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西方正史对希特勒之死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二战结束至60年代后期，认为希特勒向嘴部开枪自杀身亡，其尸体被焚烧殆尽，骸骨无迹可寻。6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末是研究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苏联的某些调查结果渐渐浮出水面，这些结果显示，经确认的希特勒尸体有服毒迹象。西方学者或对此表示质疑，或摆出分歧，或试图给出第三种解释。第三阶段从1990年苏联解体至今，综合苏联解密档案和其他口供、证据的情况，西方正史认为，希特勒向右侧太阳穴开枪自杀身亡，尸体残骸在战火中化为齑粉。
    关 键 词：希特勒 希特勒之死 纳粹 第三帝国
    作者简介：李维，1969年生，北京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德国现代史与欧洲一体化史。

    自2012年2月以来，一则关于“南极或是希特勒遗骸与纳粹秘密档案埋葬地”的消息被国内媒体纷纷转载。国内某学术报刊对此进行了批驳，认为这条新闻纯系炒作、捕风捉影，毫无真凭实据。为了揭示历史真相，该报刊登了希特勒的死亡照片，尸体面部特征明显，希特勒式的小胡子清晰可见。报纸还援引了专家的意见：“实际上，关于希特勒之死，正史并没有提出太多的质疑。学界比较认同的说法是希特勒在总理府的地下室自杀，尸体焚烧不完全，遗骸被苏联带走。”[1]对上述照片和所谓的学界“共识”，我们不禁要提出一系列的问题：报纸刊出的希特勒死亡照片真实可靠吗?哪些史籍算得上是正史?正史记载希特勒之死的根据是什么?半个多世纪以来，正史对希特勒自杀方式的描述发生了哪些变化?正史对希特勒遗骸的发现、去向仍持有哪些质疑?
    首先要讲清楚的是，该报刊发的那张希特勒死亡照是不实的，这一点早为有关历史记载、研究所证明。1945年5月2日，苏军在总理府暗堡发现了一具男尸，这个人留着希特勒式的小胡子，长得也很像希特勒，苏军战士们把这具尸首拖到总理府花园，马上有很多记者围上来拍照。“后来所谓的五月二号找到希特勒尸体的讹传就是由此而来的，许多外国报纸杂志刊登了这具尸体的照片。”[2](p.213)很快，苏联方面澄清了事实，他们先说这具尸体是希特勒的替身，后来又说是有人仿照希特勒的模样，对尸体进行了化妆伪造[3](p.169)。那么，希特勒之死的真相是怎样的?正史又是如何记载的呢?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界定一下何谓正史。由于研究对象不同，所处时代、国家、地区的情况、标准不同，很难给正史下一个全面的定义。就德国现代史研究而言，人们心目中的正史大致具有以下两个特征：首先，正史应该是信史，信史研究的主要部分一定要建立在寻找、发现、整理、使用原始材料的基础上，绝不能仅仅是抄袭、拼贴、综合他人的研究成果。信史要讲事实，重证据，拒绝道听途说，更不能跟风炒作。其次，信史不一定就是正史，要成为正史，信史还须同为官史，它要符合国家、时代特定的政治、社会发展需要，它要与某种主流意识形态和具体的国家利益保持一致，它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甚至是代表政权的意志和看法。在战后西方史学界进行的有关希特勒及纳粹德国的信史研究中，不乏一些科学性与政治性、历史性与现实性、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备的著作。这些作品不仅科学性强，还能站在自由、民主的立场上，揭露、批判、讨伐希特勒政权的独裁、侵略、种族灭绝史，再加之语言准确、丰富，文笔生动、流畅，赢得了较大的读者群，具有了较强的社会影响力，成为战后西方社会公认的正史。应当指出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上述西方史籍大多已译介到国内，这对于加强我国世界史知识的普及，推动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原始创新，加快我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世界史正史，无疑起到了积极有益的促进作用。本文将试举几部这类史书，作为我们以下讨论的对象。
