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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大规模报复”战略是美国的第一项核战略。这一战略以核武器作为维持现状的手段，向美国的冷战对手发出信号，要么维持现状，要么进行毁灭性核战争。中苏两国由于各自所处环境和战略利益存在差异，决定了中苏对于美国“大规模报复”战略的认识不尽相同，认识上的分歧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政策选择。政策的差异引起了双方论争。这种论争背后体现的是双方国家利益的冲突，矛盾无法调和，最终成为中苏交恶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 键 词：“大规模报复”战略 中苏交恶 政策选择 作者简介：张彦伟，博士研究生，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大规模报复”战略是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提出的“新面貌”安全政策的核心，也是美国提出的第一项核战略。这一战略尽管在其问世之初就受到广泛关注，但是对于20世纪50年代中苏交恶与这一战略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尚缺少细致的讨论。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推出 1953年7月3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着手制订新的国家安全战略。10月30日，新的国家基本安全政策文件——NSC162/2由总统艾森豪威尔签署通过。它取代了之前的NSC68号文件和NSC135/3号文件，成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制定全局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指导性文件。在冷战史上，NSC162/2号文件确立的国家安全战略通常被称为“新面貌”战略。NSC162/2号文件分析认为“苏联似乎不可能在当前估计的时间内(到1954年)有意对美国发动一场战争”，“在不发动全面战争的情况下，将会出现一个比较长的紧张时期”。[1]美国制定国家安全政策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在“应对苏联对美国安全威胁的同时，避免严重削弱美国经济和美国的基本价值观念和基本制度”。NSC162/2号文件提出的因应对策是美国政府“需要发展和保持一个较强的军事态势，重点依靠进攻性打击力量进行的大规模报复的破坏能力”，“在发生对抗时，美国将考虑把核武器与其他武器同等使用”。[1](pp.582，593)NSC162/2号文件声称“不仅要使美国的欧洲盟国，而且要使苏联明白无误地认识到，一旦欧洲遭到进攻，美国将毫不犹豫地使用核武器和大规模报复手段进行回击”。[2] 1954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纽约外交学会发表演说——《外交政策的演变》，公开宣布“大规模报复”战略。《纽约时报》评论说，华盛顿正在“以各国政府谈论这一问题时所使用的最为明确的语言告诉中共和俄国人，今后不论在朝鲜，在印度支那，在伊朗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发生新的代理人战争或灌木林火式的战争，美国都可能立即用原子武器对苏联和红色中国进行报复”。[3]其后美国副总统尼克松也发表讲话，声称“我们将不容许共产党在世界各地的小型战争中把我们一口一口地吃掉，我们今后将主要依靠大规模报复力量，其好处是我们可以自己决定在我们选择的时间和地点使用这种能力，打击侵略的主要策源地”。[4] 从字面上看，“大规模报复”是指对共产主义阵营“侵略”的反应，强调后发制人。1954年12月，艾森豪威尔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曾经这样表示，“我们将不挑起战争，这是我们为何需要耐心的原因。如果发生战争，那么一定是那个家伙发动的，否则我们不能够使用这种武器”。[5]这表明，就目标选择层面而言，“大规模报复”战略是保守的，并不追求“推回去”的战略目标，而是以维持现状为旨归。但事实上，这一战略在政策选择层面的表现却极富进攻性。它模糊了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界限，宣布今后发生与共产主义阵营的“冲突”时，战争的规模将不受限制，核武器将与常规武器等同使用。任何来自敌方对于现状的破坏，美国都将不惜动用核武器，进行大规模、毁灭性的报复打击。事实上，当时美国确实拥有了核武器的优势地位。苏联切尔沃夫将军曾这样回忆，“我常常手握铅笔，计算美国所拥有的原子炮、原子弹和发射工具的数量”，“苏联面对的严重现实是，美国拥有绝对的核优势。此外美国本土在当时还是不受攻击的安全堡垒。”[6]因此，尽管美国宣称只将核武器作为防御手段，但在共产主义阵营看来，美国和西方盟国极有可能会以所谓“还击”为借口对他们发动核突击。1954年3月12日，苏联领导人马林科夫表示，人类面临的问题不是在“冷战”和“热战”中选择，冷战已经演变成准备新的世界大战，“而现代战争手段进行新的世界大战”将导致“世界文明的毁灭”。[2](p.173) 二、中苏的反应 (一)苏联对“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反应 以核武器作为维持现状的手段，美国“大规模报复”战略实际上向冷战对手发出信号，要么维持现状和平共处，要么进行毁灭性的核战争。事实证明，苏联对此心领神会，赫鲁晓夫曾在多个场合作过类似的表述。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只有两条路：或者和平共处，或者是发动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1958年5月23日，在招待芬兰总统的宴会上，他说：“为了建立世界的稳定局面并且防止战争，必须承认现状，不要企图用强力改变现状，否则便意味着承认战争是不可避免的。”[7]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再次表达了相同的看法，认为和平共处恰恰是维持和平和防止普遍毁灭性战争的途径。其后在一次访问中，赫鲁晓夫表示，“在我们这个创造了毁灭性如此之大的战争手段的时代，已经没有了战争与和平的中间地带”。[7](p.30) 为了避免可能爆发的核战争，苏联选择维持现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在苏联的帮助下纷纷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使苏联西部边境的安全得到了保障。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中苏同盟关系的形成，又成为苏联东南部地区的安全屏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提出维持现状的要求对苏联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二)中国对“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反应 解放东南沿海岛屿和台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全中国的重要任务之一。