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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术地位及历史影响 该书出版不久，在荷兰、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先后被翻译出版。(31)这不仅激发了欧洲人对世界史的兴趣，而且还引起了学术争论，推动了世界史研究的兴起。由于《英吉利普遍史》卷帙浩繁，不但阅读起来不便，而且价格昂贵，普通人难以承受。因此，英国随后出现了许多篇幅较小的缩写本、改写本以及新编本。(32)这样，英国印刷出版世界史、购买和阅读世界史的热潮也随之而起。与此同时，知识界对世界史的学术兴趣也在日益增长。当时德国启蒙运动思想家鲍姆加登编著的《英吉利普遍史》补编2卷，是把《英吉利普遍史》引向严肃的学术讨论的重要标志。(33)其后有人批评《英吉利普遍史》“不仅没有充分地坚持学术标准，更重要的是缺乏历史发展的整体观念”，“只不过是资料的堆积，并没有提供系统的思想”。(34)因而，批评者认为，该书不应被视为启蒙运动的成果。然而，即使《英吉利普遍史》学术性和思想性比较薄弱，当时人们围绕《英吉利普遍史》的争论却推动了对世界史的研究，为编纂和出版具有学术性和思想性的世界史铺平了道路。这正是后来出版商在准备出版《剑桥近代史》时，决定要“出版一部原创性著作，而不是编纂”(35)的重要原因。可以说，《英吉利普遍史》开创了近代英国集体编纂世界史的先河，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英吉利普遍史》的世俗化倾向为科学的世界史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有学者曾指出：“从今天的历史科学立场来看，18世纪的‘世界史’首先值得人们留意”，其中“普遍史观的世俗化，这是出发点。”(36)《英吉利普遍史》尽管仍受到传统宗教史观的影响，但已开始走向世俗化。《古代普遍史》的第1卷“前言”明确指出，在甄别史料真伪时，“谁能保证那些神职人员不通过迷信说法塞进去一些虚构成分呢？这些神职人员在大多数国家都是最早的年代纪家。这些神职人员对他们的神的狂热崇拜，以及他们对这方面的兴趣，皆通过伪造神话来欺骗大众”(37)。“宗教场所的公共记录中不是没有神迹和奇迹的记载”，“它们均应由特定的标准检验出来”。(38)这就在史料学上动摇了宗教性文献记录的权威性，从而走向了世俗史化。 不仅如此，《英吉利普遍史》还在编纂原则上表现出了明确的世俗化倾向。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古代普遍史》第20卷“前言”中。“当我们最初着手这部大书时，我们就决心坚持以下原则：尽可能避免一切宗教争端，把一切分歧留给宗教作家。但偶尔在不放弃原则的前提下，我们几乎跨过了这一门槛(这就是说，世界的创生部分)。”(39)这表明，除了在世界起源问题上尚存在局限之外，《英吉利普遍史》的编纂者均已开始走向世俗化。在现代考古学、历史学和人类学诞生之前，这种局限是难以避免的，他们对此局限的认识也是比较清醒的。 《英吉利普遍史》的编纂和出版，伴随着大英帝国的崛起，这一现象也值得注意。从1725年到1787年，《英吉利普遍史》的提议、编纂和出版几乎贯穿了整个18世纪。这个世纪也正是英帝国崛起的重要时期。英国不仅从17世纪末以来就不断参与欧洲大陆的战争，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成为反法同盟的主力军，而且在海外殖民地争夺中也日益咄咄逼人。特别是在1763年结束的七年战争中，英国不仅打败了法国，确立了欧洲强国地位，而且还巩固和扩大了海外殖民地，跃升为强大的世界殖民帝国。《英吉利普遍史》的编纂和出版，不仅是英国世界意识增长的表现，而且是英国人进行世界历史知识“扩张”的重要一步，是英国从知识话语层面确立其欧洲乃至世界霸权的标志性事件。就像《英吉利普遍史》现代部分最后一卷的前言中所说的那样，该书“是第一部用英文出版的、囊括如此众多国家的通史，这些国家现已成为不列颠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40)。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这部世界史就是英帝国的崛起史。英帝国在其崛起的过程中，超出了其民族国家的边界，走向了现代世界殖民帝国。其世界史话语的形成也与此相伴生。 因此，《英吉利普遍史》的视野并不完全囿于民族国家，它的编纂者们实际上已初具全球眼光，并且意识到了建立全球性联系的前景。在《现代普遍史》的第43卷导论部分，编纂者们初步描绘了地球的完整轮廓。他们认为，地球由连接两极的新旧两块大陆组成，并由两片大海分开。当时他们还不知道大洋洲的存在，但他们相信运用新的科技知识就能够发现南方未知的陆地，从而发现整个地球。“如今天文学与航海如此日趋完善，我们有理由期待将来有一天会获得整个地球表面的准确知识。”(42)可以说，在发现地球的同时，他们也发现了地球的历史，发现了世界史。 然而，此后直到19世纪末英国未再出现集体编纂的世界史。19世纪虽然被誉为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世纪，但英国也未出现集体编纂的世界史，欧洲其他国家也未编纂过那样大型的世界史。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史学的主流转向了民族主义史学。被誉为西方现代史学之父的兰克，则试图把民族史与世界史调和起来。(43)“民族史，他解释到，只是研究世界史的一种途径。当民族史以从中发现神圣精神(divine spirit)的眼光得以研究时，兰克说，那就‘走向了复杂的世界史；尽管那是另外的维度，却是同样的本质、同样的世界’。”(44)兰克试图在本质上把民族史与世界史统一起来，但在实际上他始终未能独立撰写出一部完整的世界史，也未曾主持编纂过一部这样的世界史。其后，“剑桥三史”相继得以编纂出版。 值得注意的是，《英吉利普遍史》所承载的普遍史传统至今在西方并未消亡。最近甚至有学者指出了“向普遍史的回归”趋势：“在今后的50年里，我们将看到向古代‘普遍史’传统的回归，但这将是普遍史的新形式。在实际内容上，它是全球性的；在精神和方法上，它是科学的。直到19世纪末，一些普遍史看起来都是最具这种历史编纂学传统的体现。随后当史学家们对宏大叙事不再抱有幻想，转而沉溺于以文献为基础的细节研究时，普遍史便消失了。然而，如今有多种迹象表明了向普遍史的回归。”(45)在这里，恕不详谈西方世界史理论的宏大叙事问题，国内已有学者就此展开过深入的专题研究。(46)仅就世界史的编纂而言，近代英国首部集体编纂的世界史，仍值得我们关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