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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从地理位置上看,东亚海域与地中海一东一西,分居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都形成不同文明环绕的地缘格局。但从历史地位上来看,东亚海域是远远比不上地中海的。地中海位于欧、亚、非三大洲之间,三大洲不同文明不断争夺这一核心地区,相互之间维持了长期来看势力大体均衡的国际格局,推动了不同文明的竞争与内部发展。 与之不同,东亚海域长期呈现中国一家独大的历史局面,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诸国对中国的威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非常小的。正是鉴于海洋势力对中国威胁较小,加之北方民族一直是对中原王朝威胁最大的力量,因此中国古代便长期保持了重视西北陆疆,轻视东南海疆的边防政策。 不过这一地缘政治格局自晚明开始,逐渐发生变化。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明确提出以朝鲜为跳板,“直入大明国”的侵略计划,发动影响东亚历史进程甚巨的“壬辰倭乱”,成为东亚海域地缘政治逐渐走向均衡、竞争之重要推力。晚清以后,伴随西方列强进一步进入东亚海域,这一地区遂成为多种力量争夺的核心地区。当前东亚海域的地缘政治格局尤为复杂而均衡,其中充满了种种矛盾,是21世纪将会对亚洲,乃至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核心地区。 本文的目的,便在于讨论面对“壬辰倭乱”,晚明中国对东亚海域的加强经营,及其历史特点,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展开一定的尝试。 一、明代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及其打破 中国古代汉民族面临之威胁由于主要来源于亚洲内陆草原民族,因此边疆开拓基本呈现围绕陆疆展开之格局。与之相比,东亚海域,主要是朝鲜、日本等国,由于力量弱小,并未对中国构成实质性政权威胁,因此虽然亦是古代东亚以中国为主导之朝贡国际秩序重要成员,但中国对其经略基本是在西北陆地边疆大体完成之后。这在中古以前,即秦汉、隋唐时期体现得尤为明显。故而,中古以前,中国边疆经营体现出重陆疆、轻海疆战略次序与选择。 之所以出现这一差别,根源于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以前,海洋对于世界文明之意义远不及陆地,主要尚是人类文明阻隔而非交通地带。由于中国古代文明在黄河流域农业文化基础上积聚、演变而成,因此呈现出浓厚陆地农业特点,在边疆开拓上呈现止于农业边疆特点,对于四周不适于大规模农垦之环境空间缺乏殖民兴趣,这是中国古代边疆开拓与近代殖民主义根本相异之处。因此之故,大体看来,中国古代边疆开拓在汉民族基本占领较为适宜农业地带后,便呈现出止步不前、防御为主特点。西北边疆虽然不是典型农业地带,但仍是较为粗放农牧经济可以长期推行之过渡地带。无论出于开拓农业地带,抑或削弱游牧力量,中国古代汉民族皆将边疆重心长期定位与此。与之不同,东亚海域国家基本与中国大陆隔海相望,虽然自古便有密切之经济、政治交流,但却非汉民族推广农业、消除威胁目标重心。 其中朝鲜半岛稍有不同。朝鲜半岛以鸭绿江为限,与中国东北隔河相望,是中国隔断内陆亚洲与东亚海洋中间地带,避免形成亚洲内陆、东亚海洋相互连接之势的重要工具;更是阻止东北亚海洋力量,尤其日本进入中国北部边疆战略前沿。因此朝鲜半岛历来是中国与日本争夺之中间地带,中国秦汉、隋唐、明清屡次不惜成本控制、援助朝鲜,根源皆在于此。