两个中国’政策解决中国问题”(43)。
    三、日本政府“两个中国”政策的升级与破产
    
    1964年11月，佐藤荣作接替身患重病的池田勇人上台组阁（1964年11月—1972年7月）。他在上台前发表过一系列改善中日关系的言论，一度使中国政府和人民寄予希望。然而，他一旦上台并站稳脚跟，便秉承吉田茂等前首相的外交政策，将日本政府的“两个中国”政策升级并推向巅峰。
    佐藤在1964年11月10日即组阁翌日的记者会上公开宣称：“中国本身是两个政权，中国说是一个。从外国来看就不是一个，难道不可以说中国是两个吗？”(44) 不久他又表示：“中国也重要，国府（即国民党政府——作者注）也重要……但不能进一步用中国代替国府。”(45) 1967年9月7日佐藤访台，表示要使日台“谅解和友谊”“更为密切”(46)，结果翌日就发生了日本右翼分子袭击中国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事务所事件，打伤中方工作人员和常驻记者。1969年11月2日，日美两国发表《佐藤•尼克松联合声明》，公然宣称：“维持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对日本的安全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因素。”(47) 佐藤还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称，在台湾遭到武力进攻时，将会迅速与美国就美军“使用日本国内的设施、地区作为战斗作战行动的发动基地”一事进行“事前磋商”(48)。1971年10月，由美农部亮吉带给周恩来的具有“政府书简”性质的“保利书简”，不但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的“唯一”二字，而且狡黠地宣称“台湾是中国国民的领土”(49)，明显在“为策动‘台湾独立’留后路”(50)。10月20日，日本外相爱知揆一在第26届联大上就中国代表权问题发言说：“应考虑有两个政府隔台湾海峡相互对峙这一事实……我们必须以现实的态度来判断这个问题的现状”，“单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是无视现实”(51)。这是日本政府在无法阻止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情况下试图在联合国内制造“两个中国”的最后挣扎，当然不能得逞。当“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周书楷退出联大会场时，爱知外相竟追出来要求与之握手，并站在走廊的地毯上目送其远去，久久不能离开。这一幕既反映出佐藤政府对制造“两个中国”失败的无奈，也反映出日本右翼政客“台湾情结”的浓重。直至1972年2月1日，佐藤首相还在国会发表反华演说称：“一旦北京政府与国府之间发生武装争端……我国也不能隔岸观火。”(52) 佐藤荣作在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情况下还如此执迷不悟，是因为他与胞兄岸信介都“是日本‘台湾帮’的代表人物，是祖师爷式的人物，与蒋介石具有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关系”(53)。正是在佐藤内阁的纵容下，日本右翼分子才敢接二连三到中国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事务所门前制造事端；而以日本为大本营的“台独”组织“独立台湾会”等，才能够从容地向台湾岛内派出骨干分子大搞分裂活动。
    佐藤内阁将“两个中国”政策推向巅峰，还表现在对“台独”活动的支持上。关于这方面的行径，仅从首份“台独”宣言公知于众的经过便可略见一斑。1964年9月，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彭明敏与其两名学生炮制的“台独”宣言——“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尚未来得及散发，就被台湾当局查抄并严格限制外泄。后来所以外泄为世人所知，完全是‘日本外务省官员’暗中运作的结果。据彭明敏回忆：“有一份传单入某民意代表手里，他把一份复本送给一位日本在‘台北大使馆’的‘外交官’。这份复本又送到东京，据说就保存在日本外务省的保险柜里。以后，我被释放时，日本外务省官员即将宣言出示给在东京的朋友们，于此，宣言全文便在日本印行出来。”(54) 从这份“台独”宣言外泄的经过，即由日本驻台“外交官”亲自送到东京并保存于外务省的保险柜里，后又由日本外务省官员出示给在日“台独”分子许世楷一伙，便不难看出日本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和对“台独”的态度。正如日本学者白西紳一郎在批判右翼势力支持“台独”行径时所指出的：“‘台湾独立后援会’的动向不是孤立的，这是我国统治层趁日中邦交恢复之机以‘统治台湾永久化’为目标的一系列活动的一环。”(55)
    至此，中日复交前日本政府长期奉行的“两个中国”政策由佐藤内阁推向巅峰，当然也随着1972年佐藤内阁垮台和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而宣告破产。
    四、中日复交前日本政府“两个中国”政策的影响
    
    中日复交前日本政府长期奉行的“两个中国”政策，至少产生了以下三方面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1.为“台独”势力坐大，尤其以日本为大本营从事分裂活动，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
    
