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霸国葬俗 大河口墓地的墓葬方向绝大多数是东西向，墓主头向以西向为主，少量头向东，仅有4座头向北的南北向墓葬。大墓墓主均是头向西，可见头向西的墓主人群是大河口墓地的主体人群，那么他们的头向西与头向北有什么特别的不同或者有什么特殊的涵义？为什么大河口墓葬主要是头向西的人埋葬在这里呢？或者说他们为什么要头向西方埋葬呢？ 埋葬人的时候头向朝哪一个方向，最初肯定是有一定讲究的，不是随随便便挖个坑埋葬就了事的。自从新石器时代人类认识到主动处理尸体的埋葬方式以来，墓葬方向和墓主人的头向就有一定的含义，而且不同的人群可能有不同的含义。当时人们究竟是怎么想的，我们已很难知晓。但我们通过考古发掘可以看到不同的人群具有相同、相似、不同的埋葬头向，即便是相同的头向在不同的人群中也未必具有相同的含义。 我们根据东周或汉代的文献和后代注疏知道，头向北的原因是古人认为北方是灵魂所归宿的幽冥之地，那么头向西与向东又怎么解释呢？大家有多种猜测，有人认为某方向是其族群起源之地或祖先所在地，有人认为是灵魂的归宿地，当然也有人认为与山水地理等环境有关，但在横水、大河口和北赵几个大墓地都具有北方为山、南方为水的地貌特征，墓主头向却并不全同，即使是在同一墓地也存在各种不同的方向，这恐怕是不能用地貌特征的理由所能解释的。我们知道风水的观念是后来才有的，西周时期并没有成熟的风水理论，当然周代埋葬也需要“筮宅”，即在这规划的公共墓地中，在其家族的范围内找到其最佳的墓位。虽然我们已经研究出大河口墓地头向的不同具有划分人群的意义，但头向表示的具体含义还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比如搞清这些人群的迁徙和源流关系，对于探讨其头向的象征意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有意思的是，在大河口墓地的国君夫妇并没有埋葬在一起，既不同穴合葬，也不异穴并列合葬，或者叫做并穴合葬，俗称“对子墓”，这与同时期的曲沃县北赵晋侯墓地的晋侯夫妇墓葬、曲沃县曲村墓地贵族夫妇的墓葬，以及绛县横水倗国墓地的倗伯夫妇墓葬等大不相同，在大河口墓地较难以确定国君霸伯与其夫人的对应关系。 大河口墓地的所有墓葬都没有发现墓道，都是土坑竖穴墓。我们知道在安阳殷墟发现的商代王陵有带四条墓道的，也有带两条墓道的，西周的王陵虽然还没有发现或确定，但周原周公庙的墓葬就带有四条墓道，显然其墓主的身份和地位是很高的，可惜这个大墓被盗惨重，没有发现明确的可判明墓主人的信息，不过大多数学者推测墓主人可能是周公。当然在燕国的琉璃河墓地也发现一座带四条墓道的墓葬，不过这四条墓道开在墓口的四角，并且都比较狭窄，显然其象征意义大于实用意义，或与“召公建燕”的规制有关？ 带两条或一条墓道的墓葬在西周各诸侯国墓地比较多见，像山西曲沃县北赵晋侯墓地的绝大多数墓葬就带有一条或两条墓道，在山西绛县横水倗国墓地共发现了三座带一条墓道的墓葬。但在时代略晚的河南三门峡市的虢国墓地没有发现一座带墓道的墓葬，这说明墓道这种埋葬形式并不普遍，不见得各国高级贵族都一定使用。 但凡是带墓道的墓葬一定是级别较高的贵族，问题是有些高级贵族为什么不使用墓道这种埋葬形式呢？ 虢国君主没有，霸国君主没有，倗国大部分君主没有，卫国君主也没有，可见墓道也不是高级贵族墓葬的必备之物，没有墓道的大墓其身份地位未必就低于带墓道者。使用不使用墓道与下葬方式有关？还是与信仰意识有关？或者与别的什么东西有关？ 在历史文献记载中墓道又称为羨道，被解释为下葬棺椁葬具使用的通道，我们已知的西周墓道有斜坡式和台阶式两种，而且我们知道西周偏早期的墓道坡度较缓，偏晚期的墓道坡度较陡，也就是说，偏早期的墓道距墓室底部较远，偏晚期的墓道距墓室底部较近，很明显其实用的理由是存在的。 