    一
    西方正史对希特勒之死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二战结束至60年代后期，这一时期，西方正史对希特勒之死的记载多采信英国学者罗珀的研究成果。罗珀认为，在帝国末日降临的时刻，希特勒向嘴部开枪自杀身亡，其尸体被焚烧殆尽，所剩骸骨无迹可寻。
    H·R·特雷弗·罗珀，二战前是英国牛津大学的青年历史讲师。二战期间，罗珀在英国的秘密情报部门服役，专门负责侦听、截取纳粹反间谍机关发出的无线电密报。二战后，他受到英国情报部门的委托，赶赴柏林调查希特勒死亡的真相。因为当时谣言四起，说希特勒还活着，并且已经逃往西方，这无疑给西方盟国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压力。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尽快查明真相，罗珀化名奥顿，以英军少校的身份出现在柏林。在1945年的9、10月间，罗珀走访、讯问了不少当事人，主要包括那些在帝国末日来临之际，和希特勒一起在地堡中生活过的人们，诸如政治家、军人、秘书以及勤杂人员各色人等。他们之中不乏关键证人，像帝国青年团首领阿图尔·阿克斯曼，以及希特勒的司机肯普卡。阿克斯曼在希特勒死后曾进入自杀现场，他和肯普卡均参与了焚烧希特勒尸体的行动。罗珀还曾询问过希特勒的秘书克里斯蒂安夫人和鲍曼的秘书克鲁格夫人，这两位女秘书在地堡中坚守到希特勒死后才离开，虽然她们亲眼目睹的并不多，但从其他直接目击证人，像希特勒的副官京舍、侍从林格那里，她们知道了事情的详细经过。1945年11月1日，罗珀在柏林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公布了他的调查结果[4](p.15)。1947年3月，罗珀出版了《希特勒末日记》一书[5]，详细记录了希特勒生命中的最后10天及其自杀身亡的历史。
    在书中，罗珀为广大读者勾勒了一幅希特勒末日的完整图景。其中，有两条主要线索贯穿始终，一条是政治、军事形势的快速变化，另一条是希特勒本人对此做出的近乎于歇斯底里的反应，这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快速、起伏地向前跃进着、发展着，指向的终点就是第三帝国的覆灭和希特勒的自杀身亡。1945年4月20日，在希特勒56岁生日那天，苏联红军开始涌入柏林近郊，帝国首都和“元首”的命运危在旦夕。4月22日，在帝国总理府花园内元首地下避弹室举行的形势分析会议上，希特勒得知，位于柏林外围的党卫军无法发动预定的反击作战，他再也无法克制自己的情绪，猛然间地爆发了，他开始咆哮，痛骂军队将领是懦夫，是胆小鬼，是军队背叛、抛弃了他，他宣布一切都完了，但他宣称，自己要留在柏林，面对末日的来临[5](p.121)。4月23日，帝国元帅戈林从德国南方发来电报，询问希特勒是否已经失去人身自由，自己可否接班，代为行使帝国的领导权。此举被希特勒视为背叛，他盛怒异常，宣布解除戈林的一切职务。4月28日，希特勒得到消息，党卫军头子希姆莱正背着自己和西方盟国接触，准备谈判投降。他气得满脸通红，像发疯一般的大喊大叫，党卫军的背叛预示着帝国末日的来临[5](p.172)。4月29日凌晨时分，希特勒开始料理后事，他先是与多年的女友埃娃·布劳恩举行了婚礼，接着，向自己的女秘书口授政治遗嘱和私人遗嘱，宣布他的死期临近[5](p.181)。4月30日凌晨，希特勒得知，位于柏林西南方向的德军受阻，无法靠近施援，至此，最后一点获救的希望也破灭了。4月30日下午，希特勒在地堡中与自己的亲信、随从握手告别，然后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房门，与埃娃一起自杀身亡。下午3点30分，当希特勒的侍从林格打开房门的时候，发现希特勒已向嘴开枪自杀身亡，埃娃吞服了氰化物毒药，也已经死去[5](p.201)。随后，希特勒的副官京舍、帝国宣传部长戈培尔、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阿克斯曼等人进入房间。根据希特勒临死前的嘱托，他们搬出希特勒夫妇二人尸体，在地堡出口附近的空地上浇上汽油加以焚烧。罗珀认为，焚尸灭迹的工作做得相当成功，“只留下一堆不可辨认的骸骨……也许和其他士兵的尸体混在一起，苏军在院内任意发掘，曾掘出不少这类尸体……这位现代文明的毁灭者，此时已经没有被人发现的危险了。”[5](p.205)
