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在20世纪50~60年代非殖民化背景下，受英、美政府支持的西方公司通过支持和放弃种族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策略，换取与英属中非联邦当地政治力量的妥协，以图保留自己既存的经济特权。西方公司先是力图通过建立和维持中非联邦，维护白人劳工的特权地位来化解白人内部的阶级矛盾，以保留自己在矿业经济中的特权，但这一策略深化了同非洲劳工的阶级矛盾，激化了同全体非洲人的民族矛盾，引发了以矿业罢工为先导的非洲人全民性反抗。当中非联邦呈瓦解之势，西方公司携英美政府和西方金融界逼迫非洲人多数政府继续保留其矿业特权。 关键词：跨国公司 非殖民化 帝国主义 作者简介：杭聪（1981- ），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非洲史、英帝国史。 现代非洲国家的发展总是摆脱不了西方特别是西方公司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是政府层面的也是社会层面的。针对此一现象，国际学界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争论。第一，此种影响同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关系，特别是同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阶段的关系，有人认为已不再存在“帝国主义国家”，另有人认为出现了“帝国主义”的升级版；第二，此种影响同当地社会发展的关系，热衷讨论工人阶级的发展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发展，一般认为前者是当地社会现代化的表现，后者在左派看来属于现代化的阻碍力量，右派则持相反意见；第三，西方公司的地位和作用。西方公司究竟是从属于西方或当地政府的政治工具，还是相反挟持了西方政府或当地政府为自己私利服务，以及西方公司同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兴起的关系。[①] 围绕上述问题，国际理论界形成了强调西方公司主动性的两种典型理论。一种是新殖民主义理论（New Colonialism），其代表人物是恩克鲁玛，一种是后帝国主义理论（Postimperialism），其代表人物是R.斯克拉。两种理论代表了两种思想倾向，前者强调了跨国公司和非洲国家的对抗性，这种对抗源于资本主义本质和跨民族剥削，认为只有建设强有力的非洲政府才能化解这种对抗性，逼使西方国家支持的跨国公司发挥积极作用。后者强调跨国公司和非洲国家的合作性，将这种合作同样视作资本主义本性的产物，其核心是以跨国公司为核心形成的以跨国公司管理者和非洲管理者为主的新阶级。两者都认识到20世纪50、60年代在非跨国公司发展同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联系，尤为关注西方矿业公司在非洲中南部矿业地区的活动，考察了非洲政府和跨国公司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非洲国家发展的影响。故而，以英属中非联邦（包含今赞比亚、马拉维和津巴布韦）为例来判明两种理论的合理性，进而回答前面提到的问题，应该是比较适当的。 一 英属中非联邦的兴衰与北罗得西亚地区的铜矿生产息息相关。中非联邦得以建立的基础之一就是《1950年协议》，该协议是在北罗得西亚白人移民的要求下，由英国政府、北罗得西亚政府和英属南非公司（British South Africa Company）[②]达成的。按照协议规定，公司可以享受包含采矿权在内的各项矿业特权到1986年，之后特权将免费转交给北罗得西亚政府，期间公司将向北罗得西亚政府志愿捐献自己特许收入的20%。这份协议也是英国政府向北罗得西亚白人移民政治妥协的象征。立法大会中的两名非洲人代表被迫投票支持该协议，从而使该协议获得了非洲人赞成的表象。英国政府可以借此为自己的保证增添几分可信度，即该协议不仅会被当时的北罗得西亚政府认可，而且会被后续任何北罗得西亚政府认可。 1950年协议可以被认为是白人移民的胜利，标志着公司融入到白人移民政治集团之中。英属南非公司及其控制的英美公司集团（the Anglo American Corporation Group），成为中非联邦坚定的支持者。后者和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集团（the Rhodesian Selection Trust Group）垄断了北罗得西亚矿业生产。英属南非公司并不直接从事生产，只是坐享特许费。英美公司的股份由英国人、南非人和美国人持有，受美国资本影响不大，相较而言同英国在殖民地的特权联系更为紧密，在考虑非洲大陆未来前景时，多以南非为背景。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集团的日常经营由英籍人士罗纳德·普兰爵士（Sir Ronald Prain）负责，此人长期担任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集团的总经理，出身于矿业经理人世家，早年曾和丘吉尔内阁殖民大臣李特尔顿共事，后同殖民大臣伦诺伊德-博伊德、殖民大臣麦克劳德和英联邦大臣霍姆保持密切联系。该公司的主要资本来自美国，重大决策受到母公司美国金属公司（The American Metal Company Limited of New York）总裁霍克希尔德（Hochschild）的影响。从1927年起，美国资本就在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集团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掌握了它42.3%的股份[③]。这家美国公司在本土之外主要投资于非洲各地矿业，以获取美国市场所需的各种资源，战后更是乘美国政府马歇尔计划和第四点计划的东风大力发展在非业务。普兰和英国政府高层以及当地政治力量保持紧密联系，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英属中非地区的政治发展中发挥了重要影响。1950年协议保证了两家公司的矿业特权，两家公司便将注意力转移到劳工问题上来。 英属南非公司一贯将欧洲移民的角色定位于促进经济增长，仅将该地区的黑人看作是服务白人维持矿业运转的低级劳动力。[④]战时，公司和白人劳工组织——矿工联盟（the Mine Workers’Union）达成了“有色人种禁令”（Colour Bar），将非洲劳工排除于大多数技术性工作之外。战后，来自英国的非熟练工人加深了罗得西亚的种族主义。为了吸引白人移民，战后殖民地政府给予白人移民劳工较高的居住和福利标准。为了反对上述政策，1945年10月非洲铁路工人组织了罢工。铁路罢工意味着非洲劳工已经组织起来，白人无所顾忌地剥削和黑人部族主义的结束。