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学术群体，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作为新社会史的流派之一，他们推动了西方史学乃至国际史学的发展。
    关注普通大众
    
    传统史学注重研究统治阶层和社会精英，底层史学则把注意力转向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提倡底层史学的流派之一，主张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他们并不是孤立地研究下层民众的经历，而是在具体的阶级关系和阶级冲突中进行探究。他们既关注阶级这个概念，又不忽视其政治含义，指出阶级关系是一种政治关系。同时，他们采取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对精英和统治阶级予以应有的关注。例如，罗德尼·霍华德·希尔顿（Rodney Howard Hilton）的《一个中世纪的社会》（A Medieval Society: The West Midlands at the End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的《教会的经济问题》（Economic Problems of the Church）、爱德华·P.汤普森的《辉格派与猎人》（Whigs and Hunters）、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资本的年代》等，都采取了这种研究方法。只要“上层史学”关注阶级冲突、社会下层的反抗及其对统治机器的影响，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并不断然拒绝这种书写方式。
    他们强调社会下层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努力阐述下层斗争对历史发展整体（包括价值、思想和政治经济学）的意义，认为下层阶级在历史形成中并不是消极的受害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正如希尔顿所言，如果从底层往上看，而不是仅仅关注社会上层，我们就可能更加清楚地认识整个社会和国家。
    西方新史学都非常重视普通人的生活，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并非“人民史”的最初书写者，也不是下层史学的唯一阐发者。不过，他们在这方面的贡献尤为引人注目，展现了社会下层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例如，希尔顿和霍布斯鲍姆对农民的研究，希尔和汤普森对普通人的论述，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对工人的分析，都展示了农民和工人的力量，对上层史学提出了挑战。
    拓宽了阶级的含义
    
    与社会学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相比，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使用阶级这一概念的时候，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拓宽了阶级概念的含义。社会学的阶级分析往往是静态的，并不对阶级这一概念进行历史分析。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进行阶级分析时，往往只是阐明复杂的分类方案，而不是分析阶级的形成及其斗争。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分析阶级的时候，则从阶级分析转向阶级斗争分析。他们认为，即使在阶级意识缺失的状态下，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仍然是存在的，这就是汤普森所说的“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
    汤普森认为，阶级是“一种社会和文化形式”，不能抽象地、孤立地加以对待，而要与其他阶级联系起来加以界定。同时，他也强调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不能把它看成一种“结构”和“范畴”，而是发生于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这种非“结构”、非“范畴”的社会现象，其实就是与文化联系在一起的“认同意识”。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扩展阶级概念的内涵、进行阶级分析的同时，也努力避免经济决定论的影响。不过，他们并没有放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看法，也没有拒绝社会结构的决定作用，他们反对的乃是机械的决定论而已。他们认为，在历史的进程中，生产状况和生产关系发挥着决定作用，但人的主观因素也会以复杂的方式发挥其影响。
    在关注阶级的同时，他们也没有回避生产方式这个概念，而是努力对之重新建构并且作出历史性解释。比如，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坚持使用“政治—经济意义上的”生产方式概念，而汤普森主张使用更为“充分的”生产方式这一概念，认为社会生产关系同时也是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关系，并且在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对生产关系作出了历史主义的分析。
    强调研究社会整体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强调总体史概念。这首先表现在从整体的视角理解社会历史，不仅关注社会整体中不同阶层之间的纵向联系，也关注社会整体中的思想、文化、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横向联系。同时，他们并不拒绝非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研究，而是吸收其长处。
    他们尤为关注文化和心理因素，将它们与经济、政治等因素结合在一起，从而希望为历史提供更加全面综合的解释。在这方面，希尔、汤普森、霍布斯鲍姆是代表人物。他们努力证明文化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互动及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例如，希尔在论述英国革命时，对清教学说、中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价值体系做出考察，指出文化因素对革命具有促进作用。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主要从社会和文化角度看待阶级和阶级意识的形成。霍布斯鲍姆则倡导历史学家探究和揭示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思想。
    他们的这种文化关怀，在西方史学界引起了广泛争论。英国学者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认为这种“文化主义”的发展，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本质命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及生产关系——的拒绝，或者至少是一种回避。美国学者哈维·J. 凯伊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从莫里斯·多布到年轻一代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连续性是显而易见的，即从总体上对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关注。这种阶级决定理论既不是经济的也不是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历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汤普森的文化史研究并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他无意否定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而只是从一个新的视角对以往重视不够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对政治文化作出了贡献，提出了个人主义的社会史这一研究视角。个人主义通常被视为资本主义思想意识的一个要素，社会主义则被认为是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社会秩序。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此持不同看法。在希尔顿对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希尔对17世纪英国清教学说和宗教激进派别、汤普森对工人阶级形成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个人和集体争取自由、平等的历史。他们在致力于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时，也促成了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意识的形成。
    综上所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反对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而是把它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思想体系，在历史研究实践中捍卫、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方法。他们在新社会史研究领域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其理论、视角和方法对欧美史学乃至国际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