在大河囗1号墓墓口四角发现四个斜洞，没有墓道，在横水倗国墓地也有这种现象，这些带有斜洞的墓葬年代也都属于西周偏早期，它们的墓葬体量较大，墓主身份地位较高。在湖北随州叶家山虽然发现一座墓葬既有斜洞也有墓道，但墓道不具有实用性，现在大家普遍认为这些斜洞与墓主的下葬存在必然的联系。只是西周时期在各地发现的高级贵族墓葬不都设有斜洞或墓道，也就是说大部分高级贵族墓葬既没有斜洞，也没有墓道，这些墓葬的下葬为什么没有使用这些特殊的设施呢？像三门峡虢国墓地和浚县辛村卫国墓地的高级贵族墓葬就是这样，这可能与各地的埋葬方式不同有关。与西周时期各国的信仰习俗没有多大关系，墓道或斜洞的有无与礼制也没有必然的绝对的关系，但一般的中小型墓葬是绝对没有这些设施的。 在大河口墓地目前只发现了1号墓葬有斜洞，其他所有大中小型墓葬都没有发现这种设施，这座墓葬是目前大河口墓地所发现的大型墓葬中年代最早的一座。当然大河口墓地还没有全部发掘，我们不排除比1号墓更早的或同时期的大墓中也存在斜洞。斜洞的设置与下葬方式有关，但斜洞究竟是如何使用的我们并没有具体可靠的证据来说明，而且为什么斜洞到后期又废弃不用了呢？ 像大河口1017号大墓和2002号大墓既没有斜洞也没有墓道，之后的其他大墓也没有，这可能与大河口墓地埋葬方式的改变有很大关系。从目前所见到的材料来看，这种埋葬方式的变革时间是在西周早中期之际，而曲沃县的北赵晋侯墓地从早期到晚期大都使用墓道，没有发现斜洞，不存在这种变革，虢国和卫国墓地既无斜洞又无墓道，当然也不存在这种变革，可见这种埋葬方式的使用和变革也不存在普遍性。 大河口墓地墓主人的埋葬姿势以仰身直肢为主要葬式，没有发现俯身葬，在绛县横水倗国墓地有大量的俯身葬，甚至连2号墓主倗伯都是俯身葬。我们知道，俯身葬在商文化中比较流行，等级高下不同的人群都有这种现象存在，具有某种特殊的象征意义，这说明大河口墓地人群没有这种特殊含义的信仰意识，这与天马一曲村的北赵晋侯墓地和曲村墓地是一致的，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大河口人群的特殊性，他们与横水墓地人群的埋葬习俗差异其实还是相当大的。 大河口墓地流行腰坑和殉狗，腰坑中殉狗应该是墓主人下葬前的一种祭奠行为，这种古老的埋葬习俗也与当时人们的信仰有关。在姬姓周人的墓葬中几乎没有发现过腰坑，这说明姬姓周人不使用这种习俗，没有这种信仰。在商文化系统墓葬中腰坑多有发现，但腰坑不是判断商人及其后裔的唯一标准，我们知道，尽管商文化流行腰坑，并不排除其他人群和文化也有这种信仰，因为腰坑并非商人的专利，并且这种习俗在新石器时代早就存在，并非商人的发明。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腰坑的有无来确定是否商人或商遗民，充其量腰坑是判断商人或殷遗民的因素之一，而不能作为要素或唯一因素。 周人为什么一般不用殉人，也不使用腰坑，与商人的信仰大不相同呢？这是因为商人迷信鬼神，而周人则要理性得多，不迷信鬼神，“敬天保民”，“敬鬼神而远之”，礼制上更多表达的是重视生者的社会规范，即便是丧葬，也是强调礼制的重要场合，所谓“序尊卑，别贵贱”，其目的更多的是做给活人看的，大家在这种礼仪活动中，进一步学习或重温了需要遵守的礼仪和规范，不断强化这套行为规则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性，把礼制与日常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周人的意识形态更务实，更注重人或者生命，而不是像商人那样，大事小事都占卜询问鬼神，把神鬼的力量过分地夸张，而对生命不够尊重。