    罗珀的叙事、结论是以实地调研为基础的，无疑具有很强的可信性和权威性，加之希特勒之死这一历史事件本身所具有的巨大轰动效应，再者作者著书立说时，布局安排合理，情节推进流畅，文字表达清楚，因此，该书一经面世，就大受欢迎，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后来，由于罗珀在德国现代史及其他史学研究领域内的突出贡献，他荣获了牛津大学皇家讲座教授的教席，成为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然而，真正让罗珀的说法发扬光大的，是他在牛津大学的同事艾伦·布洛赫。
    艾伦·布洛赫大学时学习现代历史，后长期任教于牛津大学，曾任牛津大学副校长，他还是圣凯瑟琳学院的创始人、第一任院长，由于他对历史学、教育学的重要贡献，于1972年获爵士称号。二战结束后不久，布洛赫就着手撰写希特勒的传记。他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缴获的纳粹德国的大量文件材料，纽伦堡军事法庭的审讯记录，战犯的日记及回忆录，纳粹时期的书籍报刊、新闻电影和希特勒的讲话录音等等，写成了《希特勒——暴政的研究》这一卷帙浩繁的巨著。对于希特勒之死的问题，该书直接引用了罗珀的观点：希特勒对着嘴放枪，自杀身亡，埃娃·布劳恩服毒而死[6](p.839)。在尸骸下落的问题上，布洛赫也支持罗珀的观点，认为苏联人“什么也没有找到”，尸骸下落不明[6](p.840)。布洛赫的这部专著史料丰富、翔实，堪称有关希特勒和第三帝国史研究的权威著作。自1952年出版以来，已再版数十次，被译为十几种文字，介绍到全世界。由于本书具有的权威性和影响力，罗珀对希特勒之死的解释也更加深入人心，并广为流传。
    如果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还能有哪一部研究希特勒、纳粹德国的著作，能与布洛赫的大作相提并论、甚至是平分秋色的话，那就属美国人威廉·夏伊勒撰写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和大战初期，夏伊勒曾任美国环球新闻社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德记者，他根据战后缴获的大量纳粹德国档案和审讯记录、战犯日记及亲身经历，花费五年半时间写成此书，用栩栩如生的笔法，描绘了纳粹帝国产生、发展、灭亡的全过程。在希特勒之死的问题上，夏伊勒也重复、佐证了罗珀的观点：希特勒“是对着自己的嘴放枪的……但是新娘子并没有用她的手枪，她服了毒药”[7](p.1548)。至于尸骸和骨灰的去向，夏伊勒也支持没有找到的说法[7](p.1549)。该书于1960年首次出版，不仅在美国热销，还在英国、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的图书市场取得了巨大成功。此书对巩固、传播罗珀的研究观点，同样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可以这样讲，直到60年代后期，罗珀的说法在西方都是一枝独秀，无人能够撼动，对希特勒之死的研究似乎已经盖棺定论，无需再有进一步的讨论了。
    二
    6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末是研究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苏联的某些调查结果渐渐浮出水面，这些结果显示，经确认的希特勒尸体有服毒迹象。对此，西方学者的反应不一，有的表示强烈质疑，仍维护罗珀的观点，有的干脆摆出分歧，回避激烈的争论，还有的学者综合了东西方的两种认识，试图给出第三种解释。