早在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就发表了时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宣布“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8]5月下旬，中央军委就渡江作战后的进军问题指示第三野战军，“你们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9]根据这一指示，第三野战军在解放上海后，即开始着手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7月10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苏联学习空军。同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10]之后，中国加快了空军建设。8月，第三野战军开始进行清扫台湾外围屏障的作战，先后发起了福州战役和漳州战役。10月，金门作战失利后，中央军委一面总结经验教训，一面仍在紧锣密鼓地筹划渡海作战。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派第七舰队悍然入侵台湾海峡，为了保卫新中国国家安全和主权，中国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解放台湾的计划被暂时搁置。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中国将战略重点由东北地区重新转移到了东南沿海，再次为解放台湾做准备。在此前后，美国制定并推出了“大规模报复”战略，其所要求维持现状的目标，中国无法认同，因为维持“现状”就意味着承认国家的分裂状态。这对致力于民族振兴、国家统一的新中国领导人来说无法容忍。台湾问题事关中华民族核心利益，即使面临核威胁，中华民族也不会退缩。1954年12月5日，周恩来在会见缅甸总理吴努时表示，“我们反对战争，但不会被战争所吓倒；我们热望和平，但不会用我们的主权和利益去祈求和平。”[11] “大规模报复”战略是一项核威慑战略，核武器是实现维持现状这一战略目标的手段。核武器产生之后，“唯武器论”甚嚣尘上。对此，毛泽东始终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是人。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曾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指出，“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12]在美国推出“大规模报复”战略后，毛泽东曾多次表达对这一战略的看法。如1954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时就表示，“在武器方面，美国以为它有原子弹和大炮，以为它的海、空军强大，因为它依靠这些东西。我想武器虽然有变化，但是除了杀伤的人数增多以外，没有根本的不同”。[13] 总之，中苏两国由于所处环境和战略利益存在差异，因此双方对于美国“大规模报复”战略的认识不尽相同。苏联认为只有维持现状才能避免核战争，但维持“现状”对于中国而言则要以分裂作为代价。美国以维持这种不合理国际现状为基础的和平，实际上是以和平之名行侵略之实，因此，中国肯定无法接受这一战略。 三、中苏的政策选择与交恶 围绕“大规模报复”战略，中苏两国在对美政策上出现了分歧，但这种分歧对中苏关系的影响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从1953年底到1960年初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从1953年苏共新领导集团的确立至1957年底莫斯科会议 这一时期，中苏两国虽然都主张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但对美国推出“大规模报复”战略后如何实现和平共处的看法并不一致。此时双方分歧已经产生，但没有影响到正在发展中的友好关系。 朝鲜战争虽然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声誉，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加深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1953年底，周恩来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时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曾经希望依据这一原则改善中美关系，为此，中国代表团主动与美国代表团进行接触。1956年8月29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时指出，“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14]与此同时，在斯大林去世后，苏联也在积极谋求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缓和关系，在美国提出“大规模报复”战略后，苏联希望与西方世界和平共处的愿望更为坚定，1956年苏共二十大正式将和平共处确立为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苏联的和平共处理论与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都表达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相互关系、友好相处的愿望，但是如何实现和平共处，中苏的理解迥然不同。苏联提出和平共处理论的依据之一，是在美国将核武器作为维持现状手段的情况下，发生在两大阵营的任何一场战争都有可能引起足以毁灭全人类的核战争。因此，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除了和平共处之外，别无出路。而要想和平共处，就必须承认现状，不依靠武力去改变现状。中国也主张和平共处，但前提是领土主权和内政不受侵犯和干涉。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全体会议的发言中指出，“只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才有保障。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主权和领土的侵犯，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内政的干涉，都不可避免地要危及和平。如果各国保证互不侵犯，就可以在各国的关系中创造和平共处的条件。如果各国保证互不干涉内政，各国人民就有可能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选择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原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是可以实现和平共处的”。