慑于非洲劳工组织性的增强，也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以普兰为代表的资本家，强调劳工问题的核心不是非洲工人的报酬付少了，而是白人工人的报酬付多了。这让矿业行业的管理者日益倾向从非洲劳工身上抽取最大价值，用向非洲劳工开放新岗位的办法替换相对昂贵的白人劳工。[⑤]于是，英国政府于1949年公布了达格利什报告（Dalgleish Report），站在雇主的立场上要求白人工会向非洲人开放27种非熟练岗位。以期减少自己同非洲劳工的政治冲突，[⑥]弱化非洲人中反对中非联邦的力量。[⑦]白人劳工予以坚决反对，认为中非联邦政府代表了大公司利益，损害了自身的利益。[⑧]由于白人劳工拥有选举权，劳工问题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危及了建立在种族主义基础上的白人联盟。所以从1953年1月开始，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集团和英美公司集团、白人移民代表、英国殖民部官员展开持续达两年多的会谈。会谈时间是如此漫长，以至于非洲劳工无法再忍耐下去。1955年1月，非洲矿工工会（The African Mine Workers Union）要求在全行业各个岗位增加非洲雇员。工会宣称自己可以让总共34000名非洲劳工中的29885名都参与罢工。[⑨]此一要求虽被政府和公司直率地拒绝，却对正在进行的谈判形成了压力。公司代表、白人移民代表、英国殖民部官员于1955年达成协议，白人工会同意在矿业173种白人岗位中让出24种。在会谈过程中，英美公司顾忌自己在南非的主要矿业利益，更担心自己受到罗得西亚白人移民的强烈抵制，所以持较为保守的态度不愿向非洲人开放更多的岗位，而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则在自己美国股东的支持下，为了降低成本持较为积极的态度。[⑩]按照中非联邦政府和矿业公司的规定，上述新开放岗位上的劳工只能由1953年建立的非洲人矿业职员协会（the Mines African Salaried Staff Association)代表，意图进一步分化非洲劳工群体，创造出一个非洲工人贵族阶层，将拥有较高收入的非洲劳工同为数更多的普通非洲劳工分离开来。1955年协议使公司和白人移民暂时达成一致，公司在资产和劳动力两方面化解了同白人移民的矛盾，在中非联邦结成牢固的白人统一战线。 此后数年，矿业公司全心全意地支持中非联邦。矿业公司的领导人和中非联邦的领导人联系紧密。虽然矿业公司担心中非联邦的成立会将南罗得西亚的种族政策带入北罗得西亚从而引发工资上涨，但是它们更希望中非联邦能够解决长期以来铁路陈旧、煤炭缺乏等问题。因为北罗得西亚矿物输出依赖南罗得西亚铁路，运输和开采所需的煤炭也来自南罗得西亚。从政局稳定的角度考虑，矿业公司认为中非联邦模式既能摆脱南非式的种族隔离，又能免于肯尼亚式茅茅起义引发的紧张状态。矿业集团担心如果不组成中非联邦南罗得西亚的政策就会越来越趋近于南非，北罗得西亚则必定会成为黑人国家，可能会导致自身采矿权的丧失。所以，矿业集团资助白人移民的联邦团结党（United Federal Party），以保证联邦政治体制的运行。但是这个政党不得不仰赖白人移民的选票，许多移民都对矿业公司的高额利润怀恨在心，而且记恨矿业公司抢走了自己的廉价劳动力。白人移民同样怀有将矿藏国有化或者提高铜矿税率的想法。由于白人移民和联邦主要政党的紧密关系，导致矿业公司未能在立法机关获得独立的代表席位，就如矿业公司在加纳获得的政治权力。在1955年，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将集团总部从北罗得西亚首府卢萨卡（Lusaka）搬迁到中非联邦的首都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建起奢侈的20层办公大楼，以显示对中非联邦的支持。毫无疑问，矿业公司支持中非联邦，[11]但同时矿业公司不希望中非联邦成为自治领，那样会危及自己投资的安全性，在此方面公司更信任英国政府。这种态度的政治表现就是英国政府拒绝中非联邦成为自治领。 二 矿业公司由于劳工问题和民族独立运动连在了一起。随着白人统一战线的形成，英属中非地区的种族主义更为猖獗，大大激化了非洲劳工的不满，要求废除“有色人种禁令”，这一点是中非联邦政府无法满足的。非洲矿工工会在1956年8、9月间最大展现了自己的力量，组织了遍及铜矿带的持续罢工。9月10日，北罗得西亚宣布处于紧急状态。工会领导人被逮捕和驱逐出铜矿带。布兰尼根报告（The Branigan Report）展示了非洲人国民大会（The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和非洲矿工工会之间紧密的联系，同时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任何矿业行业之外的个人或组织活动已经导致了矿业行业内的不安。”[12]然而在殖民部官员会议上，布兰尼根提到“如同1919~1923年间爱尔兰新芬党（Sinn Fein）造就的爱尔兰局势，民族主义情绪支配了所有问题”[13]。1956年的罢工显示了非洲人工会组织的高水准，增加了非洲人在政治舞台上抵制白人移民控制的决心。铜矿带的罢工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非洲矿工工会紧密合作的结果。对非洲人国民大会而言，这是个极大的心理胜利，加强了党的团结。在1956年，“在非洲人工会总共59个分支工会官员中，有20多个是非洲人民族大会的官员，还有32个是非洲人民族大会的正式成员。”[14]由于矿业在中非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15]也由于1956~1957年联邦选举权的变化关上了种族平等的大门，1956年矿工们的罢工引发了全体非洲人的反抗，北罗得西亚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此为契机，中非联邦各地的非洲人都相继参与了各种形式的反抗活动。1956年罢工标志着一个新纪元。这场运动是非洲人政党同非洲劳工运动相结合的标志。正是在罢工造成的大氛围下，1958年10月下旬，肯尼思·卡翁达[16]领导的赞比亚非洲人国民大会（Zambia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从非洲人国民大会中分离出来，代表了更坚定地反对殖民统治的立场。这些更坚决要求民族独立的战士还同非洲先行独立地区建立了联系。在1958年12月，卡翁达和黑斯廷斯·班达（Hastings Banda）[17]参加了在阿克拉举行的泛非人民大会，卡翁达在会议结束后一月还待在阿克拉，写作了反对班森宪法（Benson Constitution）的备忘录。当1959年春该宪法正在北罗得西亚讨论之时，尼亚萨兰宣布了紧急状态。在3月2日，班达和自己党的120名成员被逮捕并被拘留在南罗得西亚。在11日，赞比亚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也被流放到偏远地区。