    1968年，苏联记者列夫·别西缅斯基在联邦德国出版了《阿道夫·希特勒之死》一书[8]，书中透露了迄今为止西方知晓不多的、苏联政府和军队在战后调查希特勒之死的某些情况。此书后又在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出版发行，在西方社会引起了轰动。别西缅斯基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哲学系，二战期间，曾担任朱可夫元帅的德语翻译和情报官员。二战结束后，他接受了苏联政府的秘密任务，在柏林调查希特勒之死的真相。此后，他还做过苏联驻波恩记者，最后成为历史学家，曾任苏联德国史研究中心顾问委员会成员及莫斯科科学院军事史教授。在二战史和德国史方面，别西缅斯基著述颇丰，《阿道夫·希特勒之死》是其代表作之一。
    根据别西缅斯基的记载，1945年5月5日，在帝国总理府花园内地堡出口附近的弹坑内，苏军发现了两具尸体残骸，认为是希特勒及布劳恩的尸体[8](p.111)。两具尸体很快就被送到柏林附近的布赫战地医院，做了初步的鉴定。当时还没有DNA技术，但苏联人找到了尸体颅骨中的牙齿，其中男性尸体的齿冠特征明显。随后他们找来了希特勒牙医布拉施克(当时在逃)的助手、牙科护士克特·霍伊泽曼夫人及牙科技师弗里茨·埃希特曼，前者在布拉施克给希特勒治牙时，在旁完成传递医疗器械和药品的辅助工作，因此比较熟悉病人的牙齿情况，而后者，曾为布劳恩制作过假牙及连接假牙用的齿桥。苏联人先让这二人凭记忆详细复述了希特勒和布劳恩的牙齿特点，并画出草图。然后，他们出示了一对上下颌骨及连带的假牙、齿桥，霍伊泽曼夫人断定是希特勒的。苏联人又出示了几枚假牙和齿桥，埃希特曼确定是布劳恩的。由此苏联方面确认了这两具尸骸的身份[8](pp.126～133)。苏军验尸专家还对尸体进行了解剖，根据男尸颅腔内发现的安瓿碎片及尸体散发出来的苦杏仁味道，他们认为，死者因氰化物中毒而死。报告还提到，男尸的部分头盖骨失踪了，但在现存的尸骸中，找不到中弹的痕迹[8](pp.120～121)。尸体解剖的结果表明，希特勒是服毒自杀的。以上结论一经传入西方社会，就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它彻底颠覆了人们以往对希特勒之死的诸多认识。如前所述，在战后的23年里，西方的史籍，特别是那些带有官方色彩的正史一直都认为，希特勒是朝嘴开枪自杀的，然后被焚尸灭迹，骨骸、骨灰不知去向。
    针对别西缅斯基的颠覆性说法，德国历史学家维尔讷·马泽尔提出了强烈的质疑。马泽尔是德国史学界研究希特勒的权威专家之一。他曾在慕尼黑大学任教，还做过美国、日本、芬兰等国大学的访问教授。在其职业生涯中，马泽尔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来研究希特勒这个历史人物，他甚至用一种近似迂腐的态度来考证希特勒的生活细节，诸如希特勒出生那天的天气温度、湿度等情况。1971年，马泽尔出版了《希特勒：传奇-神话-真相》一书[9]。在希特勒之死的问题上，他完全赞同罗珀的观点，在书中，他甚至省略了对希特勒之死的具体描述，而是直截了当地写道：“英国历史学家罗珀对这段历史已经讲得非常详细、清楚了，再重复这段历史，就显得多余了。”[9](p.522)与此同时，马泽尔动用了大量的篇幅，着重质疑、批驳了苏联方面的调查结果。
    马泽尔的质疑主要是以当事人的回忆为依据的。1955年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访问苏联，苏德关系随之恢复正常，苏联陆续释放了在押的德国战俘，其中就包括希特勒的副官京舍、侍从林格等与希特勒之死事件密切相关的重要目击证人。这些人在回归联邦德国社会后，逐渐向身边的朋友、向德国媒体透露出当年希特勒自杀事件的诸多细节。以此为据，马泽尔向苏联提出的希特勒尸体发现说、服毒说提出了一连串的质疑。首先，他认为，很难通过目视辨认、确认尸体残骸的身份。据希特勒的副官京舍讲，当年希特勒自杀后，尸体被焚烧的非常厉害，脸部根本就烧光了，残余的头部及身体其他各部也高度碳化。