    从破获由原驻台日军主战派和台湾少数亲日士绅策划的首个“台独”案件起，蒋介石当局始终对“台独”组织及其活动坚决取缔、严厉打击，致使“台独”分子难以在岛内立足而纷纷逃往海外。战后日本政府一贯奉行“两个中国”政策，特别是以岸信介等右翼政客为靠山的日本右翼势力对逃往日本的“台独”分子给予热情接纳和持续支持，(56) 致使日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台独”活动的大本营和“台独”势力坐大的温床。这期间，仅总部设在日本的主要“台独”组织就有：1947年4月成立的以吴振南为首的“台湾住民投票促进会”；1947年5月成立的以林白堂为首的“台湾民主独立联盟”；1950年5月成立的以廖文毅为首的“台湾民主独立党”；1956年2月成立的以廖文毅为首的“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1965年9月成立的以王育德为首的“台湾青年独立联盟”；1967年6月成立的以史明为首的“独立台湾会”，等等。这些“台独”组织不仅都成立于日本，而且具有浓厚的“日本情结”，属于“皇民化台独”。以廖文毅的“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为例，其“国旗”设计成日本太阳旗右侧附一轮新月，以示与“大日本帝国”的主从关系；其“纪年”不用中国年号也不用公历，而采用“昭和”年号；其“机构”名称和“官职”称谓仿照日本称“省”或“大统领”；其成员每逢集会说日本话、唱日本歌等，一派“皇民”嘴脸。在日“台独”活动如此猖獗，日本政府难辞其咎。
    当然，对日本政府奉行“两个中国”政策而提供的宽松政治活动空间，“台独”分子心领神会、感激不已。廖文毅的侄子、“台独”分子廖史豪曾不无感激地说：“当时日本外务大臣藤山爱一郎很了解我们的心情，同情我们的主张。在日本大使馆的暗中协助下，我们很顺利地和日本‘台独大本营’通信。”(57)“台湾独立建国联盟”主席黄昭堂也不无得意地说：“日本方面对‘台独联盟’成员从未有压迫动作，甚至曾私下表示，希望台湾早日‘独立’，因为如此比较合乎两国利益。”(58) 由此不难看出，在“台独”势力坐大尤其以日本为大本营猖狂活动的背后，日本政府奉行的“两个中国”政策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至于日本右翼势力和日本政府如此直接、间接支持“台独”的动力背景，周恩来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有一部分人对台湾有感情”，“希望台湾从属于日本”，希望台湾“仍然回到日本的手里。”(59) 而日本右翼分子亦对此供认不讳。1954年末，日本驻美大使馆二等书记官须磨未千秋曾对美国国务院官员袒露心声说：“我们日本人对失去台湾实感遗憾”，我们对台湾有“亲近感”(60)。1957年一外务省官员就政府默许“台独”分子在日本活动的原因毫不掩饰地说：“我们可以等到下一代，台湾将成为另外一个‘国家’，日本将自‘两个中国’获得最大经济利益和最小政治冒险。”(61) 还有右翼分子露骨地对某“台独”分子表示：“独立成功了，台湾的铁道让给我们经营就行了！”(62) 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2.直接阻碍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也深远影响了复交后中日关系的发展。
    
    日本军国主义的败亡和新中国的成立，为中日复交提供了可能。导致中日邦交正常化迟迟不能实现的主客观因素固然很多，但推行“亲蒋反共”政策的美国政府和奉行“两个中国”政策的日本当局人为设置《旧金山和约》、《日台和约》等障碍，却是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旧金山和约》制造了“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所谓“法理”依据，《日台和约》又用“限定承认”方式为日本政府日后推行“两个中国”政策留下回旋余地，致使中国政府和中日两国人民不得不为排除这些障碍进行长期不懈的斗争，从而导致中日两国无法早日修好。
    1972年9月即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竟搬出当年吉田政府签署的《旧金山和约》和《日台和约》作依据，表示不赞同中方的“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主张，(63) 企图借中日复交之机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经中方严肃斗争，特别在大平外相郑重承诺日本政府“今后既不会坚持‘两个中国’立场，也决不考虑支援‘台湾独立运动’，对台湾不抱有任何野心”的基础上，两国签署了标志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日联合声明》第三条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该条款不仅明确了台湾已经回归中国的事实，而且“充分理解和尊重”即承认了中方的“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双方对此应不生歧义。然而，自中日复交以来，日本国内却不断有右翼官僚政客继续秉持“两个中国”想法恶意解读“理解和尊重”一词。1993年8月15日，日本前驻泰国大使冈崎久彦不无感慨和感激地撰文道：“日中邦交正常化之际，关于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主张，日本回避‘承认’，而止步于‘理解、尊重’……从中不难看出先辈们想为后代的我们留下自由行动的余地之良苦用心。”