所有赞比亚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分支机构都被宣布为非法。这是对班森宪法的极大讽刺。赞比亚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突然牺牲，反而使该组织取得了超脱于所有北罗得西亚民族解放者的地位。 迫于英属中非地区各地的反抗活动，1959年中非联邦政府不得不宣布全联邦处于紧急状态。矿业公司对中非联邦政府的态度开始具有两面性。矿业公司被迫正视非洲人的组织能力，对紧急状态提出非议，认为强行驱散工会之后，工会成员和他们的妻子会将“劳工们严重的不满”传递到乡村去，而且会对个人和“矿业财产”形成危害。[18]矿业公司无法再对非洲人的政治和经济能力公开表露蔑视之情，转而试图树立自己在非洲人心中的良好形象并且开始和非洲人政党建立起联系。下面以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为例来说明此一情况。为了树立公司新形象，1956年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给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政府提供总额300万英镑的贷款，要求这些款项花在服务非洲人的工程上。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特别重视非洲人教育事业，将之视为阻止“违法”行为，促进未来政治“稳定”的措施。在1960年，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集团给北罗得西亚政府超过100万英镑来发展非洲人教育，并且表示为了弥补采矿业带来的城乡不平衡问题，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将拿出财富资助非洲人农业的发展。在援助当地社会的问题上，罗得西亚英美有限公司和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的态度是不同的，前者强调在政治稳定的基础上提供开发援助，后者则认为援助能够促进和加强政治稳定。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代表了矿业公司新式的想法，即承认非洲人政党的合法性，以免其政策走向极端，试图通过和非洲政党的讨论和协商，使其接受矿业公司的采矿权。同时，不希望现今和未来的政府干预劳工政策，害怕政府借此干预矿业公司的活动。然而，矿业公司实际上如同英国政府的态度一样，以“骑墙”的精神处理中非联邦问题。如普兰不支持“一人一票”的原则，他支持维护白人政治垄断权的选举资格规定，在公开场合支持韦伦斯基领导的联邦政府，暗中则向非洲人政党频送秋波。 此时，由于英属殖民地多地长期存在的反抗活动，促发了英国政府政策的转变。时任首相的麦克米伦任命艾因·麦克劳德（Iain Macleod）担任殖民部长，以解决紧急状态持续太久的问题。麦克米伦承认中非联邦和肯尼亚是“我们（英国）真正的小规模阿尔及利亚。”[19]他的政策也如法国一样，即使认识到了困难和危险，也希望继续待下去。他所想的仅仅是如何以尽可能少的代价待下来。而且在他看来，白人移民是英国和非洲各种联系的天然纽带。他要麦克劳德搜寻的政策是避免英国陷入不可能获胜的漫长高消耗的流血冲突中，同时尽可能地捍卫“连襟兄弟”在殖民地的权利。[20]麦克劳德还需要面对韦伦斯基的联邦政府花巨资在伦敦组织了游说集团。[21]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英国蒙克顿委员会(Monckton Commission) 于1960年来到中非联邦调查情况。蒙克顿委员会报告仅仅提到需要重塑联邦，加重各地区权威，仍旧主张维持联邦的存在，各地名义上有权退出联邦，但要获得英国政府准许。虽然使团的报告对非洲人的要求大大让步，但离非洲人的要求还很远。卡翁达在《黑人政府》中解释为何他拒绝给使团提供证据： “使团要求参考证据的目的远离非洲人参与提供证据的立场，因为依照使团看来，我们应该接受联邦的理念，即参考证据关注于如何改进联邦……我们提出的要求是打破联邦，为北罗得西亚提供新宪法。 1960年转眼间就在蹉跎中度过。我们拼死坚持北罗得西亚的保护国地位（Protected Status）。从联邦宪制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在这一年中要求建立以一人一票为基础的自治政府。”[22] 三 面对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两大矿业集团开始寻求同非洲民族主义者建立联系。到了1959年8月，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任命了一名非洲人董事，准备和新兴的民族主义者而非传统酋长结成联盟。普兰强调仅仅经济开发不能保证中非联邦的未来，重要地是提升非洲人多数的政治和社会地位。相反，中非联邦首席部长韦伦斯基则称非洲人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有赖于持续的经济开发，还需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才有可能提升。[23]在1960年4月15日，霍克希尔德借助美国非洲协会（the African American Institute)的渠道同班达和卡翁达会面。当班达攻击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向执行种族主义政策的北罗得西亚政府提供赠款和贷款时，霍克希尔德向班达解释道：公司提供款项的原意是用来帮助非洲人的。当班达又批评“有色禁令”时，霍克希尔德再次辩称从1955年以来公司一直在寻求打破有色人种禁令。当班达批评铜矿公司帮助创立了中非联邦，并且通过援助联邦政府在英国的游说活动而支持联邦时，霍克希尔德表态自己不了解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卷入的游说活动，自己也不会赞成该公司的行为，强调铜矿公司对非洲人怀有善意，已经为发展非洲人教育提供了贷款。在会谈临近结束时，班达警告霍克希尔德：“韦伦斯基试图使像你这样的欧洲裔有产者感觉只有在白人政府统治之下，才能获得财产安全。他试图用我们来威胁你，说非洲人政府将剥夺你的财产。你不要相信他，这不是真实的情况。”霍克希尔德在同卡翁达交谈后，认为虽然他比班达在矿业特权方面的态度更强硬，但要比想象的温和。霍克希尔德竭力塑造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亲非形象的努力，说明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的态度不仅是普兰个人观点的产物，而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的结果。韦伦斯基后来怒火中烧地评价了矿业公司为确保自己特权而采取的新动向：“当我看到我们的朋友K.卡翁达被描述为温和的，就日益增加了保持平静局势的困难。”