殉人和殉狗都是一种具象的思想观念或迷信意识在作祟，这些文化现象充分反映出周人与商人在宗教信仰或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巨大差异。 霸国辉煌 大河口墓地大墓的墓主是霸国国君霸伯，霸伯的墓葬目前可以确定的有6座，从1号、1017号、2002号等大墓来看，霸国国君曾经也是一代的雄主。 虽然霸国不如晋国大，但墓葬中的随葬器物显示霸国君主并不是一般的普通贵族，如在1号墓随葬的青铜礼器就70余件，仅青铜鼎就有24件之多，有方鼎有圆鼎，还有大量的其他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工具、车马器等，品类齐全，内容丰富，还有大量精美的玉器、罕见的漆木器、珍稀的原始瓷器、较多的特殊陶器和其他器物，尤其是还有一件黄金含量很高的金器。器物多得在椁室放不下，在二层台上放不下，在墓壁上掏了11个壁龛，塞得整个墓室满满当当。 1017号墓主椁室中也出土了60余件青铜礼器，13件青铜鼎中仅方鼎就有5件，还有大量的酒器和3件青铜编钟，也是各种类青铜器齐备，其随葬的一万余枚海贝铺在棺盖板上。 2002号墓相比之下要逊色许多，墓主器物少，三件青铜鼎，也是各种器类都有，但总量要少得多。在墓地中部偏北还发掘了一座被严重盗掘的6022号墓，在其盗洞填土中还发现有车马器、玉器和1件金璜。 从整个墓地来看，西周早中期是霸国的兴盛时期，国力强盛，霸伯也威风一时，到西周中后期就开始衰落了，到春秋早期被晋国兼并了。虽然一代雄主的霸国梦没有能延续下去，但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当年建国初期霸伯的雄心气魄，可以看到他们励精图治的伟大梦想，他们拥有或赐或置的青铜重器、玉器，拥有外来的原始瓷、海贝和黄金制品，拥有战车与战马，拥有兵器与军队。由此可见霸国曾经辉煌过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霸国把控着浍河上游的大片土地，选择在这里作为建都之地，主要可能是国防的需要。当时的浍河水较现在要大得多，霸国都城可能就建在墓地西南，我们对墓地周围数平方公里范围进行了地毯式的系统调查，因晚期的严重破坏，虽然发现了西周遗址，但并没有发现城垣夯土等遗迹。 从大河口墓地的墓葬数量推断，当时大河口的人口并不多，充其量不过是数百人的聚落，但他统辖着一定的区域，这个统辖区域有多大？根据东周及以后的文献记载，我们推测其国土面积方五十里或三十里，属于小国，西周时期小国林立，它们有自治权，属于相对独立的国家，有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独立主权，但它又受周王室的册命和管辖，而且在地区事务中又要接受方伯大国的统一组织管理，因此霸国实际上属于二等小国。 在周边是否还有像倗国、霸国这样的小国呢？答案是肯定的，像有文献记载的柤国就在晋南，后被晋献公灭亡，这个国家也是狄人之国。近年我们在绛县县城以东雎村发现一处被盗的西周墓地，考古勘探的结果表明，这里也是一处主要由东西向墓葬组成的墓地，类似的小国家今后还会不断地发现。 大河口墓地的小墓有可以早到西周早期的，早期大墓还没有发现，1号大墓虽然器物大多属于早期，但埋葬时间应在早中期之际，说明墓主的生活年代大多处在早期，墓地最晚的小墓的年代可以确定在春秋早期，最晩大墓的年代在西周末年。可见大河口墓地的年代从西周早期一直延续到春秋早期。 大河口墓地的墓葬从墓形大小、随葬品种类和数量的多少，可以看出这个霸国是一个等级明确、礼制严格的等级社会。