(64) 1996年4月10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加藤良三在国会答辩时亦公然宣称：日本对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立场只表示了“理解和尊重”，而不是承认；“台湾是中国内政”只是中国的说法，而不是日本的说法。(65) 时至世纪之交，更有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公开叫嚣：“中国分裂有利于日本”，“中国最好分裂成几个小国，日本应努力促进这一过程”(66)。从高岛、冈崎、加藤、石原等右翼官僚政客的上述言行不难看出，中日复交前日本政府奉行的“两个中国”政策的负面影响之深远。这也是导致中日复交后两国关系发展不畅的重要原因之一。
    3.日本右翼知识精英的“分裂中国论”，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构成了潜在威胁。
    
    中日复交前日本政府奉行的“两个中国”政策在中日复交后不仅被少数右翼官僚政客所继承，继续干扰和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而且出人意料地被日本右翼知识精英发展成为“分裂中国论”，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构成了潜在威胁。例如，日本国际教养大学校长、教授中岛岭雄基于统一的中国和太大的中国对日本都不利之误判，抛出所谓中国“三块论”，即主张中国应分裂成大陆、香港、台湾三个“国家”，认为这样就不会对日本构成“威胁”了。为此，中岛建议今后“将台湾纳入日本外交中来”(67)，建议日本政府继续奉行复交前的“两个中国”政策，以确保“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目标的最终实现。日本前驻泰国大使、日本智库冈崎研究所所长、战略学家冈崎久彦则抛出“台湾分离论”，他在2002年8月于台北召开的“美日台三边战略对话”会议上提出：美国不应一再重申空洞的“一个中国”政策，也不该再说“不支持台湾独立”；中美两国应在因台湾问题走向冲突之前构想出一个“替代性政策”，以代替难以持久的“维持台海现状”政策；希望中国能在“问题恶化之前”想出一个“和平并永久地解决台湾分离问题”(68) 的办法。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替代性政策”和办法才能“和平并永久地解决台湾分离问题”呢？看看冈崎在2008年出版的《台湾问题就是日本问题》一书就清楚了。他在书中不但粗暴地将邻国的内政问题视为日本问题，不但向“台独”分子献计献策，还公然向中国兜售所谓“台湾三策”（后补充为“四策”），将日本右翼势力在台海问题上的战略图谋和盘托出。其“上策”是“中国率先承认‘台湾独立’”；其“中策”是“中国率先成为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提案国”；其“下策”是暂时“维持现状”；其“下下策”是中国实施“武力攻击”(69)。冈崎不仅希望中美冲突带来“台湾分离”即“两个中国”的结局，而且盼望中国“连内蒙古、新疆、西藏，甚至包括全部的老本都一起赔上”(70)。此外，还有司马辽太郎的中国“六块论”、江口克彦的中国“七块论”、宫崎正弘的中国“十六块论”等形形色色的“分裂中国论”出笼。
    中岛、冈崎之流的上述言行表明，当年日本政府奉行的“两个中国”政策不但迄今阴魂未散，而且被日本右翼知识精英继承和发展为更加阴险的“分裂中国论”。这一政策渗透到日本民间并产生如此深远的负面影响，当是人们始料不及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中岛岭雄之辈的“分裂中国论”不仅由中日复交前日本政府的“两个中国”政策发展而来，而且与战前福泽谕吉之流的“支那分割论”一脉相承；第二，如果说中日复交前日本政府的“两个中国”政策为当年“台独”分子以日本为大本营进行分裂活动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空间，那么中岛岭雄之辈的“分裂中国论”则为今天台湾岛内外的“台独”分裂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思想指导；第三，作为中日复交前日本政府奉行的“两个中国”政策的延续和发展，中岛岭雄之辈的形形色色的分裂中国“构想”和“方案”，绝非个别右翼知识精英一时突发奇想或心血来潮，而是有日本右翼政要在背后鼓励和支持，有右翼财团暗中提供研究经费的共同作业行为和集体“研究成果”。在“台独”势力和日本右翼势力内外勾结的新形势下，关注中日复交前日本政府奉行的“两个中国”政策与复交后日本右翼知识精英炮制的“分裂中国论”的内在联系，当有警示意义。
    注释：
    
    ① 欧美学术界涉及该问题的主要论著有，劳治•丁格曼：《吉田书简的起源》，《国际政治》1975年第53号；安东尼•法约拉：《日台关系在发展》，《华盛顿邮报》2006年3月24日；杰拉尔德•卡迪斯：《日美中三角关系是靠不住的》，《东京新闻》1999年6月7日；理查德•费恩：《麦克阿瑟与吉田茂》，同文书院1993年版等。日本学术界涉及该问题的主要论著有，川岛真等：《日台关系史（1945—2008）》，东京大学出版会2009年版；本泽二郎：《台湾帮》，数据屋出版社1998年版；古川万太郎：《日中战后关系史》，原书房1988年版；陈肇斌：《战后日本的中国政策——1950年代东亚国际政治的文脉》，东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版；神田丰隆：《佐藤内阁与“两个中国”——对中•对台湾政策的均衡摸索》，《国际关系论研究》2004年第21号等。