因此,朝鲜半岛可视为核心边疆附属地带。壬辰倭乱之中,给事中张辅之奏: 朝鲜为我藩篱,救朝鲜所以自为捍御计耳。盖国家建都北平,京师其腹心,蓟镇为肩背。从此而西至青海、玉门,延袤八九千里,是右之肩背,长而环抱颇固。从此而东至辽左、鸭绿,逶迤仅二千里,是左之肩背,短而环抱亦疏。兼之岁苦虏患,痿痹不仁,所恃朝鲜固外卫,而消内忧可坐视而不竭力以拯其难乎?[①] 虽然中国古代呈现重陆疆、轻海洋战略格局,但伴随安史之乱后中国经济、政治重心逐渐南移;两宋边疆开拓、商路贸易在亚洲内陆受到阻断,开始更大规模地经营东南边疆、发展海外贸易,中国政权对于东亚海域经营亦在逐渐加强。明朝与以往中国政权不同,统一战争中伴随大量水战,比如朱元璋军队与陈友谅军队鄱阳湖水战,因此明朝初年水军实力十分强大。洪武二十六年(1393),洪武二十六年,“辽东都指挥使司奏:谍知朝鲜国近遣其守边千户招诱女直五百余人,潜渡鸭绿江,欲寇辽东。”朱元璋严旨斥之。 近者尔国入贡,复以空纸圈数十,杂于表函中,以小事大之诚,果如是乎?尔之所恃者,以沧海之大、重山之险,谓我朝之兵,亦如汉唐耳。汉唐之兵长于骑射,短于舟楫,用兵浮海,或以为难。朕起南服江淮之间,混一六合、攘除胡虏,骑射舟师,水陆毕备,岂若汉唐之比哉?百战之兵,豪杰精锐,四方大定,无所施其勇,带甲百万,舳舻千里,水由渤海,陆道辽阳,区区朝鲜,不足以具朝食,汝何足以当之。[②] 即明初中国实具有直接控制东亚海域之军事力量。不过朱元璋在边疆开拓上既有“小农政治意识”,并不以武力拓边为主旨,对于不适合大规模推广农业之东亚海域,并未有开拓热情。因此,不仅借鉴前代历史教训,仍然止步于在朝鲜半岛保持宗主权,而且甚至鉴于倭寇侵扰现实,将之撇除于朝贡贸易之外,通过隔绝手段,以消除其威胁。对于越南之态度也是如此。可见,明朝在最初拥有强大水军力量的前提下,在东亚世界各国普遍发生内部动乱之时,并未积极经营海洋边疆。朱棣在积极进攻蒙古、南下东南海洋之时,同样在拥有强大海军前提下,对于控制东亚海域缺乏兴趣。嘉靖以后,与北部边疆蒙古、汉人相结合,大规模进攻明朝,形成“北虏”问题相似的是,南方海域也出现日本武装浪人与中国走私势力相结合,势力强大、为祸甚巨的“倭寇”组织。[③]经过二十余年作战,明朝始大体解决了“南倭北虏”大规模威胁。但来自东亚海域的威胁最终改变了明朝历史的走向。 万历二十年(1592),东亚海域发生的“壬辰倭乱”国际大规模战争改变了整个东亚历史进程。日本隔东海与中国相望,隔对马海峡与朝鲜向往,是太平洋岛国。日本居民基本是由中国大陆东渡、迁移形成。其中大部分是来自亚洲内陆东端草原-森林交界地带的通古斯民族。元、明之际,日本正处于内乱频仍的“战国时期”,大量武装浪人进入东亚海域,成为威胁中国与朝鲜的“倭寇”。其中尤以明朝嘉靖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居民与倭寇联合形成的“倭患”形成最大,以至于与“北虏”问题成为威胁明朝政权的同等大事。16世纪晚期,关白丰臣秀吉完成了对日本的统一,虽然天皇仍为君主,但丰臣秀吉实已掌握大权。“其国尊其天皇,秀吉以下皆臣事之,而国事皆统于关白。天皇尸位,而礼事尊奉仪章有别,如奉浮屠。关白云者,取霍光传凡事皆先关白之语。故号秀吉为大将军,不得称王。其后称大君。以天皇本称国王殿故也。其接我使也,许乘轿入宫门,笳角先导,陛堂行礼。秀吉容貌矮陋,面色皱黑,如猱玃状,深目星眸,闪闪射人,纱帽黑袍,重席而坐,诸臣数人列侍。”[④]从而开始推出国土扩张计划。朝鲜官员柳成龙称:“用兵平定诸岛,域内六十六州合而为一,遂有外侵之志。”[⑤]作为丰臣秀吉进占亚洲大陆的支点与跳板,朝鲜半岛成为日本军队兵锋所及的首当其冲者。朝鲜使者从日本回国之后,便向朝鲜国王表达了日本必来进攻的信息。“回泊釜山,(通信使黄)允吉驰启情形,以为必有兵祸。既复命,上引见而问之,允吉对如前。(金)诚一曰:‘臣则不见如许情形。允吉张皇论奏,摇动人心,甚乖事宜。’