不仅是京舍，还有林格、肯普卡等人，也有相似的表述，他们说在掩埋希特勒的尸骸时，头部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而且这些证人都认为，在焚毁加掩埋后，再从尸骸嘴中发现安瓿薄壁玻璃碎片是根本不可能的[9](p.523)。其次，马泽尔指出，苏联方面有关牙齿鉴定的证据不可靠。1971年10月，当年帮着苏联红军鉴别希特勒牙齿的牙科技师埃希特曼翻供，他对马泽尔说，他不能肯定那就是希特勒的牙齿，希特勒的牙齿还有其他特征，他当时不愿意告诉苏联人罢了[9](p.523)。复次，马泽尔还指出，美国人当时俘获了希特勒的耳鼻喉大夫吉辛，他曾多次检查过希特勒的头部和牙齿，并于1944年9月为希特勒做过头部的X光片。当美国方面照会苏联，提出要看看所谓的希特勒的尸骸，并让吉辛来辨认的时候，苏联人拒绝了[9](p.526)。再次，苏联人检查尸骸的结果是身长1米65左右，而希特勒身高1米75[9](p.527)。最后，尸骸检测报告显示，该男尸缺左侧睾丸，别西缅斯基就此认为，这证实了有关希特勒性残疾的传闻，他还说，这是希特勒多年来拒绝外科体检的原因。而马泽尔出示了希特勒1944年的外科体检报告，该报告显示，希特勒的身体各项器官发育完整、健康，未见异常[9](p.527)。根据上述质疑，马泽尔断言，苏联人在1945年5月5日找到的所谓希特勒遗骸，根本不是希特勒本人。有关希特勒的自杀方式，马泽尔还补充道，他不排除子弹打在太阳穴上的可能[9](p.525)。
    与马泽尔的全盘否定不同，另一位联邦德国学者约阿希姆·费斯特对别西缅斯基的说法持谨慎的态度。费斯特是德国柏林人，曾在弗赖堡大学学习历史、法律、日耳曼语言文学。他1963年曾任北德广播电台主编，从1973年至1993年，任《法兰克福汇报》发行人，该报在德语区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同时也是最具国际知名度的德文报纸。费斯特喜爱研究历史，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史学书籍、文章，由于他在学术领域及其他领域的重要贡献，被授予斯图加特大学荣誉博士、海德堡大学荣誉教授称号。1973年，他出版了代表作《希特勒传》[10]。这是德语区有关希特勒研究的又一部杰作。在书中，费斯特基本肯定了罗珀的观点：“希特勒满脸是血地瘫坐在沙发上，在旁边是他的妻子，她已经服毒了。”[10](p.1022)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上述文字，就会发现，对这段历史的描述，已经发生了细微的变化，费斯特没有讲明这一枪具体打在头脸部的哪个部位，他模糊了细节，只是说希特勒满脸是血。除此以外，他还补充道，大部分苏联学者认为，希特勒不是用手枪，而是服毒自杀的[10](p.1022)。
    除了像费斯特这样摆出分歧，或像马泽尔那样强烈质疑，还有的西方研究者试图将枪杀说和服毒说糅合在一起，对希特勒之死做出第三种解释。1979年，美国人詹姆斯·奥唐奈出版了《希特勒暗堡》一书[11]。奥唐奈是一名美国军人，1945年7月，他曾参观过希特勒的暗堡，在战后，他跟踪采访了不少在暗堡中坚持到最后的重要证人。他认为，希特勒在服毒的同时，向右侧太阳穴开枪自杀[11](p.197)。奥唐奈的证据主要有以下两点：希特勒死前曾向哈斯教授询问自杀的方法，哈斯向他推荐了手枪加毒药的方式[11](p.196)。另外，希特勒自杀的手枪掉在他脚下的地毯上，奥唐奈认为：“这是氰化钾毒剂很快起作用的迹象。因为多数用手枪自杀的人一般是紧握自杀工具的。”[11](p.197)在希特勒尸骸去向的问题上，奥唐奈采用了别西缅斯基的说法，认为苏联人通过鉴别牙齿，找到、确认了希特勒的尸骸[11](p.313)。奥唐纳的上述看法未能得到一致认可，平息学界的争论，相反，他的“枪击服毒说”与“枪击说”“服毒说”形成了鼎足之势，使希特勒的自杀方式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深不可测了。这一切都说明，在苏联有关调查结果的冲击、影响下，西方史学界对希特勒之死的认识发生了动摇，产生了分歧，学者们各抒己见，一时难以形成定论。要想打破僵局，形成新的研究局面，也只有等待新材料、新证据的出现了。
    三