在1961年5月，美国金属公司而非美国国务院安排了卡翁达同肯尼迪总统的会面，以及卡翁达同世界银行负责人的会面，转化了世界银行对将要成立的北罗得西亚非洲人多数政府的融资态度。[24]由于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母公司在国务院所享有的官方渠道，就不难理解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实行的策略同帝国或殖民地政府的政策之间的差异，说明它为何能够比英属南非公司更早地趋近非洲民族主义者。 两公司面对的相同政治压力并未使两公司采取相同的行动。由于各自的资本来源、开展其它业务的地域不同、所享特权、管理结构的不同，两大公司集团所采取的具体步骤和方式有所不同。相比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而言，英属南非公司所享有的经济特权最多且经营重心在南非，需要考虑松动“有色禁令”对南非劳资关系的影响，持较为保守的态度，直到1962年都向联邦团结党基金提供资助。[25]韦伦斯基也感恩地允诺：“我将尽我最大努力友善地和英属南非公司一起工作，因为他们的利益现在是我们的利益。”[26]在1963年，他推荐奥本海默为爵士，其理由如下：“据我所知，还没有任何非罗得西亚人对本地区所有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做出过更大贡献。”[27]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的美国背景使公司可以有更大的余地采取实用主义态度，适应快速变化的政治环境。有感于比属刚果独立时对矿业生产的影响，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支持建立非洲人自治政府。普兰在同麦克米伦的谈话中表示支持扩大非洲人多数的政治地位。如卡勒（Kahler）所认为的那样：“（有些分公司）作为国际大公司的分支机构，其在某个特定殖民地所拥有的仅仅是（重要性）相对较低的局部利益，这就使其同（业务局限于）地方的公司（对非洲人的要求）有不同的回应方式。”[28] 需要指出地是，矿业公司立场的区别仅仅有相对意义。面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反对外国公司的共同压力，非洲各矿业公司走得很近。特别是1961年，加纳政府提出对英国公司拥有的金矿实行国有化政策后，在非洲的矿业公司普遍担心新独立国家会收回采矿权。北罗得西亚的众多矿业公司同样也担心新政府会对矿业公司实行国有化政策。当解散中非联邦变得不可避免，英属南非公司集团也被迫同非洲民族主义者联络，但该集团仍打着改进联邦的念头。在1962年12月晚了普兰三年之后，奥本海默同卡翁达第一次会晤并认为卡翁达给自己“留下了良好印象”。这标志着英属南非公司的策略更趋向于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的方向。奥本海默向韦伦斯基解释同卡翁达会面的原因：“从商业观点来看，我们必须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使我们自己适应可能到来的任何政治变化。”他承认：“在罗得西亚适应变化很困难，然而这是一个总是使我们自己感觉、仍旧感觉我们自己属于这个国家的地方——在这里就像我们在南非所能作的一样多……联邦的理念仍旧存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正确性，种族伙伴关系的理念对我们似乎是合适和正确的。这些事情不应该为黑人或白人民族主义牺牲。”[29] 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使得非洲人多数政府掌权，这就带给英属南非公司新的问题。非洲人多数政府要求修订1950年协议，直接要求没有补偿地收回矿产权。英属南非公司自觉不能像五十年代那样通过谈判保留权利，它采取的策略是尽可能地拖延。问题的焦点在于新政府有没有义务承认殖民时期的权利。公司以国际金融圈投资相要挟，卡翁达虽有顾虑，但仍否认有责任清偿殖民时期的“义务”，[30]明确表示不会遵守1950年协议。英属中非地区特别是北罗得西亚地区多数非洲人深信矿业公司助长了中非联邦既存的不合理经济资源分配模式，也助长了不合理的国际经济体系。这是它得不到非洲人认可的最根本原因。公司利用北罗得西亚地区的矿藏发了财，却没有将主要利润用于在北罗得西亚地区投资，反而便利了联邦体制内的财政转移。按照1960年罗纳德·普兰（Ronald Prain）的报告，从1931~1959年间，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集团的毛利润总共有2亿3400万英镑，其中8900万英镑已付税，7000万英镑用作折旧费和其它杂费，7500万英镑被支付给持股者。[31]在1964年，英属南非公司的主席报告在北罗得西亚地区收取了1亿6000万英镑的特许费。其中，北罗得西亚政府收到了7900万英镑，既包含税收也包含依据1950年协议分享的特许费，英国政府享受了1200万英镑税收收入，英属南非公司在其约7000万英镑的利润中，仅将2000万英镑用于在北罗得西亚地区的投资和花费。[32]其余的5000万资金则流向白人移民聚集的南罗得西亚，截止1963年北方已经净转移了9700万英镑的岁入到联邦其它地区。[33] 同时，由于北罗得西亚政府不能自己决定本地区的所得税率，所以从1954~1964年间，矿业股息和特许费的流失总共有大约2亿5900万英镑。[34]两大集团加大了从铜矿带向外转移资本的力度。这股资金流便利了美国、澳大利亚和南非的矿业开采。自1957年，美国金属公司先是将业务扩张到美国本土的钼矿、煤矿、钾、硝酸钾和铝矿，后又进军澳大利亚的铁矿开采。[35]在1961年，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将一些从非洲得来的资金投放到智利铜业，以减少自己对于北罗得西亚铜矿带的依赖。英属南非公司同样投资了550万英镑到澳大利亚铝矿。[36] 在1963年10月，英属南非公司和北罗得西亚政府展开会谈，提出自1964年1月1日起公司增加向北罗得西亚政府上缴的特许费比例以换取新政府对自己矿产权的承认，上缴比例将达到占特许权总收入22.5%的比例——大约3500万英镑。在1964年5月宪法大会期间，赞比亚联合独立党（the United National Independence Party）[37]明确表示不会在独立宪法中写入保证英属南非公司权利的规定。英属南非公司估价自己的权利能值4400万英镑，准备以2700万英镑的价格卖掉。卡翁达政府拒不承认英属南非公司拥有任何矿业权利，表示最多支付不超过200万英镑的“善意赠款”，余款需由英国政府支付。 英国政府官员在矿业集团的支持下，坚决反对赞比亚政府征收境内南非公司的矿业特权，同时考虑到赞比亚的政治环境和反对共产主义需要，认为可以向赞比亚政府提供用于支付补偿的贷款。负责此事的英国官员在呈送给首相的公函中称：英国政府不能向无偿征收的举措妥协，认为保障征收南非公司权利是保障所有外国矿业公司财产的开端，是英国政府一贯加以保障的原则性问题，是赞比亚获取外援的障碍，弱化了抵制东方集团的能力，该地区的铜矿会最终会落在共产主义的控制之下。