在这个社会中，霸国国君即霸伯是第一等级，其次是霸伯夫人和其他贵族，第三等级是有随葬品的平民，第四等级是无随葬品的贫民。在大河口墓地，头向西的人群是霸国的主体人群，其他头向的人群数量较少，而且不是统治阶层，从墓葬所反映出来的贫富差距的人群结构来看，这个社会中间阶层的人数众多，富人阶层和穷人阶层的人数都较少，是一种比较合理而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因此在西周至春秋早期三百余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霸国应该是处于一种稳定的发展状态。 大河口1017号大墓的棺盖板上发现了大量的海贝，这些海贝有一万多枚，编连有序，似乎是有一定形状的东西，我曾经推测它们与帷荒有关。海贝是一个总称，有很多个品种，我们所称的海贝其实是其一种，关于海贝的来源与功能其实很值得研究，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它不是晋南本地的产物，是来自海洋的外来品，是稀有的珍贵的东西。因此，在商周时期以它作为等价交换的媒介，其实具有早期货币的功能，到西周时期它仍然充当这种角色，如金文中常见赐贝多少朋来做宝器，这个贝就是我们所说的海贝。当然它也用作帷荒上的饰品，甚至是马具络头和带饰，说明它具有装饰品的作用，它还见于墓主人的口中，作为饭含来使用。在春秋时期海贝还在较多的使用，后来随着交通的发达和金属货币的出现，海贝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大河口墓地出土的一件青铜盆（铭文称为簋）上有一篇铭文，反映了周王命令应伯征伐淮南夷的事实。西周时期淮夷与中原华夏的战争主要有两次，一次发生在西周中期，一次发生在西周晚期。自武庚叛乱以来，南淮夷与周王朝长期存在矛盾。 2002年在香港文物市场上发现的上有铭文“淮夷伐格，晋侯搏戎”的晋侯铜人，其年代大约相当于穆王时期，文献记载周穆王时徐偃王发动叛乱，周穆王的驾驶员造父驱车一日千里自西方赶回救乱，穆王后将造父封于赵城。这个徐偃王就是淮夷一部徐国的首领。晋侯铜人记载的这次进犯中原一直打到了大河口一带，晋侯奉王命与准夷战斗，以救霸国。过去我们不知道格和霸这两个字是可以通用的，大河口青铜器上大量的铭文显示出，格与霸是一回事，格国就是霸国。 西周时期周王朝四邻蠢蠢欲动，特别是西北方的戎狄和东南方的淮夷，以及江汉一带的部分族群长期与周王朝处于敌对状态。西北方有山戎、猃狁、犬戎等各种戎狄，东南方有淮夷或淮戎，淮夷或淮戎是对淮河流域中下游许多小国的统称，徐国在这一区域是一个大国，也称徐戎。 周王朝与四方非华夏族群在文化上有区别，在生活方式上也不相同，政治结构与经济形态也不同，军事方式上也有较大区别，因此在资源、土地等方面不可避免会发生矛盾，而且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因此彼此之间的战争也是不可避免的。西周时期之所以分封这么多诸侯，特别是分封诸侯大国都具有一定的军事目的，那就是“藩屏周室”，从大河口出土的这件青铜盆铭文看，霸国参与了这次征伐淮南夷的战争，这次战争发生在西周晚期，结合晋侯铜人的铭文来看，淮夷与霸国之间也进行了数次战争。可见霸国早已自视为华夏族群的一部分，它早已被周王朝同化了，因此在大河口墓地除了头向、墓向、腰坑、斜洞等特殊现象以外，其墓葬的形制、葬具、葬式、陶器、青铜器、玉器等等与周文化别无二致，虽然霸国与倗国还是媿姓狄人，但早已华夏化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