上问秀吉何状,允吉曰:‘其目光烁烁,似是胆智人也。’诚一曰:‘其目如鼠,不足畏也。’盖诚一愤允吉等到彼,恇忇失体,故言言相左如此。时赵宪力攻和议,策倭必来,故凡主允吉之言者,皆以为西人失势,摇乱人心,区别麾斥。以此中廷不敢言。柳成龙谓诚一曰:‘君言故与黄异,万一有兵祸,将奈何?’诚一曰:‘吾亦岂能必倭不来,但恐中外惊惑,故解之耳。’”[⑥]而事实上日本很快便致书朝鲜,表达了进攻的明确意图。 日本国关白奉书朝鲜国王阁下,雁书薰读,卷舒再三。吾国六十余州,比年诸国分离,乱国纲,废世礼而不听朝政,故予不胜感激。三四年之间,伐叛臣,讨贼徒,及异域远岛,悉归掌握。窃谅余事迹,鄙陋小臣也。虽然余当托胎之时,慈母梦日输入怀中。相士曰:“日光所及,无不照临,壮年必八表闻仁声,四海蒙威名者,何其疑乎?”依此奇异作,敌心自然摧灭,战必胜,攻必取,既天下大治,抚育百姓,矜闵孤寡,故民富财足,土贡万倍千古矣。本朝开辟以来,朝政盛事,洛阳壮丽,莫如此日也。人生一世,不满百龄焉,郁郁久居此乎?不屑国家之远,山河之隔,欲一超直入大明国,欲易吾朝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者,在方寸中。贵国先驱入朝,依有远虑无近忧乎?远方小岛在海中者,后进辈不可作容许也?予入大明之日,将士卒望军营,则弥可修临盟。余愿只愿显佳名于三国而已。方物如目录领纳。且至于管国政之辈,向日之辈皆改其人,当召分给。[⑦] 由此可见,日本最初进攻朝鲜之目的,并不限于占领朝鲜半岛,而是为全方面进攻中国做准备。对于日本的这一作法,朝鲜明确拒绝,但日本却仍坚持其基本立场。“诚一见书辞悖慢,不称殿下而称阁下,以所送礼币为方物领纳。且‘一超直入大明国,贵国先驱’等语,是欲取大明而使我国为先驱也。乃贻书玄苏,譬晓以大义云:‘若不改此书,吾有死而已,不可持去。’玄苏有书称谢,诿以撰书者失辞,但改书殿下礼币等字,其他慢胁之辞,托言是入朝大明之意,而不肯改。诚一再三移书请改,不从。”[⑧] 在这一时期,日本之所以敢于打破明朝主宰的东北亚朝贡体制国际秩序,根源于日本经济扩张的需求与明朝在蒙古、女真压力下的财政困难与边疆收缩。“(倭使玄苏密语诚一曰:‘中朝久绝日本,不通朝贡,平秀吉以此心怀愤耻,欲起兵端。朝鲜若先为奏闻,使贡路得通,则必无事,而日本之民,亦免兵革之劳矣。’诚一等谕以大义不可。苏又曰:‘昔高丽岛元兵击日本,以此欲报怨于朝鲜,势所宜然。’”[⑨]可见明朝建国以来,对日本采取的杜绝朝贡的政策,对日本经济产生了明显影响。日本在国家统一之后,力量壮大,谋求开拓生存空间,遂首先致力于向东北亚扩张。对于日本的进攻计划,朝鲜决定向明朝如实奏报。 四月朔丙申,上御朝讲。诸臣将退,上谓大司宪尹斗寿曰:“欲与大臣及备局诸宰臣密议倭情,都宪有计虑,虽非当预,可无退。”遂以倭情奏闻天朝当否议之。大臣以下皆难之。斗寿曰:“事系上国,机关甚重。殿下至诚事大,天日在上,岂可隐晦。臣意当直上闻为是。”李山海曰:“正恐奏闻后,天朝反以我通信倭国为罪故也。”兵曹判书黄廷彧如斗寿议,余如山海言,不决以罢。后日更议,上断以奏闻为是,大臣亦不敢贰。[⑩] 丰臣秀吉进攻朝鲜,迅速占领朝鲜半岛大半土地。明神宗鉴于“朝鲜奉正朔二百余年,若一旦轻弃于倭,则九夷八蛮何克来威来震”,[11]为维护明朝在东亚朝贡贸易国际秩序,遂决定援助朝鲜。在此后长达七年的战事中,明朝从北部边疆抽调大量兵力,并耗费大量财政,虽然最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但却造成北疆空虚、财政匮乏重大问题,客观上促成了东北边疆女真兴起与西北边疆民众叛乱,明朝政权亦最终灭亡于此。[12] 明朝为应对“壬辰倭乱”,除派遣军队直接参与战争之外,尚加强东部海疆防御体系建设,在“壬辰倭乱”背景下,明朝在东亚海域,建立了天津镇、登莱镇,加强经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