    1990年苏联解体，苏联所藏希特勒之死档案随之开放。这些档案显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史家们对别西缅斯基的揭秘式研究的质疑是颇有道理的。苏联现存档案中证据不足，不少证据前后矛盾，不足以支持希特勒服毒自杀说和希特勒尸骸发现说。在诸种口供、证据中，能够令人信服的是，希特勒向右侧太阳穴开枪自杀身亡。从20世纪90年代迄今的西方史学较多采信了这一点。
    战后，苏联方面为了找到、确认希特勒的尸体，为了证实希特勒确已死亡，做了大量的秘密调查、审查工作。在苏联政府档案开放前，学界根本无从知晓调查过程的全貌，即便是别西缅斯基对此也只略知一二。事情的开始正如别西缅斯基所描述的，战后苏军找到了被认为是希特勒和布劳恩的尸骸，通过解剖判断，二人系服毒自杀。但在随后进行的尸体器官组织提取物化验显示，这两具尸体均未含有氰化物[12](p.327)。档案中的这一点，不仅推翻了希特勒服毒自杀说，更让人怀疑这两具尸体的真实身份，因为众所周知，布劳恩是服毒自杀身亡的，如果女尸中没有氰化物成分，那么她还是布劳恩吗?如果不是，那么一同被发现的男尸还是希特勒本人吗?
    为了确认希特勒已经死亡，苏联方面不仅做出了寻尸、解剖、化验的努力，还完成了一系列的审讯、现场指认、刑事鉴定工作。苏联解体后的档案材料显示，战后大约有800人为此受审，大约有70名希特勒的随从被押往苏联，他们是目睹希特勒死亡的重要证人，包括希特勒的侍卫、副官、驯犬人、秘书、司机、通信兵、报务员等。1946年初，苏联战犯和拘留人员事务管理总局实施了一项“神话行动”，目的是对希特勒自杀的所有细节进行严格的核实、审察。其中10名关键证人被送往莫斯科的布提尔卡监狱审讯，该狱专门羁押政治犯。管理总局将犯人隔离，给每个犯人配备了单独的牢房，装上了窃听器，还给他们安排了同室狱友，即狱方的线人[12](p.330)。这还只是“神话行动”的序曲，到了1946年5月，重要目击证人被带回德国柏林，在地堡内外进行了现场的指认、还原工作。管理总局还派出了刑警、法医，对希特勒的自杀现场做了进一步的刑事鉴定[12](p.333)。上述调查结果都支持希特勒开枪自杀的说法，苏联方面的结论是，希特勒向右侧太阳穴开枪自杀，他的妻子埃娃·布劳恩服毒自杀[12](p.311)。
    在这次“神话行动”中，还发现了所谓的希特勒头盖骨。现场勘查的过程中，在当年挖掘出所谓的希特勒尸骸的地方，又找到一些头盖骨的残片，其中一具是成年人的，上面有弹孔，调查者推测是希特勒的头盖骨。90年代中期的专题研究也支持这种说法[4](p.144)。该骨于2000年在莫斯科展出，对此，美国康涅狄格州大学的考古学家们提出了质疑。他们前往莫斯科，在俄罗斯档案馆调看了所谓的希特勒头骨碎片，并用棉签提取了DNA样本。康涅狄格州大学应用遗传学中心对样本进行了 DNA检验，结果显示，头骨的主人是一位女性，这一点不容争辩[13]。历史谜团就此揭开，所谓的希特勒头盖骨不是希特勒本人的。
    而那具被认为是希特勒的遗骸先是被埋葬在柏林近郊，1946年初被转移到柏林市西南约100公里的马格德堡市，埋葬在当地苏联占领军的兵营内。1970年，马格德堡市苏军搬迁，涉及如何处置这些尸骸的问题。在请示了当时的克格勃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后，这些尸体被从坟墓中重新挖掘出来，发掘报告显示：“棺材全部烂掉了……骨殖已经混入泥土中。”[4](p.102)这些骨殖在市郊的一片荒地上被焚烧，余烬被辗碾成灰，就近撒入易北河的支流比德里茨河。
    鉴于苏联档案在希特勒之死问题上暴露出来的矛盾性和不确定性，西方史家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多不采信服毒自杀说和尸骸发现说，而是对罗珀的学说稍加修正，采取了较为保守的提法。在这方面，英国学者克肖的研究具有典型性。克肖现任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现代史教授，20世纪60年代，他曾在德国慕尼黑的现代史研究所工作过一段时间，接触到不少纳粹德国的原始档案材料。1998年，克肖出版了他的著作《希特勒》[14]，这本书详尽地记录了希特勒的生平，在西方产生了很大影响，不仅在英美热销，在德国各地的书店内也经常可以看到。