    ② 我国台湾方面个案研究和间接论及该问题主要论著有，黄自进：《战后日本的对华政策——以“中日和约”为例的探讨》，《近代中国》2002年4月号；何思慎：《日本的一个中国政策发展》，《台湾主权论述论文集》下册，台湾“国史馆”2001年版；司马桑敦：《中日关系二十五年》，联合报社1960年版；林金茎：《战后中日关系之实证研究》，中日关系研究会1984年版等。国内大陆方面个案研究和间接论及该问题的代表性论著有，武向平：《“吉田书简”与战后初期日本对华政策》，《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8期；翟新：《日本池田内阁“一中一台”政策的出笼和破产》，《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6期；安成日：《论佐藤荣作上台前后对华政策的演变》，《日本学刊》1998年第2期；蔡亮：《“双轨外交”理论与战后日本对华外交》，《日本研究》2009年第2期；陈奉林：《战后日台关系史》，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年版；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
    ③ 陈肇斌：《战后日本的中国政策——1950年代东亚国际政治的文脉》，第99—100页。
    ④ 陈肇斌：《战后日本的中国政策——1950年代东亚国际政治的文脉》，第102页。
    ⑤ 川岛真等：《日台关系史（1945—2008）》，第58页。
    ⑥ 当年美国驻日大使马佛注意到，吉田内阁不仅对廖文毅一伙在日从事“台独”活动“一直予以密切关注”，而且认为影响“台独”目标实现的“主要障碍是台湾国民党军队的存在”，因此心中希望蒋介石“亡命政权”崩溃。参阅马佛致国务院报告书《日本的台湾政策》（1952年7月10日），美国国家档案第3004卷，第57. 693. 94/7－1052号。
    ⑦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页。
    ⑧ 许介鳞：《李登辉与台湾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⑨ 鹿岛和平研究所：《日本外交主要文书•年表（1941—1960）》第1卷，原书房1983年版，第469页。
    ⑩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128页。
    (11) 小宫山千秋：《历代内阁的中国政策》，《公明》1971年8月号。
    (12) 林金茎：《战后中日关系之实证研究》，第134页。
    (13) 吉田茂：《十年回忆》第3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43页。
    (14) 司马桑敦：《中日关系二十五年》，第9—10页。
    (15) 吉泽清次郎监修：《日本外交史》第28卷，鹿岛和平研究所出版会1975年版，第187页。
    (16) 鸠山首相：《中共与国府都是独立国家》，《朝日新闻》（夕刊）1954年12月15日。
    (17) 林金茎：《战后中日关系之实证研究》，第134—135页。
    (18) 吴学文主编：《日本外交的轨迹（11945—1989）》，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第93页。
    (19) 陈肇斌：《战后日本的中国政策——1950年代东亚国际政治的文脉》，第160页。
    (20)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293页。
    (21) 《日本人民面临着两条道路》，《人民日报》1955年2月26日。
    (22) 日本外务省中国课：《关于台湾独立运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解密文书，0120－2001－05162。
    (23) 本泽二郎：《台湾帮》，第78页。
    (24)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1945—1995）》，第150页。
    (25) 古川万太郎：《日中战后关系史》，第137页。
    (26) 《岸首相向美国记者言明宪法第九条废止之时》，《朝日新闻》（夕刊）1958年10月15日。
    (27) 朝日新闻社：《安保问题用语•资料集》，朝日新闻社1968年版，第96页。
    (28) 廖承志：《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一定胜利》，《人民日报》1960年5月10日。
    (29) 张炎宪等：《台湾史与台湾史料（二）》，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1995年版，第120页。
    (30) 张炎宪等：《台湾史与台湾史料（二）》，第120页。
    (31) 许介鳞：《李登辉与台湾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32) 原彬久：《岸信介——权势的政治家》，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79页。
    (33) 《不能容许岸信介政府破坏中日贸易协定》，《人民日报》1958年4月3日。