[15] 美国“大规模报复”战略推出后，中苏两国在如何实现和平共处上的分歧，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得较为明显。在中国政府看来，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大规模报复”战略将台湾划入美国防线的做法是对中国领土的侵犯和内政的干涉，这种以国家分裂为代价换取的和平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所不能接受的。而在苏联看来，台湾问题虽属于中国内政，但在冷战的背景下已不可避免国际化，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分裂状态是客观存在。为台湾问题去挑战美国“大规模报复”战略是极其危险的行为，得不偿失。 不过，这种认识上的分歧在这一时期并未影响正在发展中的中苏关系。1954年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后，苏联在外交上支持中国。1954年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后，12月9日，苏联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索拉列夫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指出：“这个条约在防御的幌子下，实际上要使美国武装部队对台湾的占领永久化”。[16]另外，1955年1月17日，苏联致函中国政府，同意在促进利用原子能和平用途方面给中国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资助。此后，苏联又同意对中国发展原子武器进行帮助。1957年10月15日，中苏签署了《国防新技术协定》。与此同时，中国在苏联与东欧各国缔结《华沙条约》，同联邦德国建交，与美英法签署对奥和约、与西方举行裁军谈判等一系列外交活动中全力支持苏联。尽管对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中国有不同看法，但在公开场合还是做出了正面评价。 这一时期，中苏两国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分歧并没有影响中苏关系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在中共看来，苏联此时的对外政策虽然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存在差异，但这属于苏联的内部事务，本着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中国政府不应该说三道四。另一方面，苏联虽然对中国的对台政策存有疑虑，但第一次台海危机后，中国也在积极谋求与美国进行外交谈判的途径，这与苏联的政策是一致的。因此，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召开之前，中苏外交政策虽然已经产生了分歧，但并未影响这一时期的中苏关系。 (二)第二阶段：从1957年莫斯科会议召开至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 苏共二十大将和平共处确立为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就是要全党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以便在今后的外交实践中更好地予以贯彻实施，特别是希望得到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因此，苏联希望借即将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国际会议，将苏共二十大确立的路线用来指导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对于苏共二十大，尽管中国在公开场合给予了正面评价，但是对于苏共二十大确立的外交政策，中国的态度有所保留。1957年1月底，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苏之间就有那么一些矛盾。他们想问题做事情的办法，他们的历史习惯，跟我们不同”，认为现在的情况是“他们想影响我们，我们想影响他们”，并表示“目前只要大体过得去，可以求同存异，那些不同的将来再讲。如果他们硬是这样走下去，总有一天要统统捅出来”。[17]因此，在莫斯科会议上，苏联要将苏共二十大的路线确立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动摇了中国求同存异的底线，如果一旦按照苏联的做法，台湾问题也将按苏联的政策加以处理，这显然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在1957年纪念俄国十月革命40周年之际，全世界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齐聚莫斯科召开会议。其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就国际形势、战争与和平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问题进行讨论并最终形成了两个文件——《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在会议讨论和文件起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就上述问题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最后形成的两个文件中，既贯彻了苏共二十大的精神，也包含了中国共产党对一些问题的独特看法。 和平共处问题是中苏双方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在会议上，赫鲁晓夫虽然并不否定帝国主义的战争本性，但更强调由于苏联掌握核武器，美苏之间形成了核竞争，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使两大阵营除了和平共处外别无出路。但毛泽东对此却存在不同看法，他在与苏共领导人的会谈中就表示，“我们对现代战争一是反对，二是不怕”，认为“古时候打仗没有原子弹和火箭，刀枪剑戟打起来，死人不见得比现在少”。[18]在会议讲话中，毛泽东指出：“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们党的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讲过这个问题。现在要打，中国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但是苏联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17](p.326)可见，在毛泽东看来，在核武器时代，有可能发生战争，即使爆发原子战争，其结果也必将以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告终。