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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 《敕勒川》中描写的是草原浩瀚。丘处机在去草原见成吉思汗的路上，路过位于今天河北省张北县的野狐岭时，曾作过这样的描述“北度野狐岭，登高南望，俯视太行诸山，晴岚可爱。北顾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风，自此隔绝矣。”长城内外，农耕与游牧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观。 研究中国古代长城，离不开农耕与游牧的概念。农耕与游牧有三层意思，彼此之间既相互独立又有密切的联系。首先是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类型，决定了长城内外的对立统一关系。第二是指以这两种不同经济类型为生产、生活基础的不同民族，即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这其中包括这些不同的民族建立起来的文化与文明。第三是指农耕政权与游牧政权。实际上发生在长城内外的大规模冲突，主要都是不同的政权之间利益与力量的角逐。 先看一下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对农耕经济来讲，决定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对土地的控制、占有和利用；对游牧经济来讲，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因素同样是在于迁移游牧区域的控制权。两种经济在农牧交错带的相斥性，决定了修建长城调整农牧关系的必要性。 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分离及对抗和交流，对于长城的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在距今5000多年前，长城地区的原始农业逐渐开始占有主导地位，采集、渔猎等经济类型只充当辅助生产手段，此后农业得到不断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在解决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为适应自然环境的变化，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逐渐分离开来。 游牧是游牧民族的主要生产、生活方式。游牧民族生活在大草原，放牧和狩猎是他们主要的生产项目和日常活动。牲畜是他们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形成以畜牧业占主导地位的游牧经济类型之后，其民族性也就越来越明显。 随着马具的广泛应用，游牧民族逐渐形成并不断地扩大自身的生存空间，韩茂莉认为：“畜牧业是从原始农业中分离出来的，因此畜牧区的形成与扩展过程，也就是农耕区的退缩过程；从距今3500～3000年前畜牧业向东、向南甚至向西开始其扩展过程，农耕区在相应方向的退缩始终与之相伴，这样的退缩过程一直持续到汉代。” 随着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分化，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就成为两个大的民族分类。农耕民族指长城以内，以农耕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的民族，游牧民族指长城以外，以游牧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的民族。不同的朝代，长城之外的游牧民族往往是泛指多个不同的族群。 战国时期，秦国的长城外面是戎族。《史记》载：“秦昭襄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 赵国的长城外面是林胡和楼烦。《史记》载：“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 燕国的长城外面是东胡。《史记》载“燕有贤将秦开，为质於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东胡，东胡却千馀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距胡。” 研究长城离不开民族问题，实际上并不是单纯的民族，更多的应该是离不开民族政权的问题。上述秦、赵、燕三各诸侯国发动的战争也都是政权行为。长城产生时期及以后，民族可以理解成是已经具有比较完整的政治社会结构的政治体。这样的政治体，就是不同民族建立的政权。 任何族群在依靠共同的祖先，共同的血缘记忆来凝聚共同利益的过程中，都会不同程度地需要通过政治结构来实现其利益最大化。长城内外的军事冲突，主要表现为不同的政治体或政治势力之间的利益博弈。 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因各地区的地理环境不同而彼此有所差异，农耕和游牧表现出来的差异性相互排斥程度很大。中国长城除春秋战国时诸侯国之间用于相互防御外，多为定居的农耕政权用于防御游牧政权的侵扰，力图构建起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类型及族群之间的政治和经济秩序。 在一般时期，游牧政权组织的对农耕地区的进攻，并非是要推翻农耕王朝的政权。他们并不想对农耕政权取而代之，成为农耕地区的统治者。游牧政权对农耕地区的军事进攻或威胁，其目的往往是向农耕地区掠夺财物以补充草原地区的物资匮乏。 解决以牧业为主的草原社会所缺乏的生产、生活必须品，可以有两种渠道，一种是抢掠，一种是贸易。如果抢掠能够成为一种常态，贸易的秩序就很难构建起来。另外，在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游牧政权南下也有寻求更好、更大的生存空间，以期获得更多贸易与抢掠机会的目的。 （七） (2016年2月19日第3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