    (34) 《再斥岸信介政府破坏中日贸易协定》，《人民日报》1958年4月15日。
    (35) 司马桑敦：《中日关系二十五年》，第83页。
    (36) 日本外务省亚洲局：《中国问题》（昭和39年12月14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解密文书，4/02－175－6。
    (37) 《关于国民政府的对策》（昭和38年11月6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解密文书，A'－423－A'1, 2, 1, 7。
    (38) 《外交文书公开：倾向“两个中国论”，因中台拒绝而“败北”》，《日本经济新闻》2000年5月29日。
    (39)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718页。
    (40) 鹿岛和平研究所：《日本外交主要文书年表（1961—1970）》第2卷，原书房1984年版，第494页。
    (41) 伊藤昌哉：《池田勇人——其生与死》，至诚堂1966年版，第177—178页。
    (42) 《评岸信介到台湾的肮脏使命》，《人民日报》1961年8月17日。
    (43) 《外交文书公开：倾向“两个中国论”，因中台拒绝而“败北”》，《日本经济新闻》2000年5月29日。
    (44) 日本外务省中国课：《总理对中国问题的见解》（昭和39年12月3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解密文书，1/01－42－2。
    (45) 小林文男：《台湾问题：另一个视点》，《世界》1971年10月号。
    (46)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第878页。
    (47) 《佐藤总理与美国总统尼克松间的共同声明》，霞山会编：《日中关系基本资料集（1949年—1997年）》，霞山会1998年版，第322页。
    (48) 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4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07页。
    (49) 纪念周恩来出版委员会：《日本人心目中的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28页。
    (50) 孙平化：《中日友好随想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页。
    (51)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第45—46页。
    (52)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第65页。
    (53) 本泽二郎：《台湾帮》，第135页。
    (54) 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前卫出版社1989年版，第175—176页。
    (55) 白西绅一郎：《暗中活动强化的“台湾帮”——在日中复交的高潮中》，《日中》昭和47年9月号。
    (56) 其主要支持做法有：成立“台湾独立后援会”等旨在支持“台独”的右翼组织；向“台独”势力提供活动经费；庇护和豢养廖文毅、王育德等“台独”骨干；派遣宗像隆幸（化名“宋重阳”）、池田民（化名“郑飞龙”）等日本右翼分子置身于“台独”组织，直接参与“台独”活动；为“台独”制造“理论依据”和舆论氛围，成为“台独”谬论的重要思想源。
    (57) 张炎宪等：《台湾独立运动的先声——“台湾共和国”•廖史豪》，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2000年版，第49页。
    (58) 张凤山：《“台独”的历史演变》，九州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页。
    (59)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42页。
    (60) 《会谈备忘录》（1954年12月15日），美国国家档案第3004卷，第693. 9412－1554号。
    (61) 张凤山：《“台独”的历史演变》，第30页。
    (62) 苏新：《关于“台独”问题（二）》，《海峡评论》1991年2月号。
    (63) 高岛益郎以《旧金山和约》已宣布“放弃”台湾因而不能“两次放弃”、中国政府的统治权实际上并未到达台湾为由，不认同中方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原则立场。
    (64) 冈崎久彦：《台湾问题就是日本问题》，海龙社2008年版，第77页。
    (65)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台湾动态》（周刊）1996年第27期。
    (66) 岳麓士：《不能容忍的狂言》，《人民日报》2000年4月17日。
    (67) 中岛岭雄：《三个中国》，日本经济新闻社1993年版，第213页。
    (68) 《冈崎：美中应思考一种替代政策》，（台湾）《联合报》2002年8月23日。
    (69) 冈崎久彦：《台湾问题就是日本问题》，第94—101页。
    (70) 李寿林：《台湾是日本的生命线？》，《海峡评论》2004年5月号。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