这实际上否定了苏联推行“和平共处”的理论基础。对此，赫鲁晓夫极为反感：“对于这样一个演说，谁也没有准备”，“大家都在想着如何避免战争。我们的口号‘继续为和平与和平共处而斗争!’可是突然来了个毛泽东，说我们不要害怕战争”。[19]中苏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在《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中也有所体现。苏共和中共起草的《莫斯科宣言》指出，“如果帝国主义的战争狂人硬要不顾一切发动战争，那么帝国主义就注定灭亡”。[20]而在苏共和波兰工人党起草的《和平宣言》却强调，“在新的战争中不会有人们能够平安避难的地方。原子弹、氢弹和火箭战争的烈火将会烧到世界各国人民，将以无数的灾难威胁今天的人类和它的后代。”[21] 1957年11月22日，在参加完莫斯科会议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毛泽东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和平共处总路线的提法：“现在国际上一般都公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否做得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美国首先就做不到，尼赫鲁是不是完全照这样做也还要看。我们是坚决照这么做的。从外交政策和国与国的关系方面来讲，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这是正确的。但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共产党的对外关系的总路线，就不能只限于和平共处”。“所以不能把和平共处作为一个党的对外关系总路线”。[22]1957年底，中美在日内瓦进行的大使级会谈由于美国谈判代表任期届满后美国拒绝指派新大使而告结束。会谈三年来，美国敌视新中国的立场没有丝毫松动，台湾当局对大陆的骚扰活动变本加厉。毛泽东对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产生了怀疑。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认为正确的对外关系既要强调团结又要进行斗争，只不过对社会主义国家、亚非拉美民族主义国家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有区别，仅仅和平共处是不行的。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于1958年8月23日命令福建前线部队对金门再度实施炮击，第二次台海危机由此爆发。 在第二次台海危机期间，尽管苏联对中国未能事先向苏联通报炮击的时间和计划表示不满，但在得到中国方面不拖苏联下水的承诺后，苏联对中国采取了谨慎配合的态度。赫鲁晓夫先后于9月7日和19日两次致信艾森豪威尔，表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子讹诈既吓不倒我们，也吓不倒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并不只是美国，而且另一方也拥有原子武器和氢武器以及相应的发射这些武器的工具，如果竟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动这种进攻，那末，侵略者就将立即遭到应有的、同类武器的反击”。[23]这对美国确实形成了一定的压力，推动了整个局势的缓和。 总之，这一时期苏联希望用苏共二十大确立的外交政策规范社会主义阵营的活动，遭到了中国的抵制，中苏分歧开始表面化，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进一步加深了这一分歧，中苏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三)第三阶段：从1958年末到1960年初 这一时期苏联的和平攻势取得一定进展，苏美关系出现缓和的迹象，而中美关系在长期僵持之后趋于紧张，中苏对美政策的分歧和矛盾日益加深，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苏关系最终走向破裂。 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使苏联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疑虑进一步加深，认为中国干扰了苏联推行的缓和战略。1958年后，长期困扰苏美核禁试谈判的监督问题出现了转机，美国建议就这一问题举行专家会议进行论证。8月21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专家会议做出结论，可以在技术上对禁止核试验进行监督，美英两国随后宣布愿意响应苏联的提议进行核禁试谈判。然而就在此时，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尽管苏联当时对中国给予了支持和配合，但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中国炮击金门“正好迎合了美国好战集团破坏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针的意图。北京打算借助这种行动来激化苏美关系，并借助苏中条约这部机器把冲突扩大为远东的军事对抗”。[24]鉴于无法约束中国政府的行动，在对苏美关系与苏中关系进行重新评估后，苏联决定通过向中国施压的方法，阻止中国对外政策与行动可能给苏联缓和战略造成的消极影响，因此，苏联与中国保持距离，甚至不惜公开苏中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日内瓦会议后，美苏英三国在核禁试问题上的立场逐步接近，为了不破坏这一进程，苏联在1958年下半年开始收缩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只给一般技术，严格控制高新技术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以苏联正与美英在日内瓦谈判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协定和苏美政府首脑会议即将召开为理由，怕“西方国家获悉苏联将核武器的样品和设计的技术资料交给中国”，因而“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为此，苏联政府提出目前先不把苏联原子弹的样品和设计的技术资料交给中国，待两年之后，“彻底澄清西方国家对于禁止试验核武器问题以及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态度”后再决定。[25]1959年7月，中印在边界地区发生军事冲突后，苏联向中方表示，“中国同志承认并反复强调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世界舆论就会形成如下印象：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所采取的强硬路线和外交政策，是得到苏联同意的”。