克肖的研究工作颇具权威性，他的书出版后，西方对希特勒的传记研究算是暂告一段落。在希特勒是否死亡及自杀方式的问题上，克肖采用了最保险的说法，即德国巴伐利亚州贝希特斯加登地方法院于1956年做出的结论：1945年4月30日下午，约3点30分，希特勒向右侧太阳穴开枪自杀身亡①。法院主要依据的是林格、京舍回国后提供的证词。解密后的苏联档案显示，这些证词与他们在苏联监狱中供述的内容基本相同，且与苏联方面进行的现场刑事鉴定结果一致。因此，这种说法是最能令人信服的。至于尸骸的去处，克肖采用了现场目击证人的供述，尸骸被长时间焚烧，烧毁的程度“令人吃惊”，已经高度碳化，“用脚轻轻一碰，就散了架”，而且根据京舍的猜测，在苏军重炮的轰击下，总理府花园内的尸体残骸早已化为齑粉，不知所踪了[14](下册p.647)。
    综上所述，自二战结束以来，西方正史对希特勒之死的研究表现得稳中有进。稳定不变的是希特勒已于1945年4月30日下午自杀身亡的事实。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首个结论是由历史学家做出的，英国史学家罗珀通过实地考察、走访证人，不仅研究了希特勒的自杀方式、尸骸去向等问题，还充分了解了希特勒死前发生的一系列重要的、戏剧性的事件，并由此掌握了证明希特勒自杀的完整证据链，从而科学地澄清了希特勒确已死亡的事实。这一结论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检验，经受住了各方面、乃至苏联国家机器的严厉审查，至今岿然不动，这充分展示了现代实证史学的科学力量。在基本史实不变的情况下，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随着新证据的不断浮出水面，西方正史对希特勒自杀方式的描述有所修正、推进。目前能够被证明的自杀方式为，希特勒向右侧太阳穴开枪自杀，而非像从前所述，向嘴开枪自杀。另外，没有发现希特勒服毒自杀的确凿证据。在希特勒尸骨去向的问题上，西方正史目前认为，希特勒死后，他的尸体经长过时间焚烧，已被严重毁坏，不可辨认，尸体残骸在战火中化为齑粉，苏联人将希特勒尸骸带走的说法受到严重质疑。
    像任何其他学科一样，历史科学是动态的、不断向前发展的。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它能够解决的问题总是有限的，而非无限的，也许正是这种缺憾为今后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正是这种遗憾为史家进一步的探索提供了动力。事实上，在二战结束后的67年中，中外史学界对纳粹德国及希特勒个人历史的研究从未停止过，正视、研究、总结、反思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绝不仅仅是历史学家的个人兴趣和专业爱好，更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正义人们的共同心愿和不懈追求。
    注释：
    ①克肖对希特勒之死的详细注解，参见Kershaw, Ian: Hitler, 1936-1945: Nemesis, New York 2000, p. 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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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詹姆斯·P·奥唐奈.希特勒暗堡[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
    [12]亨利克·埃伯利编.希特勒档案[M].北京：北京金城出版社，2005.
    [13]http://tech.sina.com.cn/d/2009-09-28/07463474363.shtml.
    [14]伊恩·克肖.希特勒[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