[38]普兰赞同英国官员的观点，并积极要求英国政府给与贷款。他列举了两项理由，一是如果不给与赞比亚政府贷款，该地的激进派将会推翻“温和”的卡翁达政府，实现无偿征收；二是为了将俄国和中国代表的共产主义势力抵挡在赞比亚境外，英国政府应该给予贷款，用以取代很可能到来的俄国和中国贷款。[39]最终，为了不让北罗得西亚地区独立后出现了普遍的反欧洲裔情绪、捍卫在该区域内的其它外国投资，英国政府同意提供200万英镑的款项。赞比亚政府将动用在伦敦的200万英镑结余支付补偿，且不再提出修改宪法、英国政府由于未能保证1950年协议而支付给公司200万英镑，英属南非公司放弃自己所有矿业权利。[40] 矿业公司和英国政府的这一预期部分得到了实现。赞比亚政府以渐进而温和的方式实现了采铜业的国有化。1964年，赞比亚政府以400万英镑的价格收回了英国南非公司的采矿权，同时大幅度提高矿业公司所得税和铜矿出口税。1969年，赞比亚政府获得了铜矿业51%的股份。1974~1975年，赞比亚政府开始全面管理铜矿物的买卖。在1981年，赞比亚政府整合全部铜矿业成立国有赞比亚联合铜矿有限公司。由于种种原因，赞比亚联合铜矿有限公司遇到了许多问题，导致铜产量的滑坡和税收收入的减少。政府不得不在1989年做出决定，将铜矿经营恢复到以前的私营模式，以此来振兴经济。在私营化进程中，284家公司中的260家通过赞比亚私有化委员会售卖出去，到2000年3月全部完成了对矿山企业的私有化。私有化后，英国对赞比亚的投资再次集中于铜矿业，在赞比亚的铜矿生产中占据了较为重要的地位。曾经在北罗得西亚土地上活跃的英美公司、英美金矿公司和兰德金矿公司又一次进入了赞比亚。这一历史过程部分可以解释跨国矿业公司和非洲民族主义者既对立又依存的关系。关系的核心是对矿业资源收益权的争夺。通过国有化政策，赞比亚政府确立了对本国土地上矿产资源的所有权，确立了非洲矿业劳工的地位，再度开放的采矿业以服务赞比亚经济为最终取向。这才形成了正常的跨国矿业公司和非洲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关系。由于历史原因，非洲民族主义者还在资本和技术上有求于西方跨国公司，这就导致了现实中非洲民族主义者和跨国公司间既对立又协作的关系。 四 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点启示： 第一，中非联邦组建、维持和解体的整个过程都是由英美政府支持的矿业公司同当地政治力量反复角力的结果。世界经济活动中没有纯粹的经济行为，只有政治经济行为。某些学者所称殖民撤退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分离、政治精英独立做出决定的说法是不客观的，也根本不存在作为“第三方”的公司母国政府。在殖民撤退时期，矿业公司同殖民政权联系紧密，甚至寻求同新兴非洲人政治力量建立联系。这是由于矿业公司一方面需要当地殖民政府的支持来从制度上确保获得廉价劳动力和矿藏开采的其它便利条件，另一方面需要殖民宗主国政府的支持来确保矿业开采权和销售渠道。故而，公司领导层不但同英国的大臣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同殖民地不断变化的政治力量不停地改变相互之间的关系。矿业公司积极行动，采取了经济的和政治的两种手段，在经济上促动英、美政府以官方援助为条件、策动国际金融机构以贷款为诱饵来确保自己已经投资于原殖民地的产业，同时通过抽取利润实行向美国、澳大利亚、南美、南非等地投资来转移资本；在政治上，一方面力求通过独立宪法加以制度保证，同时培植与新非洲领导人的私人关系，另一方面策动英美政府、国际金融力量长期施压。英美资本家在公司层面的资本融合推动了美、英政府间的合作。反过来，西方矿业公司在自己的经营方向上不可能不受到母国市场需求的影响，不会不仰赖母国保障自己的“权益”。虽然公司具有一定的自我调适能力，会主动适应新兴的非洲人多数政治力量，但其自身本就属于资本主义剥削体制的组成部分，同非洲人的经济利益具有根本的对立性。它总是力图凭借历史形成的特权地位维护垄断利润，从而使“民族”基础上的南北矛盾日益突出。 第二，中非联邦的解体也是“民族”矛盾掩盖下“阶级”矛盾激化的结果。矿业公司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催发了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同时也塑造了新的“合作者”。正是在英国政府的帮助下，公司和当地白人通过1950年协议和后续关于劳工问题的协议结成了更为稳固的白人殖民统一战线。这是中非联邦得以建立的重要原因，也埋下了导致中非联邦解体的深层祸根。当公司面对非洲人挑战时，虽有策略上的不同，但在总体上固守了此一殖民者的统一战线。在中非联邦时期，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集团和英属南非公司集团在矿产权、公司财产和劳工等问题上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关系，共同在经济领域反对非洲人的权益，并由此出发在政治上反对非洲人获取权利，在矿业领域具体表现为限制、分化非洲人工会。于是在中非联邦独立运动中，阶级矛盾隐藏于种族矛盾内，而种族矛盾本身就是一种经济矛盾。[41]结果矿业行业罢工成为整个民族反抗运动的导火索。矿业工人成为民族独立运动的先锋。1956年的大罢工标志着现代民族政党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一年，是英属中非地区非洲人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重要一年，也是从这一年起公司的种族立场开始动摇。这场运动发展得很快，在四年之后的1960年，就由单纯的反抗殖民政策发展到直接提出自治要求的民族主义运动，也正是从这时起公司主动同非洲人政治运动建立联系。民族独立运动实际上是在当地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新兴社会成分的经济要求遭到忽视，社会地位不被承认的条件下引发的，是一场当地人民为争取生活福利而进行的政治斗争。同时，由于新独立国家的社会既是自身历史发展的产物，也受到了殖民统治的影响，第一代民族独立领导人也就具有了双重社会属性即既是社会大众的代言人又继承了部分原殖民关系。因而，塑造了某种意义上旧秩序“合作者”的身份。[42]这种“合作者”身份体现在矿业领域即为被迫逐步收回原本属于本地人民的矿业权益。这就使“阶级”矛盾在独立后仍旧尖锐。 第三，在英属中非联邦解体的过程中，由于殖民当局长期的种族主义政策，阶级斗争服从了民族独立斗争。中非联邦的解体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正是这股力量迫使受矿业公司利益驱动的英国政府不得不准许独立。矿业公司积极寻求英国政府的保护，毫无脱离保护之意，英国政府亦无主动结束殖民统治之意，资本主义发展并没有达到主动放弃殖民地的地步。