[26]为了不影响赫鲁晓夫的访美活动，苏联不顾中方对事件真相的解释，发表了塔斯社声明，将中苏分歧公之于世。9月，在戴维营首脑会谈后，赫鲁晓夫在途经中国时向中国领导人表示，“台湾问题不仅给美国人制造了麻烦，也给我们自己带来了困难。在我们内部以信任的方式讲，我们不会因为台湾问题而卷入战争”。[27]他还指出，“美国宣布支持蒋介石，我们宣布支持你们，这就造成了大战前夕的气氛”，甚至指出苏联“远东共和国”的例子，希望中国放弃对台使用武力，暗示中国可以暂时让台湾“独立”。这些要求遭到中国领导人的断然拒绝。[28]10月6日，赫鲁晓夫发表演讲，又不指名地影射攻击中国像“好斗的公鸡”，热衷于战争。[22](p.227)12月，苏联大使契尔年科代表苏联政府向中国发出警告，声称企图破坏苏联外交政策将会影响双方关系。 与美苏关系出现缓和形成对比，20世纪50年代末中美关系在长期僵持之后开始趋于紧张。除台湾问题外，由于美国支持南越政权使越南的局势再次动荡起来。中国政府认为，越南人民谋求统一的斗争和中国解放台湾的诉求一样，是完全正义的行为，因此坚决反对美国以“维持现状”为由进行干涉。此时，中国本来最需要得到苏联的支持。然而，苏联非但不予支持，反而向中国施压，甚至为了取悦西方不惜损害两国的同盟关系。对此，中国领导人难以理解，认为苏联正在走向修正主义。1959年12月的一次内部会议讲话中，毛泽东指出，“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认为“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29]毛泽东表示，他们“不反美，我们自己反，因为那时形势美逼我反；受美压迫的朋友需要我支持，我不得不支持”。[30]对于苏联对中国的打压，毛泽东认为这是苏联搞大国主义，对于“大国沙文主义非抵抗不可，没有谈判、妥协的余地”。[22](p.350)1960年4月，在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不点名地批评苏联正在执行修正主义的外交路线，由此揭开了中苏论战的序幕，而这又进一步造成了中苏分歧的加深，最终导致中苏关系的破裂。 参考文献： [1]NSC162/2, FRUS, 1952～1954. Vol. 2, p. 590. [2][英]劳伦斯·弗里德曼著、黄钟青译：《核战略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11页。 [3]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时代——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页。 [4][美]阿伦·米利特、彼得·马斯洛斯基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美国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74页。 [5][美]麦乔治·邦迪著、褚广友等译：《美国核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48页。 [6][美]约翰·纽豪斯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核时代的战争与和平》，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9页。 [7]《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关于现阶段帝国主义的言论》，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6页。 [8]《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人民日报》1949年3月16日，第1版。 [9]《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6页。 [10]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24页。 [11]《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93页。 [1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3页。 [13]《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7页。 [14]《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46页。 [15]《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119页。 [16]《苏联代表在联合国发言选集》第6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231页。 [17]《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0～192页。 [18]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李越然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页。 [19]《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395页。 [20]《国际共产主义新阶段：各国共产党对莫斯科会议的反应》，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6页。 [21]《和平宣言》，《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3日，第1版。 [22]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年中苏关系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页。 [23]《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下，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2778页。 [24][苏]鲍里索夫、科洛斯科夫著，肖东川、谭实译：《苏中关系：1945～198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43页。 [25]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80页。 [26]戴超武：《中印边界冲突与苏联的反应和政策》，《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27]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5期。 [28]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页。 [2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01页。 [30]《新中国外交风云》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页。 (责任编辑：admin) |