虽然殖民当局一贯限制以矿业工人阶级的发展，但资本主义剥削间接刺激了矿业劳工的阶级意识，殖民当局对工人运动的分化、瓦解反而锤炼了工会组织。矿业公司一贯注意培养非洲当地合作伙伴，便利了其在殖民地独立后继续保有已有权利。反对来，无论是英国政府还是殖民地政府都能对公司的运转形成有力影响。显然，新殖民主义理论的视野中缺乏“阶级”的动力，而后帝国主义理论则低估了“国家”力量以及资本主义的剥削性。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将阶级、国家、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有机统一在一起，有助于更好地分析、理解历史和当今现实。 注释： [①] 如弗林特就认为殖民宗主国如英国有计划地彻底放弃了自己的宗主国地位，罗格和罗宾逊则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无需保有殖民地就能享受经济利益的阶段，参见：Flint，John，“Planned Decolonization and its Failure in British Africa”， African Affairs， vol. 82， no. 328 (July 1983)，Louis ，Wm.Roger and Robinson ，Ronald，“The Imperialism of Decolonization”，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Vol.22，Issue 3(September 1994)。有关非殖民化背景下工人阶级发展与非洲社会变动参见：Cooper，Frederick ，Decolonization and African Society：The Labour Question in French and British Africa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关于西方公司的地位和作用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公司拥有相当大的主动权，能够左右自己母国和当地政府的政策，参见：Olakunle A. Lawal， “British Commercial Interests and the Decolonization Process in Nigeria, 1950-60”，African Economic History，No. 22 (1994)，pp. 93-110；第二种观点认为西方公司虽然采取了行动，但只是对时局的被动适应，参见：L.J.Butler，“Business and British Decolonisation: Sir Ronald Prain，the Mining Industry and the Central African Federation”，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Vol.35， Issue 3（September 2007），pp.459-484；第三种观点认为西方公司没有积极的作为，更像是一群旁观者，新殖民主义的后果并非公司或宗主国政府主动作为的结果，参见：David K.Fieldhouse，“Decolonization，Development，and Dependence：A Survey of Changing Attitudes”，in Gifford ，P.and Louis， WM.R.，edit.， the Transfer of Power in Africa: Decolonization，1940~196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pp.483-514。 [②] 这个公司由著名的殖民者塞西尔·罗德斯（Cecil Rhodes）组建，由英国政府在1889年授权管理中非地区。在管理权力于1924年终止后，公司同英国政府签订协议继续保持住了在罗得西亚矿业领域的经济权利。捍卫此一权力成为公司日后行动的主旨。公司担忧一切会影响自己特权的政治力量。这是公司曾强烈反对南罗得西亚成立责任制政府，甚至更加反对北罗得西亚白人移民控制北罗得西亚的管理机构的原因所在。随着南罗得西亚责任制政府的建立，该地的矿权于1933年矿权被以200万英镑的价格卖给南罗得西亚政府。公司的矿权仅余北罗得西亚一地。 [③] Richard L.Sklar, Corporate Power in an African state: the Political Impact of Multinational Mining Companies in Zamb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p.47. [④] 例如，1909年一名英属南非公司的董事访问罗得西亚时记录道：“我看到（白人常驻人口）的增加超过了仅仅供应矿业人口的想法未感到焦虑。我认为增加白人人口可以作为董事会的政策”，Marquis of Winchester to Richard Goode, 3 July 1909, National Archives of Zambia, NWR A/3/10，转引自Peter Slinn ，“Commercial Concessions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The Role of the British South Africa Company in Northern Rhodesia 1890-1964”，African Affairs, Vol. 70, No. 281 (Oct., 1971), p. 370. [⑤] Barber，W.J.，The Economy of British Central Afric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p.233. [⑥] Roberts,A. ,A History of Zambia,London：Heinemann,1976,pp.216-217. [⑦] CO 1015/338 6 Feb1952 [Implementation of Dalgleish Report]:minute by D Wiliams，in Philip Murphy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Empire:Central Africa, London : HMSO, 2005,第77号文件。 [⑧] CO 1015/399，no 91 4May1953[Mining companies]:inward telegram no 126 from I M R Maclennan to CRO,in Philip Murphy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Empire:Central Africa,London : HMSO, 2005,第94号文件。 [⑨] Philip Murphy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Empire:Central Africa,London : HMSO, 2005,p.1ix. [⑩] CO1015/1129，no9 4Aug1955[European Mine Workers’ Union]:letter from Sir A Benson to Mr Lennox-Boyd about a deal with Anglo-American, Philip Murphy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Empire:Central Africa, London : HMSO, 2005,第110号文件。 [11]菲利普·墨菲认为，由于劳工和矿业政策权保留给北罗得西亚政府，中非联邦几乎完全和铜矿业不相关。矿业集团很少倾向继续支持中非联邦。Murphy P. ，Party Politics and Decolonization:The Conservative Party and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in Tropical Africa ，1951-1964，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74-75.事实上，联邦政府在上述两个领域仍保留了主导性的权力。 [12] Philip Murphy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Empire:Central Africa,London : HMSO, 2005,p.1ix. [13] CO 1015/933，no16 18Dec1956[Unrest on the Copperbelt]:note by Miss B M Turnell of a meeting with Sir P Branigan at the CO ,in Philip Murphy (ed.),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Empire:Central Africa,London : HMSO, 2005,第138号文件。 [14]Philip Murphy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Empire:Central Africa,London : HMSO, 2005,p.1ix. [15]在1955年，铜矿业鼎盛之时中非联邦三分之二的出口收入都来自铜出口。在1960年，大约有35，0000到40，0000人的生活直接或间接的依赖于铜矿业。见L.J.Butler，“Business and British Decolonisation”，第464页。 [16]肯尼思·卡翁达（Kenneth Kaunda）（1924~ ），北罗得西亚独立时期政治领袖，反对联邦体制，1964年至1991年担任赞比亚总统。 [17]黑斯廷斯·班达（Hastings Banda）（1902~ ），尼亚萨兰独立时期政治领袖，到处发表演讲反对中非联邦，后长期担任马拉维总统。 [18] CO 1015/930,no51 11Sept1956[Unrest on the Copperbelt]:inward telegram no57 from A T Williams to Mr Lennox-Boyd, in Philip Murphy (ed.),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Empire:Central Africa, London : HMSO, 2005,第133号文件。 [19]Macimillan Diary,14 December 1960，转引自Horne，A.，Macmillan，1957-1986， Basingstoke:Macmillan,1989,p.209. [20] Fisher,N.,Iain Macleod , London :Andre Deutsch，1973,p.142;David,Goldsworthy ，Colonial Issues in British Politics,1945-1961：From ‘Colonial Development’ to ‘Wind of Change’， London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p.363. [21] Patrick Keatley, The Politics of Partnership, Baltimore:Penguin, 1963,pp.446-451. [22] Kenneth Kaunda and Colin Morris，Black Government? A Discussion between Kenneth Kaunda and Colin Morris, Lusaka: United Society for Christian Literature,1960,pp.83,86. [23]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主席年度陈述，G1/15/3，1959年10月15日，伦敦经济学院图书馆；英国殖民部档案：CO1015/1747，中非联邦首相罗伊·韦伦斯基向联邦团结党大会作党首报告，1959年9月17日，转引自L.J.Butler，“Business and British Decolonisation”，第469页。 [24]RLP1/5，Correspondence with Amco,H.K.Hochschild 1957,1955-69;Harold Hochschild, “Summary of Talk with Dr.Banda”,16 April1960; WP647/4,Welensky to Millin,13May 1962; WP550/14,Parker to Wynne,5May 1961;in Andrew Cohen, “Business and Decolonisation in Central Africa Reconsidered”,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Vol.36,No.4,December 2008,pp.649-651. [25] Richard Hall, Zambia, London：Pall Mall Press,1965,p. 150. [26] Northern Rhodesia Legislative Council Debates, 14 September 1949,in Peter Slinn , “Commercial Concessions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The Role of the British South Africa Company in Northern Rhodesia 1890-1964”,African Affairs, Vol. 70, No. 281 (Oct., 1971), p. 379. [27] WP652/10, Welensky to Oppenheimer,15 July1953, in Andrew Cohen, “Business and Decolonisation in Central Africa Reconsidered”,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Vol.36,No.4,December 2008,p.653. [28] Kahler,Decoloniza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pp.268-269. [29] WP652/10,Oppenheimer to Welensky,25December1962, in Andrew Cohen，“Business and Decolonisation in Central Africa Reconsidered”,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Vol.36,No.4,December 2008,p.653. [30] Peter Slinn , “Commercial Concessions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The Role of the British South Africa Company in Northern Rhodesia, 1890-1964” ,African Affairs, Vol. 70, No. 281 (Oct., 1971), p. 380-382. [31] Prain, Selected Papers, II, p. 124. A. D. Roberts，“ Notes towards a Financial History of Copper Mining in Northern Rhodesia”，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Vol. 16, No. 2, (1982), pp. 347-359. [32] Bostock and Harvey, Economic Independence and Zambian Copper: A Case Study of foreign investment ,New York:Praeger,pp. 48, 51. [33] Arthur Hazlewood, “The Economics of Federation and Dissolution in Central Africa,”in A. Hazlewood, ed., African Integr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217. [34] Andrew Roberts, A History of Zambia,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p. 214; Hall, Zambia, p. 265.这个数字包括公司间的业务支付金额，据Hall的估算此一时期“流向海外”的净资产是2亿6000万英镑。 [35] Cunningham, The Copper Industry in Zambia , New York: Praeger, 1981, pp. 195-196, Thomas R. Navin，Copper Mining and Management,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78 ,pp. 279-280. [36] Slinn, "Northern Rhodesia mineral rights issue," p.228,in A.D.Roberts，“Notes towards a Financial History of Copper Mining in Northern Rhodesia”，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Vol. 16, No. 2, (1982), p. 359. [37] 该党是赞比亚非洲人国民大会遭禁后，由原成员成立的新党。当1960年1月卡翁达被释放后，该党很快选举卡翁达为主要领导人。 [38] DO183/205，no236 29 Sept1964[BSAC mineral rights]:minute by G W Jamieson on financial aid to Zambia, in Philip Murphy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Empire:Central Africa,London : HMSO, 2005,第399号文件。 [39] PREM11/5028 , 4Sept1964 “Northern Rhodesia and Chartered”: minute by Mr Boyd-Carpenter to Sir A Douglas-Home;397 PREM11/5028 , 15Sept1964“British South Africa Company(‘Chartered’)Northern Rhodesia”:minute by Sir B Trend to Sir A Douglas-Home, in Philip Murphy (ed.),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Empire:Central Africa, London : HMSO, 2005,第392号文件。 [40] PREM13/111, 30 Oct 1964, “Zambia:The British South Africa Company”:dispatch by W B L Monson to Mr Bottomley.Annex, in Philip Murphy (ed.),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Empire:Central Africa, London : HMSO, 2005,第406号文件。 [41] 恩格斯写道：“我们认为，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的发展。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见《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第199页。 [42] 国际学界对于合作者的讨论，参见拙作《近二十年来英美学者关于英属黑非洲帝国衰落原因的研究》，《史林》，201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